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一曲慷慨激昂的战歌！

1949年初，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全国解放大业指日可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把云南建设成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为了解放全中国，我二野刘、邓首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声东击西挺进西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全省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和群众革命斗争。

本书编者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为你阐述了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的各种经历。

本书的编者杨亚伦，是一名“南下干部”子女，很早以前就有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意愿。他历时多年，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其中包括许多由当年的师、团、营各级首长和战士转业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并向你讲述了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的各种经历。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云南解放60周年。在这60年里，云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贫穷、落后、闭塞的云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最神秘、最具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现代化的新云南开始崭露在东南亚之巅。

110团走在最前面

从广西进军云南

我随大炮进云南

我随49师第一个打进云南

攻打蒙自机场

元江，元江！

滇南战役抓住12个将军

拼死守住元江桥头

元江战斗，硝烟弥漫

解放个旧锡矿，打澄江“小孤山”

把敌人歼灭在国境内

忆滇南战役及激战抚仙湖

报道昆明人城式

我坐第一辆车进昆明

昆明入城式中的宣传科科长

南下我在四兵团部当警卫

抢修碧河公路

两副对联

滇黔公路武装押运

一条公路的战斗

亲历人城式及广南剿匪

剿匪英雄

土匪头子躲进了洞里

忆滇中、滇南剿匪

生擒法国“二圈官”

金平剿匪回忆

金平突围

富源、河口剿匪纪实

转战滇南剿匪

剿匪战斗中的119团

侦察兵战土匪

剿匪战斗中的女兵

难忘楚雄剿匪

鸡足山剿匪记

米甸剿匪

博尚剿匪纪实

太平街真的太平了

盈江莲山剿匪

镇康剿匪那一年

打土匪营救查玉升师长

泸沽湖剿匪

泸沽湖划船剿匪

剿匪回忆

我到龙某部队当总代表

陈赓司令员表扬：打得好！

消灭叛匪龙某

确左镇剿匪以一顶百

白鸟乡剿匪记

昭通剿匪后勤回忆

光荣的进藏先遣营

雪原上的“宝塔式”运输

解放中甸

和廖师长进中甸

纳古之战

盐井之战

工兵英雄郭中兴

中甸剿匪作战

三进藏区剿匪

劝降日瓦叛匪

中越边境大剿匪

我给越军当顾问

畹町桥头首任边防女检查官

边防“活字典”

到佤山寨要回解放军人头

军卫生部部长忆进云南

南下“人马健康”运动

治疗4所进云南

红军团出来的军医

担架兵的回忆

忆征粮剿匪

蒙自县长为部队筹粮饷

农民忆苦运动显神威

后勤“无名英雄”

飞雷英雄白孝基

腾冲征粮记

从征粮到边疆盖营房

审讯大特务

清查特务和丽江镇反

开展整风运动

在起义部队做军代表

火线上的军报记者

战地演出的“王大妈”

我在野火剧社

用画笔作战的军人

一路宣传一路歌

向小孤山开炮

文山剿匪的记忆

进军滇西一路受欢迎

14军随营学校

第一任下关市长

老百姓叫我“高县长”

团长得疟疾牺牲在孟连

扛着捷克机枪进云南

江西大学生参军进云南

赵藩孙女捐藏书

随军南下的新华社记者

采访手记

元江战斗，硝烟弥漫

我们在元江铁索桥北侧消灭了国民党42师。当时指挥作战的是师政治部主任张丕绪、团长陈文祺、副团长裴全江。我们团直属队、2营、3营在元江大通铺高山之上，13军副军长陈康命令我们迂回到元江上的铁索桥阻击，不能让敌人逃跑。我们又和37师联系，因为要统一作战。周学义、雷起云、吴效闵他们在铁索桥东侧红土岭、营盘山围歼敌8兵团部。

在靠近大通铺西侧，山头上有边纵西进支队在那坚守，他们把我们当成国民党了，因为当时红河河谷到处在打，战场很乱。我们3营冲上前去抓住几个人，一看他们穿着游击队的服装，一问是边纵的，自己人打误会了，赶紧找他们了解情况，并说明我们的任务是要到二塘和铁索桥，后来让他们带路，带着我们连夜上了二塘山。晚上战士们都睡着了，师政治部主任张丕绪、团长陈文祺、副团长裴全江在煤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并对各营交待了作战阵地和任务。

我们在拂晓时打响战斗，敌人爬向山头，我们开始反击，把敌人反击下去，压到山沟里。在二塘我们的一个警卫连、7连、8连在北侧山沟，9连两个排迂回铁索桥。国民党42师反复冲击，伤亡比较大。到了9点钟左右，国民党42师一个姓张的作战科科长上来，说他们要起义，那时我在前线，碰上3营的通信员带着要起义的这个谈判代表，我把他带到团指挥所。他说要起义，张丕绪主任说：“你要起义可以，我们把电报发给陈赓司令员请示。”这是张丕绪的策略之计。就让他等一下，让我带着他们到外面去谈判。张丕绪给我使了个眼色，说这只是个策略，要叫他们投诚，由我给他做宣传。我也知道我们带的部队太少，一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警卫连、炮连还有宣传队，我就和谈判代表讲：“你们800万部队都被我们消灭了，我们的政策你们也清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毛主席有声明的，你可以打消顾虑。”“既然你起义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你先把武器放下，咱们再说。”后来他说他当不了家，师长没有来，他只有回去请示副师长，实际上那个师长被打死了。我让他回去找那个副师长说，叫他们的团长也来。我的意思，只要他们团长一来，就没有人指挥部队了。后来我还给他做宣传工作，还给他喝水，说：“战场上我们的部队太多，我们可以不打你们，但对面的部队我们没办法指挥。”当时，为了调更多部队来，我们一直吹号，联络部队快来人。我跟那个团长说，你们看我们一直在吹号，叫对面不要打枪。实际上我是想调我们部队2营来，但是没来，怎么叫都叫不到。东面的37师和国民党部队打得很厉害，那个团长说你们打得太狠了，我们的人死了很多，我说那怎么办啊，后来他又带了3个团长来，这一来我就放心了，他们部队没人指挥了，我们部队一面打，一面喊话：“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放下武器才有出路。”大家都在喊话。当时我们3营教导员龚殿友已经和7连、8连下到沟里给他们做工作了，国民党部队因为好多天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又没有团长指挥他们，到了12点，3营教导员大声说：“走，跟我走，到红河里喝水，然后吃饭，你们把枪放下。”敌人把枪放下以后，他带着敌人这个师，2000多人到了红河边喝水去了。虽然是1月份，河谷仍热得不得了。他们就都到红河边喝水，我们的部队就下来了，把武器收缴在一起，枪栓下掉，5枝一捆地捆起来，把枪栓装起来放在筐里由我们拿着，让他们自己背着枪。他们有2000多人，我们只有500多人。敌人那个师乖乖地缴了枪，我们把弹药都拿上，所有干部战士都给他们做宣传，我们前面走一个连，后面走一个连，中间采取我们5个人插2～3个敌俘，叫他们背着枪走，就到了甘庄坝。这边的战斗刚结束，敌人8兵团司令部也被37师消灭了。边纵发动当地老百姓筹粮，还搞了菜、肉，我们部队也分得了一些，把那些国民党俘虏也叫来一起吃饭，吃了很多。

团政委赵培宪带着1营、2营到了元江城，在元江中学，37师师政委雷起云说：“培宪同志，你们打得很好，消灭敌人一个师，堵桥也堵得好，现在给你个任务，你要继续追击敌人，由37师吴效闵副师长带着你们到思茅，再往那边打。”那边跑了一部分敌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消灭敌人。吴效闵、赵培宪就带着我们114团直属队200多人和2个营共1000多人追敌人。过了一个山，跟起义部队34团打起来了，他们一看我们穿着黄军装就和我们打，还以为我们是国民党部队。我们吹冲锋号，冲上去抓了他们几个人，他们说是起义部队，才知道是搞误会了。说我们还有任务就继续往前走。走了两天，过了墨江，到了关通，就追上宪兵10团3营，这个团很反动，专门对付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后来我们包围了就打，把这个营歼灭了。他们缴械以后，一问说是宪兵10团3营，后来审查他们，原来他们要往台湾去，没有及时乘飞机走脱。这些人都是老兵，抗战初期在四川招的一些学生，还有海南、安徽的。我们一过江他们就跑，他们有的人个头很大，家庭出身要么是国民党特务头子，要么是国民党军官，要么是土豪劣绅等，这些人是非常反动的。

当时，追击敌人要渡澜沧江，冬天澜沧江水还是很清的，部队扎竹排过江去。竹排就是把大竹子砍下来，排成排用藤条捆扎起来，有七八米长，坐五六个人，一个连就要十几个竹排，做了一晚上。拂晓以前过江了，没有人掉到河里，我们部队原来渡江作战时都练过兵，熟悉竹排过江。走山路，不像现在的公路，走了一天多，没有到国境线，到南峤打完就回来了，残敌逃到缅甸去了。在南峤歼灭了敌第26军278团300余人，缴获的武器由俘虏背着、牲口驮着回来。

当时国民党军队为了逃跑，对当兵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还要打回来，还要组织国际联军，回来就都是要当官的，不过他们全被歼灭了。P33-36

在云南，有两个老百姓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众非常熟悉而敬重的称呼：“解放大军”和“南下干部”。“解放大军”，是云南人民送给当年解放云南及驻守云南的刘邓大军属下部队的敬称；“南下干部”，则是从这些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各级干部的统称，他们跟随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从太行山一路过来，最后来到了祖国西南边陲云南，并在此扎下了脚跟，很多人已在此终老安息。

云南的南下干部以山西人居多。因为解放云南的二野四兵团，其主力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太岳军分区，再往前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其次就是河南人。他们是四兵团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攻克洛阳等地后，为补充兵力在河南扩招的一批新生力量。再后一点的是四兵团参加淮海战役后，在苏、沪、赣、粤等地向大西南进军的沿途招收的一些学生兵。还有少部分是淮海战役期问从山东、河南组织民工支援前线又随部队南下的各级地方干部。

我的父母也是这批南下干部的一员。解放战争初期他俩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惹父母战友们的喜爱，就连身为纵队司令员的陈赓将军也经常抱着他逗乐(父亲当时在纵从直属文工团任团长)。不久，部队接到命令，马上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所有部队家属一律就地疏散，每人发给三块大洋的疏散费。父母虽然对初生儿子依依不舍，但还是坚决服从命令，将儿子连同三块大洋送给了黄河边上的一位老乡，只匆匆记下这位老乡的名字就随部队出发了，和自己长子惜别的心情，可想而知。全国解放以后，父母回去寻找孩子，那里已是人去屋空，经多方打听并托人查找，仍然音讯全无……我想，父母当时一定十分难过。多少年来，母亲会不时提起我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哥哥。她有时会说：“如果他还活着，不知过得怎么样？……”我心里明白，失子之痛像无法医治的顽疾，折磨着母亲的一生。

母亲当时虽然“贵”为团长夫人，可是没有享受到一点“团长太太”的待遇。她从进入太岳纵队那天起，就一直随部队南征北战，从山西一直走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江西、广东、广西，直到云南。母亲经常说：“我们这些文工团员，别看平时如众星捧月似的，其实比战士都要辛苦——行军时我们要给战士们进行宣传鼓动，部队修整时要为战士们演出慰问；作战时要为受伤战士抬担架和包扎伤口，战斗紧张时还要为前线运送弹药……除了打仗外，我们什么事情都干过。”母亲还说：“部队离开上海后，我们几乎每天要强行军七八十公里，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飞机，大多数都是在夜晚行军，白天修整。疲倦还是小事情，晚上那个困啊……后来，我们居然学会了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有时甚至还会做个梦呢！”

每当回忆起进军云南的那些岁月，母亲总是感慨道：“几乎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急行军中度过的。行军时最不方便的就是我们这些女同志了，成千上万的大部队里，男同志想方便的话，随便找个旮旯角落甚至背对着你就能解决。可我们女同志呢？只好几个人围成一个圈轮流解决。部队临时就地休息时，我们也是与男同志们个挨个地睡在一起，如果遇上下雨刮风，他们就会主动为我们挡风遮雨；实在走不动了，战士们背的背、扛的扛，硬是把我们生拉活拽地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时，真是个纯洁高尚的年代！”

还有一件是到了云南以后的事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华北地区受灾最重，灾情之严重也让驻守云南边疆的山西籍官兵们多少受到了影响。已转业到地方文化部门任职的父亲突发奇想，“利用职权”擅自邀请一个山西梆子剧团到云南来演出慰问部队官兵，有人出面阻止，认为当时资金极其紧缺，云南的条件又非常艰苦，这么多人来，吃、住、行都是一个大问题。可父亲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吧！我保证他们来了不会给地方添一点麻烦。”果然如此！这个剧团一到昆明，就被云南驻军的“老西”们盯上了，军长、师长、团长们围着这个剧团团团转，甚至为抢着让剧团先到他们部队去慰问演出而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这个剧团在云南“一呆”就是一年多，演出的《杨门女将》和《文成公主》让部队官兵看得如痴如醉，许多“老西”首长不但在本部队演出时场场都看，还跟着剧团到下一个部队“蹭”着看，甚至有部队首长打报告，要求将这个剧团永远留下来，成立部队编制的“晋剧团”……此事直到中央领导出面才得以制止。许多年以后，但凡部队的老战友来看望父亲，都离不开这句话：“老伙计呀，你当年搞的那个慰问演出，真是慰问到我们的心窝窝里啦！”

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慨，除了说明他们思乡心切，更说明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眷恋之情是何等深厚。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到云南那天起，就在红土高原上扎下根来，悄无声息地、默默地为保卫边疆、巩固边疆、建设边疆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书记叙的，就是这些老兵们在60年前解放云南及驻守云南时发生在他们身上或周围的感人经历和故事。尽管有的只讲述了他们的某一天、某件事，但是他们整体的讲述展现了他们为共和国创建初期做出的整体贡献，是巨大的，令人难忘的。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作古，活着的也都成为了耄耋老人，如果我们这些后辈再不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传下去，那么随着他们的逐渐离去，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将会留下一个空白，作为后辈的我们，将会无颜面对他们！为父辈们做点什么，‘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本书的编者杨亚伦，也是一名“南下干部”子女，很早以前就有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意愿。他历时多年，走访了近百位当时还健在的老战士，其中包括许多由当年的师、团、营各级首长和战士转业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将他们在解放云南的过程中和解放初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的各种经历记录下来，整理后编成了本书。其用心用意可谓良苦。当他拿着厚厚的一摞书稿找到我寻求出版时，共同的身世和愿望使我俩一拍即合，于是，出版本书的计划就这样敲定了。我想，这也算是我们为父辈们做的一件事吧。

此书出版之际，正值云南解放60周年。在这60年里，云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贫穷、落后、闭塞的云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最神秘、最具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个现代化的新云南开始崭露在东南亚之巅。在回顾云南60年的伟大变化时，我们特别要对当年刘邓大军的老战士们、南下干部们、云南地下党、“边纵”指战员及昆明起义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你们为云南的今天打下了稳定、团结、富裕的基础，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牺牲，云南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彭晓

2009年12月

每一次采访，每一次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那一头如雪的白发，不管是在医院病床上，还是在家中，让你每一秒都觉得面前这是一名战士。因为每一说起打仗，他们个个都亢奋不已，好像进入一种临战状态，那种气势马上就感染了你，和他们一起追随在半个世纪前那场腥风血雨的征战中，让你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我是这支部队的后代。父亲杨尚志是1936年参加革命，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后来的八路军太岳军区打日本鬼子，淮海战役在陈赓部队22旅66团任副政委，1950年随四兵团和母亲裴俊兰从北方南下进云南，并戍边畹町和河口，1951年时任云南军区边防公安三团政委、中共河口市委书记。我也曾在14军服役10年，血液里流着这支部队的血。我一定要将解放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血性写出来。我仰望着他们，让每一个战争亲历者真实讲述历史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人，汇集起来就是一部英雄史诗。

有一天，当最后一个老兵离我们远去，我们可能会在浮躁平息后的某一天，想起这些人。2009年12月，书稿即将完成时，三年来我采访过的这些老战士已有10余人去世。遗憾的是他们在解放云南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不能亲眼看到纪录着当年他们解放云南，所为之付出的血和汗。在此感谢接受我所采访的每一位老首长及其家人。特别是王庆和老首长，为本书精心审稿，并作为南下老兵对亲身经历史实仔细核对，付出心血，表示衷心感谢。

杨亚伦

2009年12月29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