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杰米·福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故事背景设在二战时期的美国西雅图。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籍日裔移民开始受到排挤、驱逐、监禁。尽管身为华裔，亨利还是被父亲送去了白人孩子就读的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随后入校的日裔小姑娘惠子。在学校遭孤立的处境，共同的身份认同焦虑，让两位少年渐渐萌生了朦胧的爱意。不料，一场日裔美籍居民大迁徙运动不久轰轰烈烈展开，年轻的恋人几经磨难，音信断绝。半个世纪后，伴随着巴拿马老旅馆的改建，过往的旋律再次奏响……

爱上了，就是一世的忧伤。

西雅图，1986年。

巴拿马旅馆，唐人街与日本城的分界地标。昏暗的地下室，老亨利发现一本布满尘埃的速写本，缓缓打开，一幅落寞小男孩的素描映入眼帘，“那就是我！” 一个在他心里深埋了一生的秘密逐渐浮出……

四十多年前，雷尼尔学校仅有的两名非白人学生，亨利和惠子，分别来自唐人街和日本城。

亨利父亲一心盼他成为地道的美国人，只许他说英语、上白人学校。惠子一家已极度西化，惠子也完全不懂日语，并认定自己就是美国人。但他们都是亚裔孩子眼中的“白鬼”，在学校还深受白人孩子的歧视与欺凌。同舟一命，惺惺相惜，一次令人万般伤感的怦然心动……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在美国受到严重排挤，甚至羁押，亨利只能眼睁睁看着开往拘留营的列车带走惠子。雪上加霜的是，极度仇日的亨利父亲发现了惠子的存在，父子自此决裂。隔着高高的铁丝网，亨利向惠子许下诺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

致中国读者

巴拿马旅馆

马蒂·李

我是中国人

升旗手

惠子

回家路上

日本城

巴德爵士乐唱片店

点心

湖景

说你的美国话

牙买加姜油

我是日本人

地下室

行政令

火

旧新闻

梅花树

家中战火

喂，喂

下山

茶

唱片

父母

是他们，总比我们好

空荡的街道

速写本

宇和岛屋

和谐营

探访时间

又一次回家

晚饭

台阶

谢尔顿的唱片

再访营地

转移

陌生人

十三岁

谢尔顿·托马斯

等待

再见

愤怒的一家

信

年月

在巴拿马旅馆见面

日本投降日

坏了的唱片

炉底石疗养院

票

谢尔顿的歌

纽约

最后的话

亨利将聚集在巴拿马旅馆门前的人群抛在身后，朝位于比肯山上的家走去。他家并没有远到可以俯瞰雷尼尔大街的景色，只是从唐人街上去不远，相当便利。一座由三间卧室组成的小房子，带有地下室——这么多年过去了，里面却仍然没有完工。他原本打算在儿子马蒂离家上大学后把它弄好的，但埃塞尔病情恶化，他们积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全都用来支付大笔的医疗账单了。账单像滚滚洪流，持续了将近十年。最后，他们及时赶上了政府的医疗补助，甚至有钱送埃塞尔去疗养院了，但亨利仍坚守着自己的结婚誓言：无论妻子患病还是健康，都要照顾她。再说，谁愿意在弥留的日子里还住在一个如同监狱、人人都排队走向死亡的公立机构？

亨利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马蒂敲了两下门，径直走了进来。他漫不经心地和父亲打了个招呼：“还好吗，老爸？”然后就朝厨房走去，“我马上就出来，你不用起身。我就是喝点水。我从国会山一路溜达回来的，锻炼锻炼身体。你自己也该考虑健身了，我感觉妈走后你好像长胖了。”

亨利看了看自己的腰身，按下电视的静音按钮。他一直在留心有关今天巴拿马旅馆重大发现的新闻，但什么也没听到。今天一定是个新闻过剩的日子。他的膝头放着一叠老相册和几本学校毕业纪念册，西雅图浓重的湿气已让它们变得污渍斑斑，散发着霉味。亨利家那间久久不能完工的地下室里，水泥板也在这样的湿气中变得冰凉冰凉。

他和马蒂自葬礼后就很少交谈了。马蒂仍在西雅图大学忙着攻读化学学位，这挺不错，好像让他躲开了很多麻烦。但大学也把马蒂从亨利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埃塞尔还在世时，倒也没什么，但现在，亨利生活中的那个大洞变得更大了，如同站在一个大峡谷边上高声喊叫，然后徒劳地等待着永不会有的回声。马蒂也会回家，但他好像只是来洗衣服、给车打蜡或是找他要钱花——亨利总是眉头不皱一下就给他。

如果说照顾埃塞尔是亨利打的第一场仗，那么为马蒂支付大学学费则是第二场。虽然有一小笔助学金，马蒂仍需要依靠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亨利为了能全天照顾埃塞尔，已经从波音公司提前退休了。名义上，他有一大笔钱，看起来是个富足的人。因而放贷方认为马蒂的家庭有着殷实的银行账户，但他们对那些医疗账单并不知情。在马蒂的母亲去世时，他们剩下的钱仅够操办一场体面的葬礼，马蒂却还认为这样的花费没有必要。

亨利没打算告诉马蒂第二笔贷款的事，助学贷款耗尽时他还能用这笔钱供马蒂上完学。何必让马蒂为此忧心？何必让他承受这些压力？学业已经够艰难了。即便他们之间并无多少言语交流，亨利仍像所有慈父一样，希望儿子万事无忧。

亨利一直在看那些相册，看他学生时代的退色回忆，他在寻找一个从未找到的人。他想，我一直努力不要活在过去，可谁知道呢，有时候是过去活在了我身上。他把视线从相册上移开，看到马蒂端着一个高脚杯慢悠悠地走进来，杯里盛满冰绿茶。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他移到他母亲留下的那张破旧的人造革躺椅上，正对着亨利。亨利呢，倒是很高兴看到埃塞尔曾经的位置又有人占据……无论是谁都好。

“那是最后一点绿茶了吧？”亨利问。

“没错，”马蒂说，“这最后一杯留给你，老爸。”他把杯子放在亨利身旁的绿玉色杯垫上。这让亨利意识到，葬礼后的这几个月里，他是何等衰老和刻薄。不是马蒂的问题，是他自己——他需要多出去走走了。今天是个好的开始。

即便这样，他也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谢谢”。

“很抱歉我最近没怎么回家。期末考试折磨得我都要喘不过气了。你和妈千辛万苦挣钱送我进了一流大学，我不能让那些钱白交。”

古旧的暖气炉停止了轰隆隆的工作，屋子里冷了下来，亨利却因内疚而脸红了。

“对了，我给你带了一点小礼物，表达我的谢意。”马蒂递给他一个大红色的“利是封”，正面有凸起的闪光金字。

亨利双手接过这份礼物。“红包——你是还我钱吗？”

儿子笑着挑挑眉毛。“差不多。”

里面是什么并不重要，亨利已经因儿子的这份心意而变得有些谦逊。他摸了摸金色的封印，上面印着汉字“福”。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叠起来的纸——马蒂的成绩单，他得了四分的高分。

“我是以优等生身份毕业的，也就是说，最高荣誉。”

一片静默，只有静音状态的电视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怎么了，老爸？”

亨利伸出生满老茧的手，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也许下一次，我就可以向你借钱了。”他说。

“如果你想完成上大学的心愿，我很愿意为你付钱，老爸——我会让你拿到奖学金的。”

奖学金。这个词对于亨利来说有特殊意义，并不仅仅因为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尽管那也是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学，成为一名绘图学徒。波音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在内心深处，亨利知道他退学的真实原因，那让他痛苦。他难以适应。过去那些年遗留下来的孤立感在作祟。这样的感觉，并不来自同辈人给予的压力，而更像是源于排斥。

他低头看着他的六年级纪念册，想起了这个学校里他恨过和爱过的一切。奇怪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映现，好像古旧的纪录片。校园里敌人不友善的目光，与纪念册里他们无邪的笑容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幅班级合影旁有一栏名单，写着那些“没合影”的学生的名字，亨利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他确实不在那一排排绽放笑容的孩子当中。但是那天他在那里。一整天都在。P6-9

我是中国人。大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填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时，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表上有一栏是填种族的，勾选的格子有“亚裔”和“白种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所以我各占一半。各占一半的格子在哪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此前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很少感觉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差一点就选了“白种人”。

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与父亲、祖父不一样，我不会说广东话，而且我姓福特(这个容易造成混淆的姓是一八六五年我的曾祖父郑民来美国淘金时随便选的)。况且，我从没到过中国。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我距离中国最近的时候了。希望这一状况会很快得到改观。

然而从小到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所有的班级合影中，我都是那个异族模样的小孩。我总与别人有点不一样。记得读小学时，我的白人同学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过，但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祖父母家，吃年糕。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呢。

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相当典型的华裔美国家庭长大的。我们吃米饭比吃土豆的时候多，银餐具旁边总摆着筷子。客厅里放的是东方塑像——弥勒佛、莲花坐佛、接引佛，什么都有，尽管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大量的中国图片、日历、灯具和樱桃木雕花家具，和谐地构成了我父母家中七十年代的装饰风味。

在美国人看来，美籍华人的谋生方式好像都是一个路数。父亲也没能脱离这个俗套，他经营着一家中国餐馆，副业是教武术。如果你去过美国一家“正宗的”中国餐馆——在那里，从大厨到洗碗工都来自香港，只有收银员会说一口“洋泾浜英语”，满地都是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好像他们就住在那里一样——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在大多数美国孩子还都吃不惯甘蓝菜的时候，我已经在吃凤爪、海蜇、海参和我最爱的零食鱿鱼干。周末我会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图的唐人街吃点心，而不是一辈子只有在学校组织郊游时才去上那么一回。

这样就够了吗？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看着那些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我慎重地考虑着要不要勾选“其他”一格。

身为作家，我过去许多年创作的故事中都不涉及东方人物——这些作品也从未得到发表。我努力想写出流行的东西，而非只是关注个人。结果一败涂地。可我仍刻意回避写中国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会有人愿意看，但主要还是由于我担心自己不够“中国”，讲不好这样的故事。我没找到自己的声音，我没弄清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我是谁。

可是后来，父亲过世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家庭，自幼家贫，他是家中独子。正因如此，我从小到大身边并没有中国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祖父母此前已经辞世)，我感到自己远离了中国传统，只剩下文化上的空虚感，以及“福特”这个姓。

于是我开始探究父亲的儿时故事。

故事之一，是关于那枚他被迫戴上的胸章，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他告诉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头，骂他“小日本”。他告诉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场架，而那胸章是一种自卫方式。

他还谈到，他读的是一所种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学校。学校里有白人小孩、菲律宾小孩、韩国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有一天他去上课，发现一半的桌子都空了。日本小孩都被送去了拘禁营。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的这个故事，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在他成长的年代里，日裔美国孩子和华裔美国孩子一道上学，一道玩耍，而他们那些旧世界的父母，充其量只是困惑地旁观，糟糕的则会横加干涉。他的成长，伴随着中日之间种种冲突的回声，而他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白人却认为“他们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

他的经历，再加上我自己在种族认同上的不安和困惑(感觉好像一只脚牢牢扎根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有时候还被迫要作出选择)，促使我写出了《悲喜边缘的旅馆》。一个有着事实基础的虚构故事。一个描述个人冲突的家庭故事。一个中国小男孩长成“美国人”的传说。

在小说创造过程中，我对我父亲，对他的童年，对他的过错和奋斗，以及对他的欢乐，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多么希望他仍在世，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和父亲不同，我没有胸章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中国人”。不过没关系，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知道我是谁。

杰米·福特

这虽然是一部小说，但许多事件，尤其是日裔美国人受到的拘禁，确实如书中描述的那样发生过。身为作者，我尽全力去再现这一历史场景，而未对其中牵涉的人心是非作出评价。我不是要创作一出道德剧，让我的声音成为舞台上最响亮的，我只想清清楚楚地让事实说话，而对与错悉由读者判断。既然我努力忠于那些事实，所以书中如有任何历史或地理上的错误，都由我自己承担责任。

因为许多人问到了，所以我要说：是的，巴拿马旅馆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地方；是的，三十七个日本家庭的财物确实存留在那里，放在满是灰尘的昏暗地下室里。如果你刚好要去参观，一定要在那里的茶馆停一停，里面展陈着许多工艺品。我特别要推荐那里的荔枝饮品——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巴德爵士乐唱片店也在那里。就在那条街上，在西雅图先锋广场的中心。它很容易错过，但很难忘记。我有一次闯进去拍些宣传照，店主只是问：“你这是要做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好的。”当然是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他温和地说。

然而，如果你要在其中一个地方停下来寻找一张流失已久的奥斯卡·霍尔登唱片，可能不会那么走运。当然，奥斯卡确实是伟大的西北岸爵士乐之父，但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出过黑胶唱片。

不过，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