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西汉，后有三国，这是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伟大朝代和帝王！

二月河、高阳之后，十年来最具冲击力的重磅历史小说！

百折不挠、终成大器，砥砺职场青年的心灵史！

宁宗一、倪匡、唐浩明、凤歌联袂推荐。

西汉灭亡，王莽建立新朝。新天凤年间，青年刘秀在长安太学读书，无意中卷入一场祸及整个太学的奇案。而这个案件所牵涉到的太学生、官员、大豪，又与正隐隐搅动九州乱象的各股明暗势力息息相关。最终，数百太学生下狱，风雪夜刘秀举幡，掀起震惊长安的学潮……数年后，绿林军、赤眉军纵横荆州、齐鲁时，刘秀跟随自己的胞兄、宗族踏上起兵反莽之路。在南阳首举义旗的刘秀，如何杀出重围？面对王莽的百万大军，刘秀又如何在昆阳谱写以少胜多的壮烈传奇？

草莽过后，一枝独秀。这句谶语为刘秀指明的方向是家破人亡还是帝王大业？而围绕刘秀左右的许多年轻人，又能不能主掌华夏沉浮？

九死一生的创业路，刘秀破茧成蝶。

长安城。

没有上漆的书案，色泽衰败暗沉，梨木的纹理已经萎缩，曾经的舒展润泽，被焦灼的岁月炙烤得了无痕迹。

抚在书案上的那只手，与木色一样枯败。手上暴起的青筋中，隐约透出一团黑气。

另一只手正缓缓摊开一卷竹简，编起竹简的牛皮也老迈到没有一丝弹性，走走停停。蠹虫留下的竹粉扑起一阵轻雾，掩住竹简上霉变的绿斑。

最后一片竹简匍匐下来，墨色从右至左由淡而浓在长卷上穿行，一行行都是这个老人从十年前开始默书的星象记录。

十年啊！老人长长嘘出一口气，似乎要将这凝滞整整十年的光阴吹散，他看了看卷首的年号，苦涩地一笑——大汉朝竟已亡了十年。大汉朝竞只亡了十年。时光在此刻变得难以捉摸。

没有人记得，这条陋巷中住着当年大汉朝的太史令，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

一股冷风在房里旋绕，老人紧紧衣袖，悬着的手腕沉了沉，在空白处重重写下：

新天凤六年正月，彗星坠于山东。

新朝天凤六年正月，城墙颓圮、楼阁崩毁、池沼陷落、山峰褶裂，来自地底的颤动席卷整个三辅大地，地下似有一条恶龙，翻滚着从函谷关直奔至长安城下，方圆千里之内，随处可见断井颓垣。

流言飞语随着地震的余波，从长安市井间开始向全天下弥漫。

施政者的得失就像菜里的盐味一样藏不住，是寡淡是适中还是苦涩，老百姓咂摸几遭便知道了大概。所以，十年前当今皇帝王莽以新代汉时，山呼万岁的是这些百姓；十年后耳语相传、说新朝王氏逆天行事遭了天谴的——连皇帝就寝的未央宫大殿都塌了一角，却不是天谴是什么——还是这群百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过这无比漫长的十年。

因贫穷而死，因苛政而死，因峻法而死，因旱、涝、蝗、地震、山崩而死……在这十年里，太多的天灾和人祸可以收割生命。

对长安城中的百姓来说，十年前汉末帝孺子婴传位给新皇帝王莽的禅让大礼，依然是一生中最盛大奢华的记忆。但那时的盛景如今再无人提及。

不管天意和玉玺如何在刘、王二姓间流转，不管这天下是唤做新还是唤做汉，长安人只知去计算如今买一斗粮得花销多少钱财，可连这计算都变得像生计一样艰难：这几年朝廷的币制堪堪是走马灯一般，晃得人眼花缭乱。起初是汉时的五铢钱换成先秦的刀币，然后刀币换成谁也没见过的大钱，换到后来，连贝壳和龟甲都成了钱。

据学问大的人说，这是因为三皇五帝时都用龟、贝易物，在那时龟、贝竟比金银还要贵重些。当今圣上追慕先圣治世，处处循着上古的制度施政。但新朝的百姓认得金银，不认得尧舜，竞都对三皇五帝嗤之以鼻，龟、贝最初在长安市坊就无人问津，更不用说行遍天下了。

钱币既然成了有名无实的废铜烂铁，实实在在的货物便理所当然地有市无价。这两年渐渐只有拿金银才能换来米粟，可小百姓家的黄白二圣早被朝廷收缴了去，大户人家略藏了些的，也禁不住金银只出不进的消磨，民怨竟是一股脑儿不分上下尊卑地聚在一口锅里，沸腾开来。朝廷下狠手治了两个上书抨击币制的言官，人头就挂在长安城南的永清门上。

可人头什么时候曾管住过人心？

地震刚过，便下起了大雪，从正月初九下到二月十五，雪片每天扬扬洒洒，或如雁翎、鹅毛，或如柳絮、银屑，一刻也不停歇。天气已是冷入骨髓。，雪花人手也不见融化。长安城中无论老幼，自黄发少年至古稀老人，阖城上下，没有人能在记忆中找到这样冷峭的冬天。

这种天时不论人还是畜生都受不了，连朱雀道旁岁寒不凋的青松都冻死了几排，上林苑碧绿的竹丛也都蔫黄蔫黄的一派病色，只有灞桥边的腊梅偶或透出一阵清香，却也很快便被积雪压成了残枝败萼。城墙边上，从关中灾区来的逃难人群与冻毙的尸体挨着肩，生与死混搭在一起。

这些灾民以为到了长安就能活命，却不知长安只剩下一个锦绣璀璨的空壳。

在长安城内外走一遭，满眼的残年凋景，但在长安主城外东南方向的太学，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承平景象。这里既没有倒塌的屋舍，也没有哀号的流民，高大的明堂、辟雍挂了些冰雪，愈发显得庄严肃穆。文质彬彬的太学生袖着手穿行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北风吹得衣角飘起来，也没人去掩一掩，正是这样才显出潇洒飘逸。有些太学生对着银装素裹的天地叹咏不已，那抑扬顿挫清透的调子，也是雪藏冰镇过似的没有烟火气。

当今的皇帝自己是太学生出身，最喜欢笼络抬举读书人，自从新朝建祚以来，便连年下旨扩建太学。太学本来在长安城内，皇帝却嫌那些馆舍逼仄，索性在城外征了近万亩的良田，把太学整个搬过去；因原先拨出来营造太学的钱不够用，皇帝甚至下令停止重修皇城，将修缮宫殿的钱转去给太学生修建斋舍。

新的太学建好之后，气势格局仅次于皇城。正中央是举行典礼的明堂、藏书的辟雍和观测天文的灵台；北边是明德、修仁、崇义、复礼、广智、遵信六座大学堂和甲辰、乙未、丙寅等数十个小一些的学馆；南边则是几十排上千间斋舍，斋舍区另有饭舍和衣帽铺等等。

依着前朝旧制，太学不过是千余人的规模，但本朝皇帝却连下几道诏书要地方官员举荐贤才入太学，广开门路不加限制，数年下来，著录在册的太学生已近万人。

负责给太学生授课的本应该是博士，但眼下学生多而老师少，只能由一些高足弟子做助教来代博士授课。

如今太学除《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下属不同师法、传承的三十科外，尚有乐、兵、医、算、律、星象、文艺、言辞等一些小科。太学生平时都各自按照自己学的科目，随高足弟子在甲辰等学馆上课，只有博士亲临讲授时，才不分科目，聚在明德等大学堂内听讲。

P4-6

当我为雪松的大作酝酿这篇序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些可以不断讨论下去的话题：一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另一个是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如何解读的问题。本来这是两个不搭界的话题，但是在这里却被联结在一起了。

先说第一个话题。我是后来才知道雪松原是我的南开校友的，只不过，雪松是外文系毕业生，他毕业晚于我太多太多年了，所以雪松只能是我的小友。因为专业不同，我们在这个大院里不可能认识。但是机缘巧合，雪松毕业后却根据兴趣跑到我们文学的行当中来了。他作为《今古传奇》的编辑，不时和我这个不怎么懂武侠小说的前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进行联系。我为他效过力，他也不时寄来刊物，让我开开眼界。一来二去，我和雪松有了这段忘年交的缘分。不知什么原因，雪松突然又到浙江工作，我们有一段时间也就失去了联系，我也从那个会长职位下了岗。可是又是一次机缘巧合，我应绍兴文理学院的召唤，准备到那儿的“风则江大讲堂”讲一次课，就是在行前的头天晚上，雪松来电，我谈及绍兴之行的事，他说他一定要从杭州到绍兴看我。我知道他和我都会因赶时间而过分紧张，可是就是在2009年12月，我们终于还是在绍兴文理学院的报告厅会面了。雪松很够朋友，从始至终听完我的讲课。课后我们又深谈了大半夜，次日早晨我又从绍兴匆匆返回南开。这份机缘、这种偶然性使我想到，都市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偶然性啊！当然，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再想想古代的人，他们也许就没有我们此刻遇到的这么多的偶然性。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城市或村镇中，所有的内容都在循环往复，那么，现今这种偶然性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必然性呢？于是通过与雪松小友的千里相会深深感到人生的偶然性，于是我千百倍地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

也许正是这一次的会面引来了下面的话题。那天我在“风则江大讲堂”讲的题目是《浅谈(水浒传)的民族审美风格》，事后雪松只是鼓励式地谈了谈他听课后的感想。可是又一个没想到，一个多月以后，雪松自杭州打来电话，命我为他的新著历史小说《光武大帝》写序。我当时很干脆地说，我难以应命。可雪松却明快地说：您无须多写，就把风则江那次讲课中谈及历史小说的观点写出来即可。我当时真不知怎么回答，勉强地说：“我试试吧，那段话能成为序的内容吗？”雪松对我要求不高，说千八百字即可。撂下电话，我就找出那次讲座的发言提纲。噢，这可能是雪松对我的一次学术“发现”的发现。说一句不太谦虚的话，我一直关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从古代的到当代的，我都有过浅俗的表述。至于讲到小说的审美意识，我也常常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些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依托的小说进行研究。所以在那次讲座中，我来了一次旧瓶装新酒，较为系统地谈了我的“新观点”，现根据我的发言提纲，我大致阐发了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我说：

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小说审美意识的定规是：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是发育最成熟的历史演义。它大抵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历史记载和传说，所以，它本之史传，但有实有虚，代表作当属“三国”。

历史小说的第二种形式，是写历史故事。这种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编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大多被淡化、虚化了，“水浒”是为代表。历史故事化具有史诗性质，“三国”的审美价值正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段时间历史的叙述，而往往是概括和熔铸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人重写民族史诗的原因。

而“水浒”走的却是一条景观化历史的道路，它有些站在“历史”之外的味道，它的着眼点只是写出传奇英雄的历史，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比如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的故事，一经串联就是一部“史”。它与“三国”最大不同处，也是最符合小说本体特性的是，这种写法可以把风俗画的素材和原料作为创制小说的资源，把历史回忆转化成眼中的一段段纯粹的风景线，于是历史被转换成可以随着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想象力充沛的塑造和捏合的意象，随各自的需要进行编织、剪裁。

对此，现在我认为这绝非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失败，恰恰相反，从一开始，中国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演义就富有真正的文学意味。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非常明确：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可以体现历史，但无法替代历史。所以我才猜测，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还有其他的历史小说作者，可能或明晰或含混地意识到了文学的宗旨并不在于再现历史，而在于表现历史，在于重新创造一个关于逝去岁月的新的世界。

上述这些意见，也许和雪松创作历史小说《光武大帝》对上了榫，契合了他的一些创作理念。我想，这很有可能是灵犀相通之处，不然雪松小友不会让我把这些说了多遍的旧话当做序言来重复。事实上，学界和创作界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向就有历史解读与文学解读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历史解读当然要求用历史文献，而且还要尊重历史文献，不能放言无忌、游谈无根，然而文学解读则是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一种全新诠释。《三国演义》的成功当然是文学解读的典范，现今的一些成功的历史小说也应当是这样的。

然而，读者和观众似乎就“较真”了。在国内，任何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影视剧面世后，都会伴生出如下后续行为：有人投书报社，就小说和影视剧中某句台词或某个场景不符史实进行批评。他们显然认为，指出历史小说和影视剧里的文史错误，乃是一个文化人的义务，甚至还有一份担心，生怕孩子们被误导……

其实，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断公案，所谓“寓言十九，诡说万殊”。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引《镜花缘》的那句话：“只要有趣，哪里管他前朝后代！”钱公还以五千字篇幅，向读者介绍了大量“辞章中之时代错乱”(见一七一则)。

看来，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对于历史，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文艺家心中的历史。文艺家心中的历史只要有深厚的历史感，那么我们得承认文艺家的方式是情感的、心灵的、故事的、想象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所以我的浅见则是，一位历史小说家，有责任也有权利联结历史与想象，联结真实与虚构，并在此架设一条可以沟通的桥梁。

我想，文艺创作不争的规律已赋予雪松这样的权利。他熟悉历史，特别是东汉的历史，但他不想简单地充当历史学家，而是为了经由历史生活而获得一种体验，一种关于人与人类的认知，一种富有完整性的情智启迪，一种完全可能沟通现在与未来，因而也完全可能与当代精神产生共鸣的大彻大悟，一种从历史回忆的漫游中实现的不断显示新的阐释信息的思情寓意。由此，我想，雪松小友对历史、对生活的追溯与探究，正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发现，不管他是在歌颂还是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化，即通过汉光武帝的历史、他的故事，向读者提供一点精神历程方面的东西。因此，《光武大帝》虽有史家眼光，但文学的审美总是把雪松的兴趣放在表现历史的魂魄之上，从而可以传出特有的光彩和神采。

二○一○年三月一日病中草就

对东方文化的反思是当今一个潮流，在《光武大帝》流畅的叙事和丝丝入扣的悬念设置背后，我看到了一部通俗小说难得的反思态度，理性而沉着。

——谌毅(《长江商报》文化版主编)

光武为何能中兴？这是一本追述儒家源起的書，而“儒家的中兴”却又恰好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急迫的一件事。雪松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上迈出了光荣的一步，孙晓虽远在台湾，亦不能不贺。

——孙晓(台湾作家)

张雪松的小说展现了独树一帜的叙事个性，为色泽日渐黯淡的中国历史小说题材注入了少年般的激情。这不是老气横秋的历史，光武帝留名，正在少年热血。

——陈垦(出版人)

一群年轻人，推翻一个王朝，重建一个王朝，在这些的豪迈壮阔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创业的艰辛、成功的不易。

——李子鹤(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我不看别的，只看故事，故事讲得好不好，才能说到人物史实意义等等。这本书的故事没让我失望，我相信也不会让别的读者失望。

——大漠仙人掌(天涯社区知名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