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果编著的《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生动讲述陈独秀与前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恩恩怨怨。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有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扑朔迷离的政治关系。书稿讲述莫斯科、共产国际最初是如何选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总书记的历史趣事,尤其,在建党以及建党之后的最初几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隶属关系。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陈独秀是如何处理与莫斯科、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在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对于蒋介石大肆杀戮革命者,陈独秀在国民党以及莫斯科之间,是如何处理的。以及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前后后,前苏联、共产国际究竟是如何表态和对待的,本书都将给予详尽精彩地讲述。
姚金果编著的《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主要依据苏联解密档案,生动讲述了陈独秀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恩恩怨怨。《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对于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有着令人扑朔迷离的政治关系。莫斯科、共产国际最初是如何选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尤其是在中共建党以及建党之后的最初几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隶属关系;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陈独秀是如何处理与莫斯科、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陈独秀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对于蒋介石大肆杀戮革命者,陈独秀在国民党以及莫斯科之间,就这一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前后后,苏联、共产国际究竟是如何表态和对待的;等等,该书均有精彩详尽的描述。
2.“孙中山不乐意同我们接近”
中共三大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意味着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接受。这对马林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三大后,马林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留在广州,与孙中山等人商讨合作事宜,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了解。在马林看来,既然国共两党都同意进行合作,孙中山就应该抓紧一切时间,与在广州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配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两党携起手来尽快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
但孙中山的表现却使马林大为失望。当时,孙中山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消灭陈炯明并保住地盘”这个问题上。马林多次找到孙中山,与他谈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但孙中山总是说:“等解决了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了。”
为了督促军队与陈炯明军作战,孙中山长时间驻在石龙。一次,他信心十足地对马林说:“如果有可能,我要挺进江西。在这之后,张作霖就会进攻吴佩孚。那时候,我就会作为一个胜利者进入北京。”
马林虽然没有当面驳斥孙中山,但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太熟悉这种手法了,我太熟悉这种腔调了!但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政党,你们在北京能干什么?”
因为孙中山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陷于停顿。
为了促使孙中山重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放弃对军阀的依赖,陈独秀不顾孙中山对他的不满,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联名向孙中山写信,提出对国民党工作的两点意见:
“1.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中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陈独秀等人秉承马林的意见,在信中劝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舆论的中心地,孙中山可以到那里去,可以摆脱军阀的控制,以便召开国民会议,建立新的军队。。
但孙中山有自己的主意,他不愿放弃广州这块根据地,决心在这里与陈炯明战斗到底,然后再率师北伐。另外,他也不认为利用南方军阀有什么害处,觉得只要他有钱,这些军阀就会跟着他走。
孙中山的顽固令马林甚为失望。他心想,如果孙中山不改组国民党,那么国民党就别想得到苏俄的援助。于是,他写信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苏联驻华代表处参赞达夫谦,提醒苏联对孙中山的援助应该慎重。
他说:
孙中山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那些钱都白白扔掉了。事实上,只要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会现代化,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
鉴于孙中山的状况,一个重要问题摆到了马林和中共领导人面前:中共中央机关是留在广州?还是迁回上海? 陈独秀本来就对将中共中央的驻地迁到广州有不同看法,但碍于共产国际的决定,不好提出反对意见。现在,中共中央倒是驻在了广州,在孙中山国民党的近旁,但不仅共产党本身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就是帮助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不时听到广州的国民党人对他自己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批评,说什么他只想利用国民党,他所进行的宣传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他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他们还借孙中山宣称要开除陈独秀的事大做文章。
这些情况使陈独秀感到很不痛快,于是他找到马林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吧!”
7月19日晚,中共中央于召开会议,讨论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不与国民党决裂的前提下,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仍要进行批评,但要避免激烈词句;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中共中央只能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而首要任务是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强有力的国民革命的宣传运动。会议决定一周内中共中央离开广州,重回上海。
会后,马林再次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
一周之内,我党中央委员会将全部离穗赴沪。陈独秀也要走。如果你们愿意拿出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在这里还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我长期驻在这里就没有意义。在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的组织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道路。它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如果你们认为我在这里史是为了参加党的会议,我想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P82-85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从其闻名于世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没有被人们遗忘,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叛徒”,这个人就是陈独秀。他生于1879年10月9日,逝于1942年5月27日。
从1915年开始创办《新青年》,陈独秀便成为中国思想界独领风骚的人物。是他,张起“民主”、“科学”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明星;是他,鼓动革命风潮,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他,以推翻黑暗统治为己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任总书记;又是他,在对斯大林派失望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领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向世人宣布:“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原则:“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意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是一个坦荡率真之人。鲁迅曾这样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陈独秀是一个刚直不阿之人。章士钊曾如此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正是陈独秀这些鲜明的个性和起伏的经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吸引着人们来探究他的生平,领略他的风采,感悟他的精神。
有人说,陈独秀作为思想家、文学家是成功的,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多舛的政治命运吧。
那么,他的政治生涯究竟是怎样地跌宕曲折?其中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还是从解秘档案中去寻找答案吧……
多年来,我一直在潜心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2002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结项并公开出版,该书依据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对于陈独秀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与莫斯科的关系,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2006年,我撰写的《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版,该书系统叙述了陈独秀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前因后果。
受东方出版社吴继平先生之邀,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对多年来搜集到的有关档案资料重新进行了研究,将从中得到的新发现、新感悟,结合近年来对陈独秀研究的新收获,写成《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一书。希望该书对于想了解陈独秀政治生涯的读者,能有所帮助;也希望看过此书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重要启迪。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导师何世芬教授、李鸿文教授,是他们在我读硕士、博士期间,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传授给我正直的做人原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能够坚持以大量的珍贵档案资料为依据,尽量真实地反映出陈独秀的政治命运。我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和吴继平先生,是他们使我的研究心得能够及时面世。
作者
2010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