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金融不发达吗？中国人自古就缺少科学精神吗？清教精神与“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令人不安的是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富有”二字似乎越来越远。奴”和“被”这两个字倒是成为不少人的写照，“被代表”、“被平均”的“房奴”、“卡奴”、“孩奴”们的怨气可想而知。更令人不安的是，连成为某种“奴”都求之不得者的戾气在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积聚、徘徊……

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分析问题求得共识，中策是尽量“维稳”推迟崩盘，下策是“砸烂一切”。《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就是探求共识之作。本书由李彤编著。

尽管今天中国的国力和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确乎有些东西妨碍着我们更加富有。其实，妨碍我们致富的问题远未解决，妨碍我们更加富有的问题甚至没有被意识到。《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从大历史观出发，对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制度和性格。前者包括国际上不公正、不利于我们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后者则是几千年环境造就的那些“劣根性”。突破它，需要强大的中产阶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中产之前先要树立中产意识。这是物质上富有之前先必须做好的精神准备。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由李彤编著。

序言 制度是因也是果

第一章 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

 第一节 财富的源泉在哪里

 第二节 钱、资本和财富

 第三节 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

 第四节 国有资产是政府对民众的信托责任

 第五节 别让民企“生的卑微、死的惨烈”

 第六节 中国，经济学家的迷惑

 第七节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第二章 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力

 第一节 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

 第二节 企业上市后的死水微澜

 第三节 风险投资有时是饮鸩止渴

 第四节 对现代企业何为仁义

 第五节 治理企业的“中医疗法”

第三章 未来系于“中产”

 第一节 中产阶层的社会价值

 第二节 别让股市成为掠夺财富的工具

 第三节 为什么要把财富换成砖头瓦块

 第四节 使财富暴涨的“险路”

第四章 谁说中国会统治世界

 第一节 中国曾经有多先进

 第二节 新帝国主义致命的自负

 第三节 人民币不可能替代美元

 第四节 中国会统治世界吗

四、过度福利与第三产业畸形发达

财富是劳动力与资源结合的产物。劳动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那些终日在原野上寻找、追逐猎物的狮子、老虎并不认为自己辛苦、应当领加班费，或是认为“给我的钱少我也不加班”。老虎在猎物后面疯跑时心里充满了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了。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积累，让劳动与生存的关系由显性的直接决定变为隐性的间接相关，再变为不相关。如果说历史上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有可能一生不从事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么，今天欧美一些过分优厚的福利制度，使大数民众的生存与劳动脱节了，失业或在家装病对收入影响不大。渐渐地，劳动与生存变得毫无关系，甚至成为“享受生活”的绊脚石。劳动这种本能就被异化了(alienation)，对此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逻辑角度可以这样表述，要生存就要劳动(相当于猛兽的捕猎)，劳动创造产品，为便利交换劳动产品被转换为一般等价物——货币，货币可以换取他人的劳动成品，于是货币与生存画上等号，进而又意味着奢侈和享受。最终，货币成为万能的神，可以奴役人的精神，而劳动成为多余的负累。

这里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复印机下面都有个小柜子，里面是成包的空白复印纸，以便缺纸时更换。美国回来的朋友说他们公司复印机边贴有醒目的标语：不要自已动手换纸，你会使其他人丢掉工作！使用复印机发现没纸时，必须给“有关部门”打电话，等待专人来加纸。这就是典型的异化：创造财富、节约资源都不如保住无中生有的饭碗重要！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被欧美发达国家指摘，说是抢了他们的饭碗。问题是欧美工人创造的财富减去他们的薪酬福利还有剩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发达国家的国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剥削者。法国多次闹罢工，原因是退休年龄要推迟或退休金要减少。希腊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紧缩政策，民众福利将被挤压，抗议浪潮席卷半岛。种种迹象表明，领跑了近两百年的欧美国家在一些方面已经“跑过了头，需要折返”。一路紧追的中国也要注意不要跟着跑过头！

另外，美国发达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令我们的经济学家羡慕不已。假设我们把一个国家的人口分成十份，其中五份不工作(老人、儿童、家庭主妇、失业者等)，两份是服务员、的哥、厨师等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一份是从事文化娱乐产业的，一份是从事金融行业的，只有一份从事工农业生产。假设后面五份创造的GDP只与从业人数成正比，那么这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就占了GDP的80%。不管用多少华丽的辞藻，不论金融有多重要、文化创意产业多高雅，从宏观来看，这个享受着丰裕物质生活的国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创造真实的财富。如果一个国家有200万人，分为两组相互捏脚、捶背，别的什么都不干，不出一周，这个GDP百分之百是第三产业的国家就饿殍遍地了！对于第三产业到底在GDP中占多少比重是个技术问题，但大方向上绝不是越高越好，中国也不要跟着跑过头。

财富的创造过程应当是个正反馈过程，谁运用资源“多、快、好、省”，谁就将获得更大的资源支配权。只要反馈信号正确地传导，财富就增加。中国在为全世界创造财富，得到的是小头，是价值不确定的纸币，而且还备受指责。欧美国家工农业生产的效率的确高，但国民消费的效率更高。于是，衬衣、皮鞋、袜子、打火机、儿童玩具等“附加值”低但必不可少的产品都需由中国这类的国家为他们生产出来，代价仅仅是自家印的“纸片”(美元和欧元)。

过度的福利异化了人类的劳动本能，削弱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劳动与资源“貌合神离”。畸形发达的第三产业则错配了宝贵的资源。

五、从龙象之争说起(中国VS印度)

西方人对其传统殖民地偏爱有加，他们一心想把印度培养成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金融开放”)。

印度的强项在软件与服务外包，核心竞争力来自人口红利和语言优势(官方语言为英语)。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印度的成就可喜可贺，值得我们学习，但印度在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市场份额我们还是要抢上一抢的。

印度已经放话要迅速超越中国。可是印度只有5000公里路况稍好的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但并行、穿行、逆行的有汽车、行人、自行车，甚至还有牲畜！中国不要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已经可以当美国的师傅了。我们有些精英提起“中国制造”就坐立不安，恨不能一夜之间换上“中国创造”的帽子，而印度政府都在2005年9月发布《制造业国家战略》，放言要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印度要抢中国制造业的饭碗谈何容易。就以富士康为例，在“12跳”之后宣布加薪60%，郭台铭为什么不把工厂迁到印度、越南？首先，是土地难以解决，在印度征地难于上青天；其次是缺乏“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再次还需要能胜任大工业化生产组织工作的各级管理人才。不客气地说，印度要抢中国制造业份额没那么容易。

总之，短期内印度超越中国的可能性不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战术上重视这头大象。真正危险的是我们被“要中国创造不要中国制造”等华丽的辞藻所迷惑，违反经济规律地搞“腾笼换鸟”，强行“产业升级”，落得自毁长城、自废功夫。P34-36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金融不发达吗？中国人自古就缺少科学精神吗？清教精神与“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令人不安的是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富有”二字似乎越来越远。奴”和“被”这两个字倒是成为不少人的写照，“被代表”、“被平均”的“房奴”、“卡奴”、“孩奴”们的怨气可想而知。更令人不安的是，连成为某种“奴”都求之不得者的戾气在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积聚、徘徊……

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分析问题求得共识，中策是尽量“维稳”推迟崩盘，下策是“砸烂一切”。本书就是探求共识之作。

中国的自然条件适于农耕文明，该文明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并提供相对安逸的生活，但需要“大政府”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所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死循环”，直到被足以亡国灭种的外力打破。在自然条件迥异的欧洲，君王只能与教会“狼狈为奸”分享权力。神权统治的极度严酷和贪得无厌，招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清算。其后，被改头换面的“新教”又成为新兴工商势力反抗君权的精神武器。

1840年以来的经历不堪回首，今天中华民族早已远离“最危急的时刻”并且日益强大、富裕了起来，但落后挨打的根源没有找到总是让人不安。中国为什么从绝对领先变为极度落后？古老的文化传统能支持中华民族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吗？更直白地说，是不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中潜藏着某种不治之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神速进步是否已经无法延续？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是难以甩掉的包袱？

谁说中国人缺乏自省意识，谁说我们保守固执，一百五十年来国人从没有停止过反思并且勇于试错，流血漂杵也在所不惜，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虽九死而不悔。康有为的改良之路不通，孙中山率众终结了千年帝制；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数千万生命换来民主建国；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我们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厄运；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制造冠绝全球……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不过一百七十年，只相当于清朝寿命的一半，与夏、商、周跨越的时间更是无法相比。尽管代价惨痛，我们还是应为一百多年来的进步感到欣慰。

一百多年来，聪明好学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导师。日本维新、英美立宪、苏俄革命都曾被我们借鉴。改革之初，首批走出国门者肯定深受刺激。在国内，不要说缺衣少食、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农村，当时的城里人吃块豆腐都要凭票、排队，而且还得等到年节才有供应。文艺作品里的好市长就是让市民吃到豆腐。而美国超市里是什么景象：人高马大的“老外”推着购物车，在商品的海洋里随意抓取，潇洒地刷卡付账，然后开着后备箱塞满货物的私家车驰往带花园的House……“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这样的宣传顿时显得苍白。20世纪80年代，武克钢第一次走出国门时去的是新加坡，那里的繁荣、进步让一行人震惊，一致认为“五十年以后中国也没有城市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也难怪当年有那么多人舍死忘生、不择手段地争取留在海外。人生苦短呀，改变不了国家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吧！但也有许多人回来了，他们心中深藏着这样的梦想：让美国的今天成为中国的明天。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三十年后再也不会有国人在美国超市被“洗脑”了，倒是华人在奢侈品店“扫货”的场面可以给洋人“洗头”了。

但是这一代人也有鲜明的历史局限，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基本来自“批林、批孔”运动，三纲五常”、中庸之道”在他们脑海里是一堆“四旧”、破烂货。欧美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令“老海龟”倾倒，成为自由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全盘照搬，政府什么都不要管。

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新生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后、90后)没体验过计划经济、没来得及看世界，是初入经济社会的“菜鸟级”玩家。享受着市场经济果实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是充满矛盾的一代：一面朦胧地羡慕大锅饭、低物价、包分配、分房子，却决不可能忍受领几十元月薪、排队”到三四十岁才“抢”到筒子楼里的一间房，在楼道里用煤球炉做饭，只能使用公用水房和卫生间……“老海龟”非富即贵，“新生代”人多势众。前者像《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在公众右耳畔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化、放松管制、国际惯例，后者则像牛魔王一样在人们的左耳畔吼天骂地。

其实，“老海龟”与“新生代”都是有良知的、爱国的，但缺少的是共识。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正如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北方人从星空中读到天赋人权的神圣，南方人读到的则是奴隶制的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已在持续一二十年的高增长中被耗尽，只有进一步的变革才能为更加宏伟的大厦构筑起制度的基石。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模仿秀”也已触碰到资源瓶颈，小小的地球承受不了十几亿人过上美式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及目标都需要大幅修正。奥马巴声言美国不做二流国家，中国走模仿之路到头也就是个“小二”，值吗？

下面，让我们从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原因的几种假说开始。

……

结语 制度是因也是果

制度是因也是果，正如鸡与蛋的关系。中、西方自然条件不同，饮食、生活方式必然不同。人类是自然之子，与精神、体质方面的差异一样，迥异的社会组织制度归根结底是大自然的作品。反过来，制度在适宜它的土壤里会不断地将根系向下延伸，巩固自己的根基。正如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除非遇到极大的外力，不会摆脱旧有的轨道。但人类并不总是被动适应，当支撑旧制度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思想启蒙的作用极为重要。自14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共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人文诸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思想和文化运动，极大地促使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转向文明的新时代。

当社会囿于某种既定的制度安排时，任何经济过程都不可能结出新鲜的果实。只有选准方向，主动推进制度变革才能跳出“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