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最新力作！

给纷乱的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建言！

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本书！

与过往学术巨作不同，霍布斯鲍姆这本最新著作，收入了他近年来于世界各地演讲的十篇短文，不但篇篇贴紧时事、深刻考察、分析世界潮流，更指出今日人类所面对的主要政治课题。对于意欲一窥历史大师的丰富见地、理解世界强权消长、全球化经济之后的民主发展，以及当今恐怖主义的由来及发展者，本书是最佳选择。

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研究集中，作者著名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藉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本书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

序

第1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2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3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

第4章 论帝国终结

第5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6章 民主的前景

第7章 传播民主

第8章 恐怖行动

第9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

第10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

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以回顾过去的方式来说明当前的问题，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无法谈论这个世界的政治未来，除非我们牢牢记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改变历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以令人眩晕的步伐加速进行。如今，这股向前的速度，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未来，推入了危险之境。在柏林墙倒塌之时，有位轻率的美国人曾宣称历史终结了，因此，我有点犹豫是否要使用这个显然已不具公信力的词汇。然而无论如何，从上一个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已进入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终结了我们先前所知的历史，那个超过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亦即，从定居农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

我曾经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戏剧性断裂描画出大致的轮廓。科技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明白可见。单是通讯革命的速度，就已经彻底消解了时间与距离。在2004年的今天，因特网才不过发明了10年而已。我也在书中指出这场断裂与未来国际发展有关的四大社会面向。一是农民的急速崩解与衰落——直到19世纪，农民始终是所有人类当中最大的一群，也是人类经济的基础。二是明显居于优势地位的都市社会应运而生，特别是人口以千万计的超级城市(hyper-city)。三是普遍具有阅读能力以及手写或机器书写的世界，取代了口语传播的世界。第四，女性地位的转变。

务农人数的锐减，这点在已开发国家当中尤其明显。今日，这个数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只占4%，在美国更只有2%，其他地方也差不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还有5个国家其半数人口是以务农维生，美洲有11个，亚洲有18个。但今日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就营生而言，目前欧洲和美洲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伊斯兰世界也一样。即便是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已低于50%，土耳其的农民比例则是从原本的四分之三下滑到三分之一。就算是在小农经济的大本营东南亚，也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出现了缺口：印度尼西亚从67%下降到44%，菲律宾从53%下降到37%，泰国从82%下降到46%，甚至连中国，也从1950年的85%跌落到现在的50%左右。事实上，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之外，农业社会仅剩的稳固堡垒——亦即，2000年时农业人口超过60%的地区——就只有英法两国的前南亚殖民地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越南。然而，在工业化急速进展的趋势下，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呢？以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仍有半数人口务农，如今则只剩下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自出现以来的那个物种；那个其成员主要以采集、打猎和生产食物为主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乡野之子。1900年时，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6%；今日则差不多比半数略低一点(48%)。在已开发国家和地球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便在农业生产区，乡野都可说是一片绿色沙漠，很少能在汽车与小聚落之外，看到人类的踪影。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以此类推法变得有点困难。没错，老资格的发达国家如今早已高度都市化，但它们不再是当前标准的都市化典型，后者如今采取直接从乡村飞蹿为超级城市的模式。今日发生在发达世界都市里(即便是那些正常成长的都市)的现象，是在原先的市中心外围所进行的郊区化现象。如今，全球人口数超过1000万的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位于欧洲和北美，其中更只有两个跻身于前18大的名单之列。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城市中，成长最快速的，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多[Porto])，其他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不论这项发展造成了哪些后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彻底改变了人口高度集中的都市，以及人口分散各处的乡村之间的政治平衡关系，尤其是在那些选举议会代表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不打算谈论太多，因为社会与文化对整体知识程度的影响，很难和政治与文化对传播革命的影响区分开来，今日的我们，全都置身在这场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公共与个人媒体的革命狂潮当中。且让我指出其中的一项重要事实。今日，总计有20个国家，其就学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55%的比例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继续攻读高等教育，这20个国家当中，除了韩国之外，其他全都位于欧洲(旧资本主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北美和澳洲。就储备人才资本的能力而言，老资格的发达国家依旧大大领先那些21世纪的主要新来者。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能以多快的速度迎头赶上？

关于过去一百年来这项最重大的社会变迁，在此，我将不再多说，只提出一项观察作为补充：判断女性权力提升的最佳指标，就是看她们在教育上赶上男性甚至超越男性的程度。了解这一点后，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印度依然是属于严重落后的世界吗？P18-21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时代，因为它结合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大灾难以及丰盈富足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这个星球的能力，或说摧毁这个星球的能力，也在与日俱增，并不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甚至已漫透到这个星球之外。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说，我们该如何前瞻从这个极端旧时代中孕生出来的新纪元7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位站在第三个千禧年开端的历史学家，试图去考察、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以及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政治课题。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对我先前某些作品的增补和更新，特别是我的“20世纪短史”《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我与波利托(Antonio Polito)的对谈《新世纪》(The New Century)，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这样的尝试是必要的。历史学家能为这项工作贡献什么呢7他们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以更宽广的脉络且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研究集中，我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藉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本书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瑞士经济研究院(KOF)曾对全球化做了一些有点含糊的量化工作，在该单位出版的全球化索引中(2007年)，很容易找到与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接触或文化扩散相关的词条——例如，麦当劳和宜家家居的平均数量——但是在“政治全球化”这方面，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次数之外，该机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统计指标。

有关全球化的通盘讨论或许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有三项与全球化有关的整体观察，却和本书的论题紧密扣连。

首先，当前蔚为时尚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之间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虽然极贫的状况一般已有改善，这种两极化的情形不会在国家内部持续下去。这种快速蹿升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变成这个新世纪社会和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特别是碰到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时候，例如全球自由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所导致的那些现象。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蹿起已经对国际间的不平等造成压力，不仅威胁到北方旧世界人民相对惊人的生活标准，对诸如印度和中国这类人口庞大、实际上绝无可能达到任何类似标准的国家亦然，只要这样的压力存在一天，就会产生它自身带来的国内性和国际性紧张。

其次，对全球化冲击感受最强烈的，是那些从中获益最少的人。因此，可以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得到庇荫的一方——可以把成本“外包”(out-source)给劳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可以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取得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无法得到好处的一方，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就越来越两极化。正因如此，对古老“发达国家”大多数靠薪水和工资维生的人而言，21世纪初带给他们的，若称不上是灾难性的前景，至少也是个棘手的未来。全球化自由市场已经侵蚀了政府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必须与境外的男女竞争，那些人和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格，却只要他们薪水袋的一小角就可以雇用；在国内，他们所面对的全球化压力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力储备大军”，而这支大军指的是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村的移民。诸如这样的情势，当然不可能许诺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时代。

再次，尽管全球化的真实规模还算温和，也许除了几个大体说来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但它激起的政治和文化冲击却大到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的已开发经济体中，移民都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虽然居住在第一世界的非本国出生人口，实际上并没超过3%。在2007年瑞士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经济全球化排名中，美国居第39位，德国第40位，中国第55位，巴西第60位，韩国第62位，日本第67位，印度第105位，不过上述国家除巴西外，其他在“社会全球化”的排名中都略高(英国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排名中都位居前十名的主要经济国)’。也许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短暂现象，也许不是，但无论如何，短期之内，这种不成比例的冲击，仍然会对国内和国际性政治带来严重后果。我预测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政治抵抗——未必是恢复正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速度。

我希望，书中讨论战争、霸权、帝国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与恐怖主义等篇章，无须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领略理解。我同样希望那两篇讨论民主的文章也能如此，因为我意识到，试图点出西方通俗政治论述中最神圣的母牛之一其实并不如众人想象的那般丰乳多汁，而是一项极富争议性的做法。在今日的西方政治论述中，有关民主的种种论点——特别是把某些神奇的特质归派给由多数选民在几个敌对政党中选举出来的政府——比起任何言论或政治概念，都更是无聊且无谓的废话。在晚近的美国修辞学中，“民主”一字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的这两篇文章想通过理性和常识来冷却这股热潮，希望能对这项必要的工作做出小小贡献，虽然如此，我仍坚定支持为人民——所有人民，无论富者或穷者，贤者或愚者，通晓者或无知者——服务的政府，以及得到人民参与和同意的政府。

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都做过必要的修订与更新，它们最初大多数是针对不同听众所进行的讲演，试图说明或解释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今日所处的趋势。这些文章或许有助于指出我们在这个新世纪初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它们并未提出建议纲领或实际解决方案。这些文章写于2000年到2006年间，并因而反映了那段时期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些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政府于2001年决定建立单手支撑的世界霸权，废除行之有年的国际惯例，认为自己有权力在任何喜欢的时刻发动侵略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并真的如此行动。既然伊拉克战争已完全失败，我们便无须去证明这项计划有多不切实际，而我们是否该让它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更完全是一种学院式的讨论。总之，有一点很清楚，读者也应该牢记在心，那就是，我对这项计划乃抱着深刻的批判态度。这有部分来自于本人坚定而无可动摇的政治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敌视，不论那些强权如何吹嘘他们的征服行动为受害者带来多少好处，或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性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这项批判同样也基于合理可信的怀疑——怀疑政府和统治者那种妄自尊大的职业病，相信自己拥有无可限制的权力和成功。

大多数为美国2001年以后的行动进行辩解的论述或谎言，不论是出自英美政治人物、支薪或不支薪的辩士、修辞家、公关代表、游说团体和业余意识形态专家，都再也无须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过，有人曾提出一种比较不那么声名狼藉的说法，不是专为伊拉克战争辩护，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主张，那就是：在一个全球日渐野蛮、暴力和失序的时代，为了保护或建立人权，跨国界的武力干预是合理正当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帝国霸权是可取的，特别是由美国这个唯一有能力建立这种帝国的国家来执行。这种或许可称之为人权帝国主义的论点，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瓦解导致巴尔干冲突升高，特别是波斯尼亚战乱正炽期间，进入到公共讨论领域。支持该项论点的人似乎认为，唯有外界的武力干预才有办法终止永无止境的相互屠杀，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及有意愿去使用这类武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该区毫无特殊的历史、政治或经济利益，使得它的干预让人更加钦佩，且看起来特别无私。关于这点，在书里的文章中有详细讨论。虽然我在文章里已提到反对这项论点的理由，特别是在《民主的扩张》一文中，不过在此我愿提出几项额外的观察。

认为强权国家在追求其国际政策的同时也可能会做出一些对捍卫人权有益的事，基本上是有问题的，他们或许会意识到这么做的宣传价值，但这类价值对他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非常附带性的，今日，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会以极其残忍的野蛮手段去猎捕自己的目的，这就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对于那些把伟大的人类目标当成核心价值的人而言，他们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可以是某种特殊的联盟或对立，绝不会是永久的认同。即便有非常罕见的、真心追求传播其普世使命的新兴革命国家——例如1792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俄罗斯，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时代实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总是寿命不长。任何国家的预设立场，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

除此之外，支持以武力干预他国事务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以下三种假设之上：一、当代世界可能发生不可容忍的情况，通常是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二、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三、这样做的好处明显超过其代价。这三项假设在某些时候都有其正当性，但是，如同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辩论所显示的，究竟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情况”，几乎很难取得普世同意的答案。也许下面这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共识，认为干预是正当的：一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终结了令人发指的波尔布特政权的“杀戮战场”(1978年)*；二是坦桑尼亚摧毁了阿明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料。(当然，并非所有快速而成功的外国军事干预，都能在当地的危机情势中产生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比较令人质疑的案例包括利比亚和东帝汶。)两者皆是由短暂入侵所达成，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和某种持续性的改善，但两者都无意废止已经确立的国际外交原则，亦即不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附带一提，这两项干预事件都不具有帝国主义的含义，也和更广泛的世界政治无关。事实上，美国还是继续支持被罢黜的波尔布特。这样的特殊干预事件，和可以容忍由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而且，这也不是近年来军事干预的做法，近年来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干预者绝对不会去碰触就人道主义标准而言最恶劣的残暴个案，像中非洲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事件中，人道主义的关怀当然是一项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以波斯尼亚的情况来说，外界的干预或许有助于提早结束当地的血腥杀戮(虽然反对派始终不以为然)，比起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彼此残杀到最后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动荡不安。至于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一支由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极端主义少数团体，在科索沃发动叛乱并对抗塞尔维亚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我们不禁要问：武力干预真的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吗7而塞尔维亚人最后之所以放弃强硬不妥协的态度，究竟是因为外国的武力威胁奏效，还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成功7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并不清楚。这个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波斯尼亚的情况令人质疑，除了战争本身和长达数月对塞尔维亚执行毁灭性轰炸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之外，还因此激怒了塞尔维亚人大规模驱逐境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结果似乎是使人道主义的情况更加恶化，而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因此稳定下来。不过，最起码，巴尔干的军事干预相当快速，也发挥了短期的决定性效果，尽管到目前为止，也许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美国从2001年开始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因为美国推翻了几个声名狼藉的政权而在人道主义的舆论上具有某种正当性，然而其背后根本不具备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即便是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不可忍受到必须立刻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被其他国家以老派的“现实主义”理由加以接受，伊拉克战争则几乎遭到普遍谴责。虽然美国很快就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这两场战争都没得到胜利，而其目的当然也绝非对外宣称的建立西方价值的民主政权，以作为该区其他尚未民主化之社会的明灯。这两场战争，尤其是惨绝人寰的伊拉克战争，不但牵延甚广、死伤惨重、血腥遍地，甚至直到笔者书写的此刻，仍看不出任何结束的征兆。

在这所有的案例中，武装干预都来自外国，同时夹带着优越无比的军事权力和资源。到目前为止，其中没有任何一次干预产生过稳定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相关国家中，外国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依然持续。最好的情况是——当然不会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装干预终止了血腥战争并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积极结果，就像巴尔干半岛的案例所显示的。最糟的则是让局势变得比之前更加恶劣，例如伊拉克，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当地人民的处境已糟到无以复加，解放他们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战争借口。在近来以军事力量干预外国事务的纪录中，即便干预者是世界超强，也没有任何一次是成功的。

失败的原因，有部分和下列假设有关，这项假设也是支撑人权帝国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野蛮和暴虐的政权对于内部变革具有免疫力，因此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将之终结，然后干预者把自己的价值和政治或法律机制移植进去。这项假设是承袭自冷战批评者抨击“极权主义”的那段时日。但既然前苏联已经瓦解，这类假设就不该存在了，又或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亚洲和南美许多声名狼藉的集权和军事独裁政权，相继出现了明显的内部民主化过程，证明这类假设已经无法成立。这类假设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亦即军事行动可以立时带来重大的文化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和机制的扩散，很少是由突然性的外来压力所造成，除非当地早已存在可以接受这些价值机制或可以接受它们引入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和人权，并不像某些科技输入品，例如和平的脚踏车和屠戮的AK-47步枪，或诸如机场之类的技术服务，其作用立即又明显，而且只要负担得起又懂得怎么使用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采用。如果真可如此，那么全都生活在(理论上)类似的民主架构之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无数国家之间的政治相似性，就应该更高才对。简言之，历史很少有快捷方式——这是笔者学到的一课，很多是来自活过上个世纪的经验，以及对它所做的深刻反省。

最后，感谢以下单位提供本书论文首次发表的机会。第一章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研讨会(奥斯陆，2001年)的论文修订而成；第二章是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之邀，在德里查·克拉瓦特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三章是2005年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萨塞洛尼基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发表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2004年为德文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l and Nationalism，Campus Verlag，Frankfurt)所写的新版序；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于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七章是收录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主题为：“世界最危险的想法”(2004年9/10月)；第八章是比较久远的作品，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针对恐怖行动所发表的研讨论文；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属于“暴力”系列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所写的专文。我同时也要感谢不厌其烦听我讲述并与我讨论的同僚，尤其是那些位于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朋友。身为一名专业作家，我也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者，他们首次提议可以出一本论文集，把这些主题一贯的文章收录成一本小书，也要感谢亨特(Bruce Hunter)和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俩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者将此想法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演说，对于其中不可避免的重复，我应在此致歉。我删除了某些重复之处，但若全部删除，势必会伤害到每篇文章各自的连贯性，只好请读者原谅。但或许这些重复之处可让本书形成一种整体感，或许也可以让某些篇章里过于浓缩的论述比较容易了解。此外，轻微程度的重复说明，也是笔者终身未能戒除的好为人师的习惯之一，期望藉由不断阐释而发挥说服的功能。希望我不致太过哕唆才好。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伦敦，2007

“历史学家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