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82版《西游记》的导演/她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代表/她是1979年第一届央视春晚的导演/她是中国最早的播音员之一。
300多幅珍贵照片首次披露,串联起几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历史。
一代影视才女杨洁的一生,是充满磨难的一生。《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首部自传)》以流畅优美、不乏犀利的笔锋,描述了她从1930年代的所见所闻到延安整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故事,叙述了从播音生涯向影视导演的转变,记录了在其成为《西游记》《司马迁》《朱元璋》等名剧导演的道路上,所历经的争议、坎坷等诸多人际遭遇。这是一个人的人生口述史,典型地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
《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首部自传)》是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年届85岁高龄时完成的一部人生自传,讲述了她这一生的坎坷经历,独家披露了她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代著名导演的历程。其曲折丰富的人生生涯和从容淡然的气节风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纯净的文化人对理想和事业的真挚热忱。
1950年可以看作杨洁一生的分水岭。1950年之前,当她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懵懂少女时,就满怀着对延安天堂的幻想,被父亲送往延安,开始她的寻梦生涯。她以少女敏锐纯真的视角体验和观察着延安,记录下那时的人与事,这些看似碎片的记录却为我们呈现出了那个最真实但却鲜为人知的世界。1950年后,她嫁为人妇,却仍旧一心扑在事业上,从播音员、编辑到毛遂自荐成为电视剧导演,不仅成功导演了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秀影视剧,还为我们留下了《西游记》这部永恒的经典,拍摄过程中那些突如其来的纠葛、磨难和复杂至极的人际关系,令人感叹不已。
一代影视才女杨洁的一生,是充满磨难的一生。全书以流畅优美、不乏犀利的笔锋,描述了她从1930年代的所见所闻到延安整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的亲历故事,叙述了从播音生涯向影视导演的转变,记录了在其成为《西游记》《司马迁》《朱元璋》等名剧导演的道路上,所历经的争议、坎坷等诸多人际遭遇。这是一个人的人生口述史,典型地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
《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82版西游记导演杨洁首部自传)》由杨洁编著。
一、我的童年
童年应该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有父母的爱护、小朋友的陪伴,有上学的兴奋、放学的快乐,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压力……但我却少了很多这样的童年时光,因为父亲太重视我的教育。我没有上过学校,没有玩伴,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我的童年既无趣又短暂。
父亲不让我上学,他觉得学校对我没用。还不到三岁,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四岁时,在上海,由于一些朋友的建议,父亲让我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但我只背上书包三天,就被父亲勒令停学回家!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我都是站在门口,望着那些背着书包从我家门口经过的孩子,羡慕不已。
12岁时,我们住在成都。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我们搬到离城15里的乡下——土桥村。父亲的朋友张致和、萧华清伯伯多次劝告他:应该让我上学,不然学习太片面,不与社会接触,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父亲只得让我上了中学。在学校,我的语文大大超过同班生,算术却一点儿都不懂。于是,父亲又不许我去学校了。他认为:上学校纯粹是耽误时间!不会数学没关系,只要背会九九乘法表,买东西不给错钱就行了。所以我的学历就只有三天小学、六天中学!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特别的。
在那久远得如云如烟的七十多年前,我清晰地记住了一些可笑的儿童心理的片段:
1933年,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办着辛垦书店。我常常听到他和他的朋友们谈起许多要“革命”的话题,也知道了“革命”就是“帮助无产者翻身”,“无产者”就是穷人。
一天,父母亲带我去一个朋友家。因为是第一次去,那位伯母给了我五块钱见面礼。虽然那时的五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对我来讲,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当着外人的面,母亲还没来得及没收,我就挥舞着它,连蹦带跳地跑到门外去玩了。门外正好有个乞讨的老太婆,她花白头发,衣服破烂,挽着个篮子,手里端着个破碗,简直就是图画书上的穷苦老乞丐。我立刻把手里的五块钱给了她。没等老太太向我道谢,我就兴高采烈地跑回屋子里,对爸爸讲:“爸爸!我革了命了!”
爸爸没听明白:“什么?”
我大声讲:“我革了一个命!我把钱给了门口要饭的老太太了!”
妈妈一听就急了:“你这孩子!”她赶紧跑出去。
妈妈把我给老太太的钱追回来了,只给了她几毛钱作为补偿。
回家以后,我挨了妈妈一顿骂:“谁叫你把这么多钱随便给人的?”
我不服气:“怎么啦?你们不是总说要帮助无产者吗?那个老太太不就是无产者吗?”
爸爸说:“‘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解救所有的穷苦人,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帮,穷人那么多,你帮得过来吗……”
我还是不懂:什么是阶级?阶级在哪儿呢?那老太太那么可怜,钱给了她,怎么就不对呢?
日本人要进攻中国了,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一天,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路过离我们家不远的“大世界”娱乐场。那里已经不再歌舞升平,里面挤满了难民。回家后,我在窗前洗手,看见一架飞机从我们头上很低地飞过去,声音大得吓人,紧接着飞机上掉下来一个黑东西。我惊叫起来:“飞机丢炸弹了!”
话音还没落,炸弹就炸开了!爆炸声震耳欲聋,顿时烟火腾起,我们的房屋也在震动!
爸爸跑到窗前:“是‘大世界’!”
我目瞪口呆,那里还有那么多的难民啊!
后来听说是中国自己的飞机,受了伤,无法继续飞行,飞行员本想把炸弹卸在空旷的跑马场,但因为风向问题,误炸了“大世界”。
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法租界,租住了一个小别墅。比起以前的居住条件可是好得多了,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最喜欢的是二楼上的小阳台,可以趴在上面看风景。
我常听父亲对他的学生讲:“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士兵只是炮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战争。……他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跑到这里来,并不是真心情愿,……发起战争的是日本天皇和高官……”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日本兵可怜。我把这些话按照自己的理解,讲给那时住在我们家里的周阿姨的女儿听。她比我小一岁,妈妈叫她“娥儿”。她听了我讲的“道理”,半懂不懂地眨巴着眼。
在我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后花园外的马路。每天早上路上会准时有日本的军车开过。军车上坐着满满的日本兵,他们面对面坐在车上,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怪吓人的。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上,大着胆子向那些日本兵挥手,后来,那些日本兵居然也主动向我们挥手。
我很高兴地对她说:“看见了吗?我们对他们友好,他们就不跟我们打仗了……”
我们的“睦邻政策”进行了好几天。爸爸不知道我们一大早在阳台上干些什么,特地跑来观察,发现了我们的鬼把戏。我被他一把揪住衣领,拖进了房间:“你们在干什么?向日本兵打招呼!想当汉奸哪?”
我理直气壮地跟爸爸争辩:“你不是说日本兵也不愿意打仗吗?我们跟他们友好,他们不就不打我们了吗?”
妈妈说:“嗨!他们是把你们当成日本孩子了(我们住在租界里,经常穿的是海军服样式的有着翻领的蓝白色短裙,日本孩子也穿这种衣服)。”
我的一通歪理,反倒把爸爸说得笑起来:“一知半解!以后不许偷听大人的谈话!也不许再这么干了!”P1-6
岁月蹉跎,时间的脚步永不停留,弹指间我已到了老年!回首往事,我这一生也算有声有色:有得意、有失意,有辉煌、有失落,有快乐、有悲伤,有经验、有教训……该有的都有了,没有的也不奢望。命运就是这样,我不能抱怨,虽然不满足,可是时间不容我再有机会去改变什么。人不信命运也得信,它左右着你,让你跟随它的轨迹走。于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老年时,总想回忆点儿往事。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对别人不算什么,虽然它们构成了我的一生。有时,我会对王崇秋讲上几句,他很感兴趣,希望我把它们写出来。但我笑话他:“写出来,谁看呢?也就是你爱看。”的确,谁会关心这些陈年旧事?一辈子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就行了。没想到的是,2008年阳光卫视记者小王的采访,改变了我的想法。采访中涉及一些我小时候的事,他昕得津津有味,要求我“多谈些!多谈些!”那次采访持续了两天。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对这样的旧事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他把它们编成了四集专题《亲历》,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事后,不少人向我表示,希望我把这些往事整理出来。这件事让我动了心——原来它们还不是毫无价值。但是写出一生的事情毕竟太大,我做得完吗?几次动笔,又几次搁下……只有王崇秋坚决地鼓励我写下去。我对他说:“现在的时代不是读书的时代,也许我费劲写出来的结果,读者只有你一个人;那它就算是写给你一个人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