“我觉得，正是出于作者的责任感，我今天16点的时候才驾起飞车，再次飞往古屋。当时迎面刮来狂风，飞车艰难地穿行于气流的密林之中，好像有无数透明的树枝在呼啸着，抽打着。下面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用浅蓝色的冰块堆积起来的。突然飘来一块云，顷刻之间洒下一片斜影，冰块变成了铅灰色，膨胀起来。这情景就好像春天，你站在岸边

等待，以为坚冰马上就要裂开，松动，旋转，顺流而下，然而那坚冰纹丝不动，而你倒觉得你自己在膨胀，心里发慌，心跳加快（不过，我何必要写这些呢？这些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呢？因为并没有一种破冰船能够摧毁构筑我们生活的种最透明、最坚同的水晶玻璃……）。

古屋的入口处没有人。我巡视了一圈……”这是来自叶甫盖尼·扎米亚京专著的《我们（反乌托邦三部曲）》的节选部分。

《我们（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作者是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我们（反乌托邦三部曲）》：

在联众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主人公便叫“D—503号”。然而在这个高度统一的、抹杀所有个性的极权乌托邦，人性的光辉始终存在，对于自由、美丽的渴望让主人公慢慢睁开双眼去抗争，去挣脱。

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再思考——代序

我们

附录

一、自传

二、致斯大林的信

笔记之二十一

提要：作者的责任。冰层隆起。最难能可贵的爱，

昨天是她的日子，可是她又没有来，并且又送来张含混不清，什么也没说明白的字条。但是我很平静，平静得很。如果说我终归还是按照她字条上的吩咐去行事了，如果说我还是把她的票券送到了值班员那儿，然后放下墙幔，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我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无力违抗她的意愿。笑话！绝对不是！原冈很简单：墙幔把我和那橡皮膏似的微笑隔开之后，我就可以安静地写我面前的这部书稿了，此其一。其二，我怕失掉I一330，她可能是揭开所有的谜（衣柜的奇遇，我的短暂死亡等等）唯一的线索。我现在认为，即使仅仅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也有责任解开这些未知数，更何况人从本能上就憎恶未知数，而homosadpiens，只有在他们的语法巾不再有问号，而只有叹号、逗号、句号之时，才是名副其实的人。

我觉得，正是出于作者的责任感，我今天16点的时候才驾起飞车，再次飞往古屋。当时迎面刮来狂风，飞车艰难地穿行于气流的密林之中，好像有无数透明的树枝在呼啸着，抽打着。下面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用浅蓝色的冰块堆积起来的。突然飘来一块云，顷刻之间洒下一片斜影，冰块变成了铅灰色，膨胀起来。这情景就好像春天，你站在岸边等待，以为坚冰马上就要裂开，松动，旋转，顺流而下，然而那坚冰纹丝不动，而你倒觉得你自己在膨胀，心里发慌，心跳加快（不过，我何必要写这些呢？这些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呢？因为并没有一种破冰船能够摧毁构筑我们生活的那种最透明、最坚同的水晶玻璃……）。

古屋的入口处没有人。我巡视了一圈，才在绿色长城边上发现了看门的老太太，她正用手遮挡着太阳往天上看。长城上空盘旋着几只黑色锐角三角形的什么吗，它们嘎嘎叫着俯冲下来，胸脯撞到坚固的电波护栅便退下阵来，重新盘旋在长城上字。

我觉察得到，道道阴影从她那张黝黑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她向我迅速投来一道目光。

“没有人，没有人！是的！也没必要在这儿走来走去。没必要！”

“没必要”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这种怪念头，总是把我只当成仟么人的影子。也许你们自己才都是我的影子呢。难道不是我安排你们住进这一页页书稿里的吗？这些书稿原来可部足一张张四方形的空白纸呢。要不是我带领着人们从字里行问的羊肠小道走过，他们能看得见你们吗？

当然，这番话我并没有对老太太说。我凭着个人的经验懂得，最令人痛苦的事，就是引得某人怀疑他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三维的实体，而不是别的什么实体。我只是很生硬地说，开门是她应该做的事，她才放我进了院里。  院子里空空荡荡，鸦雀无声。墙外的风声显得很遥远，就像那天我们肩贴着肩，二位一体地走出地下长廊时一……

P137－139

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再思考

——代序

吴泽霖

著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们》，然而自作品发表以来，它一直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理解这部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社会思考的延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16一19世纪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百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了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且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却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结果，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患上了一种“矛盾综合征”：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6一1917）目睹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扎米亚京写作《我们》，实际上是继续着他在写作《岛民》（1917）时期已经开始的思考，同时也是继续着俄国人传统的反乌托邦思考。当然，作为一个20世纪的思想先行者，他的思考范围绝不仅仅是苏联社会，而是在警惕地、特别守护，要躲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穿堂风的肺痨小姐。”这部小说创作于苏联建国之初（1921）而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前（1988），这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从世界文学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个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的压抑这个世纪性的主题，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和另两部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反乌托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艺术上显现出坚韧的积极情调，表现出扎米亚京对“革命的辩证法”、对世界永远向前的坚定信念。

1932年3月扎米亚京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说：“人们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公鸡的波斯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于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自己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这种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

而在世界的一脚巳迈进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个性呼唤着伸张的今天，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人和自然相敌对的现实，人性可怕的异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之后，再拉响《我们》曾试图发出的预见性的危险信号不会是亡羊补牢－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为这部写于20世纪前叶而前瞻着整个世纪和更远未来的小说感到骄傲。它以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先锋性在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文中《我们》的若干引文根据本书进行了统一。——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