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辈子都在矢志不移地进行国民性批判，他的作品都是百年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塑造我们国民历史观念、认知模式和情感模式的范型。如果这些经典里面携带着精神病毒，我们的国民几乎无一幸免。

摩罗、杨帆编选的这本《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分为“中国文化综合批判”、“权贵和精英批判”、“底层群体批判”三编，每一编中杂文居前，小说居后。杂文又以影响之大小和切题之深浅为序。比如，第一编“中国文化综合批判”的杂文，《灯下漫笔》、《春末闲谈》影响最大，于是挂顶。第二编“权贵和精英批判”中，《野兽训练法》远不如《记念刘和珍君》有影响，可是此文揭示了“训兽之法，通于牧民”的社会真相，挖出权贵集团的老底，分量非同一般。

摩罗、杨帆编选的《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简介：鲁迅出道于民国前期，完整地体验与表现了那种由热烈而堕入绝望，由绝望而堕入怨愤的心路历程。鲁迅是此种情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句写在《朝花夕拾》中的咒语，能够大致丈量鲁迅绝望与寒凉的深度。

鲁迅对于国族的挚爱，完全等同于梁启超。但是，鲁迅将走投无路的痛苦，变成了对于国民及其文化的怨愤，在情绪的光谱上，已经走到了梁启超的另一极。

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

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这是鲁迅国民劣根性批判的基调。

《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透过鲁迅的大量思想和创作文本，探讨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具体内容和特点。

解题

第一辑 中国文化综合批判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略论中国人的脸

 说“面子”

 看镜有感

 马上支日记（节选）

 北京通信

 忽然想到〔一至四〕

 忽然想到〔五至六〕

 忽然想到〔七至九〕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记谈话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论照相之类

 杂感

 杂忆

 习惯与改革

 北人与南人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他妈的！”

 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观斗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听说梦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四十一

 随感录四十二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五十四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电的利弊

 示众

 狂人日记

 长明灯

第二辑 权贵和精英批判

 野兽训练法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死地”

 记念刘和珍君

 可恶罪

 偶成

 “友邦惊诧”论

 谚语

 沙

 爬和撞

 空谈

 论睁了眼看

 关于知识阶级

 老调子已经唱完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法发隐

 学界的三魂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隐士

 导师

 “智识劳动者”万岁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十四年的“读经”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宣传与做戏

 真假堂吉诃德

 打听印象

 一点比喻

 无花的蔷薇之二

 可惨与可笑

 吃教

 喝茶

 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三月的租界

 孔乙己

 在酒楼上

 孤独者

第三辑 底层群体批判

 迎神和咬人

 我谈“堕民”

 隔膜

 通讯（致旭生）

 琐记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以眼还眼”

 “揩油”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中国的奇想

 《二十四孝图》

 阿金

 未有天才之前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门外文谈之十一）

 女人未必多说谎

 倒提

 踢

 谈金圣叹

 我要骗人

 未来的光荣

 祝福

 一件小事

 风波

 阿Q正传

 药

 故乡

后记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干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曰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二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祜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P3-5

在讨论月亮的寒光之前，我得强调一个事实。在西方强权介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之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凭借中国文化的博大、成熟与之周旋一百多年，直至戊戌维新时代依然巍然屹立，保持了一个伟大文化的尊严与信心。

但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接连失败，使这份文化的尊严与信心难于维持下去。

中国经过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社会控制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能有效抵制殖民侵略的、能带领国人致富图强的国家政权，中国依然处于“保国、保种、保教”的危机之中，这让那一代精英群体从革命的期望中跌落到绝望的低谷。一部分精英群体更是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崩溃。后来影响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群体，就是这种精神崩溃现象的代表性人物。

鲁迅出道于民国前期，完整地体验与表现了这种由热烈而堕入绝望，由绝望而堕入怨愤的心路历程。鲁迅是此种情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这句写在《朝花夕拾》中的咒语，能够大致丈量鲁迅绝望与寒凉的深度。

鲁迅对于国族的挚爱，完全等同于梁启超。但是，鲁迅将走投无路的痛苦，变成了对于国民及其文化的怨愤，在情绪的光谱上，已经走到了梁启超的另一极。

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

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这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调。

咱们村有个驼背老人，名叫炳生。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那年夏季忙于种晚稻的某一天，炳生收工回家，让十来岁的儿子在田畈里看牛，牛需要趁着炳生中午休息的时候匆匆吃点草，好在下午接着耕田。那孩子一边看牛一边在田沟里抓鱼，结果淹死在那么小那么浅的田沟里。村里人发现了，将孩子的遗体背回来，不敢送到炳生家里，就放在老槐树下。炳生听说了，匆匆赶过来，对着孩子的屁股狠狠打了两巴掌，大骂他总是不听老子的话。在场者无不惊愕。

我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从小就能理解，一个人过于强烈的感情，很可能会以不近人情的方式表现出来。

就像炳生爱他的儿子，鲁迅也非常疼爱这个可怜的民族和国家。可是，鲁迅不幸生活在中国最低谷、最奄奄一息的时代，他的一生都在感受中国的崩溃与灭亡。

鲁迅对于尊严与自由，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他一生最痛恨的是奴隶地位。可是他偏偏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最严重的奴隶制结构。满族是洋人的奴隶，汉族权贵是满族的奴隶，汉族普通人又是汉族权贵的奴隶。所以，鲁迅嘲讽自己是奴隶的奴隶。

奴隶体验着这种屈辱的奴隶感，看着中国社会在殖民列强无穷无尽的掠夺、屠杀和诬陷中，绝望地挣扎，他内心的疼痛一天天加深加重，最后出现了不近人情的反应。他把中国的一切失败，都归结为中国人具有某种“国民劣根性”，并对这些“劣根性”进行了猛烈而又彻底的批评。

可是，西方种族在五百年的殖民中将掠夺的手和屠刀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并不是因为地球人全都具有劣根性。同样地，那些年日本人要掠夺我国台湾和东北，还要入侵全中国，今天某些大国天天吹胡子瞪眼睛使尽坏点子遏制中国崛起，完全不是因为中国人做错了什么，跟中国有无“劣根性”完全没有关系。

鲁迅作为一个主要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他个人具有这种极端扭曲的认识和情感体验，未必全是坏事，至少可以成全他的文学写作。再说，一个极端苦难的民族，由一二天才人物来表现其某种扭曲的感受，也不难理解。可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境遇，鲁迅长期被树立为这个民族的文化旗帜，他的被扭曲的认识和体验像病毒一样肆无忌惮地传播几十年，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国民，并演变出“酱缸蛆”、“潜规则”、“黑厚学”、“东方专制主义”、“底层的黑暗”、“农民的自私狭隘”等一系列变异病毒，纠缠着这个正在艰难崛起的苦难民族。这一切带有严重自虐倾向的批评，主观上当然是为了促进民族的发展，客观上却每天都在为肆意掠夺中国的暴徒、绞尽脑汁遏制中国崛起的奴隶主提供犯罪借口。

“国民劣根性批判”的精神病毒究竟给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我在《中国的疼痛一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与此书同属“重新发现中国文丛”)一书中已经做了较多论述，该书第四编“国民性批判与底层群体的命运”所论尤详，这里不做展开。

我是曾经被“国民劣根性批判”病毒感染最深的人，这几年我正在与这种精神病毒作斗争，消除这种病毒对我的侵蚀，同时也希望把这种源远流长、有无数变种的精神病毒从民族文化机体中清除出去。

我和杨帆着手编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就是这项消毒工作的一部分。

鲁迅一辈子都在矢志不移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却缺乏学理上、文化上的论证和展开。他的批判主要基于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失败都是因为中国文化过于落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于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灯下漫笔》、《春末闲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是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反抗掠夺与奴役的能力都是因为国民的基本构成(底层民众)过于愚昧(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于是他对底层民众进行了有时充满同情，有时又饱含怨愤、蔑视与绝望的描述，《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都是百年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塑造我们国民历史观念、认知模式和情感模式的范型。如果这些经典里面携带着精神病毒，我们的国民几乎无一幸免。

鲁迅是文章奇才，《灯下漫笔》、《春末闲谈》是极具感染力的雄文。可是，文章的审美是一回事，文章的学理和文化结论是另一回事。当下中国的文化人中，读过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的人为数不少，读过梁启超著作的也很多，如果将《灯下漫笔》、《春末闲谈》和梁启超的文字以及《菊花与刀》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缺乏文化比较的视野，缺乏历史文化的理解，更缺乏梁启超进行“全文明”考察研究的宽广胸怀和从容心态。鲁迅主要是出于感情上的憎恶，而要置中国文化于死地，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至于小说中对于底层人的解读，更是带着士大夫的偏见与臆想，我在上文提及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中做了重点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鲁迅的憎恶不但投向了中国文化，有时也投向了中国的上流社会，《记念刘和珍君》、《关于知识阶级》都颇具分量。《记念刘和珍君》尤其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但是，他对上流社会的批判缺乏系统性，因而缺乏文化和学术的力量，主要体现为文学感染力和政治态度的表达。

当我们着手编选这本《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时，才不无惊讶地发现，鲁迅在国民性批判方面影响如此巨大深远，可是，具有文化比较视野和理论探讨倾向的文章却如此之少。他全无以理服人的力量，只有以情感人的优势。鲁迅是真正的文坛高手，凭着他的救世热肠、讽世冲动和文学天才，每一下笔，必有感人之处。即使缺乏说理过程，我们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深情与善念。

全书分为“中国文化综合批判”、“权贵和精英批判”、“底层群体批判”三编，每一编中杂文居前，小说居后。杂文又以影响之大小和切题之深浅为序。比如，第一编“中国文化综合批判”的杂文，《灯下漫笔》、《春末闲谈》影响最大，于是挂顶。第二编“权贵和精英批判”中，《野兽训练法》远不如《记念刘和珍君》有影响，可是此文揭示了“训兽之法，通于牧民”的社会真相，挖出权贵集团的老底，分量非同一般，所以置首。余类推。

我虽然如此不赞成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可是对他的文章，真是佩服之至。我想，只要鲁迅的作品不再作为塑造我们国民历史观念、认知模式和情感模式的范型，而是作为一位独具个性风格的杰出作家的杰出作品，那种魅力和辉光，依然是不可阻挡的。

2010年8月26日，写于北京北小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