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时期。学术繁荣的标志，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叶适就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道学代表)、陆九渊(心学代表)“鼎足而三”的思想家。《叶适评传》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叶适务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求裕民强国，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深刻思想和宏图大略，以及在危难之际守土抗战的杰出功绩，如实地再现了这位南宋的改革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作者张义德撰写本书旨在求教于学术界的长辈和同仁，以期引起对事功学派的重视。

叶适(1150～1223)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道学代表)、陆九渊(心学代表)“鼎足而三”的思想家。《叶适评传》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叶适务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积弊，以求裕民强国，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深刻思想和宏图大略，以及在危难之际守土抗战的杰出功绩，如实地再现了这位南宋的改革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叶适评传》从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中肯定了叶适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作者张义德选择叶适这个人物来进行初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以求教于学术界的长辈和同仁，以期引起对事功学派的重视，大家来共同珍视这笔思想遗产。

前言

第一章 叶适生活时代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一、在屈辱“和议”下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二、南宋初期思想学术状况

 三、南宋中期的学术繁荣

(一)学术繁荣的标志

(二)学术繁荣的几个特点

(三)孝宗期的禁道学

 四、庆元党禁和学术争鸣局面的终结

(一)庆元党禁的起因

(二)庆元党禁的经过

(三)庆元党禁的结果

(四)庆元党之驰和对道学的尊崇

(五)关于庆元党禁的评价

第二章 叶适的生平和著作

 一、“贫匮三世”之家

 二、求学时期

 三、从政时期(上)

(一)步入仁途

(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三)试郡治民，办事务实

 四、从政时期(下)

(一)在“绍熙内禅”中参与策划

(二)庆元党禁中的叶适

(三)开禧北伐中的叶适

(四)措置屯田，建立堡坞，安集流民，江北守江

 五、专门研究学术时期

 六、叶适的著作

第三章 永嘉学派概论

 一、永嘉之学与永嘉学派

 二、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三、叶适在永嘉学派中的地位

 四、永嘉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第四章 叶适思想的批判精神

 一、叶适对《易》的批判

(一)否定“伏羲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说

(二)对《易传》为孔丘所作提出怀疑

(三)对“易有太极”等说的批判

 二、对其他古代著作的考订

(一)“《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二)“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

(三)叶适的孔子观

(四)对《周礼》的考订

(五)对儒家经典以外著作的考订

 三 对《中庸》和《大学》的批评

(一)对“命”、“性”、“道”、“教”等概念的不同解释

(二)对《中庸》论“过”与“不及”的怀疑

(三)对“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说的批评

(四)对《大学》“格物致知”程朱说的批评

 四 对“道统”论的批评

(一)何谓“道统”论

(二)对“曾子独得其(孔子)传”说的批评

(三)指出从曾参到孟轲的传承系统背离了从尧到孔丘一脉相承之“道”

(四)追溯宋代道学的思想渊源

第五章 叶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

 一 以改革求恢复的理论

(一)主张从“苟简”的方法中摆脱出来

(二)主张走先改革后恢复的新路

(三)对妥协投降和苟安的抨击

(四)对单纯用兵观点的批评

 二 叶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主张

(一)理财非聚敛的思想

(二)裕民思想

(三)重视工商的思想和百物流通的主张

 三 叶适的兵制改革和军事战略思想

(一)分兵变法的思想

(二)“由募还农”的思想

(三)军事战略思想

 四 叶适的政治改革思想

(一)对宋代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的批评

(二)外坚内柔论

(三)分权、疏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四)改革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的主张

第六章 叶适“物在”则“道在”的唯物主义思想

 一 对道、理与器、物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回答

(一)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二)“道”不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

(三)“八物”、“五物”最终归结为“气”的思想

 二 论“极”

(一)认为“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

(二)“极”是物自身的一种状态

 三 天道、人道有别的思想和反对迷信

第七章 叶适“凡物皆两”和“中和”的辩证法思想

 一 “时常运而无息，万物皆动而不止”

 二 万物之动“起于二气之争”

 三 关于‘镦中和”的思想

(一)“中和”，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和谐状态

(二)“中和之道”与“天地万物之理”

(三)“致中和”的途径

(四)“中庸”提法有变，“中和”提法始终如一

(五)叶适“中和”思想的意义

第八章 叶适“内外交相成”的认识论

 一 主观服从客观的“克己以尽物”说

(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的格物致知说

(二)“克己以尽物”说

 二 耳目与心官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

(一)“以聪明为首”

(二)关于“思”的作用的探讨

(三)注意研究思维方法

(四)求师与师心

 三 验事考实的客观真理论

第九 章叶适功利与义理统一的伦理思想

 一 人性天赋论

 二 理欲统一论

 三 义利统一论

(一)要不要讲利害关系

(二)“崇义以养利”：义与利在观念上的统一

(三)摆脱义与利在现实中的不统一

 四 士人价值论

第十章 叶适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 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三面旗帜

(一)爱国主义的旗帜

(二)功利主义的旗帜

(三)反理学的旗帜

 二 宋代学术思想的总结者

(一)政事和经术的统一

(二)义理和功利的统一

(三)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复归

 三 叶适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一)叶适与浙东学派的关系

1.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2.兼通经史的特色

3.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叶适对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1.对封建社会后期政治体制的批评

2.揭露苛捐杂税害民

3.关于兵制改革和军事战略思想

(三)理学的终结和叶适的思想

附录 叶适年谱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叶适生活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政治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孝宗到宁宗三朝。这段时间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在屈辱“和议”下的相对稳定。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靖康之变到绍兴初年的那种战乱局面已成过去，南北对峙的局面已形成；但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的妥协投降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始终笼罩在屈辱“和议”的阴影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南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极为深重。在南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对金的和、战、守问题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以和战而论，在叶适出生前有“绍兴和议”，在叶适出生后，有孝宗北伐和“隆兴和议”以及宁宗朝的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

“绍兴和议”是在抗金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两次，一次成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一次成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都有宋对金纳贡称臣的内容，条件非常苛刻，而以第二次和议维持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绍兴十一年和议，是在金完颜宗弼(兀术)南侵，宋军反击，取得了顺昌之捷(刘錡)和尚源之捷(吴璘等)、郾城之捷(岳飞)之后，宗弼通过其派往南宋的内奸秦桧实现的。高宗、秦桧为了求和，放弃了宋军经过艰苦战斗已收复的淮河以北的土地，宋帝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绢二十五万匹、银二十五万两。绍兴十一年是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这年不但接受了屈辱的“和议”，为了保障“和议”的实行，高宗、秦桧还收了前线各大将的兵权，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罢黜了抗金名将韩世忠，一大批反对屈辱“和议”的官员被罢职流放。如陈亮所抨击的，这是“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6页)。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高宗赵构实行“内禅”，传位于太子赵奋(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是为孝宗。孝宗初即位，即起用主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北伐。宋兵由两淮北上，由于前线将领不和，造成符离兵溃，金兵乘机渡淮南下。南宋在秦桧余党汤思退主持下，与金议和。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冬，和议成，宋帝不再称臣，金、宋二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分别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四郡地，两国地界恢复绍兴和议原状。叶适回顾这次历史事件说：

往者隆兴之初，聚重兵于淮水之上，使辅臣督之。方其未战也，天下交口而议其后；及其一战而不胜也，大兵溃散，飞檄告警，督师罢黜，而复与虏和矣。(《廷对》，《水心别集》卷九)

在当时，士大夫中主和者为多数，反对和议的是少数。但这个主和的多数并不能代表南宋军民的多数，如朱熹所说：“且若必以人之众寡为胜负，则夫所谓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军、万姓之为多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宋孝宗原是“锐意恢复”的君主，但在为数众多的主和派的包围下，进取之志逐渐减弱，终于不能有所作为。

在屈辱和议下，南宋人民受着宋金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仅岁贡(隆兴后改岁币)一项，南宋每年派官吏军兵押送过境，途中费用自备，不堪其苦。入金后，不断地受金官吏刁难和勒索。“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四、五。”实际负担远远超过“和议”规定之数。此外，每年宋金要互派正旦使、生辰使，宋使人金要纳大量财物，金使南来大肆勒索。如“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两、彩缎一千匹。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莫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又有朝辞回程宣赐等费。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旦生辰，常使往回程八次，赐御筵每处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连完颜宗弼(兀术)也不得不承认：“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宋末厨密认为：“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淳绍岁币》，《齐东野语》卷十二)南宋统治者就是这样以大量的民脂民膏去讨好自己的仇敌，以求得在东南的苟安。

南宋的官僚、大地主在残酷刻剥人民的基础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置复仇雪耻和中原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定都临安(杭州)后，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作长期偏安的打算。由中原南逃的贵族大家、官僚富户聚集临安，他们“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偈日，缓急倒施”(《宋史·汪立信传》)。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诗中，揭露了他们苟且偷安的情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晚期文人罗大经也有类似的讽刺诗：

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

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

(《十里荷花》，《鹤林玉露》丙编卷一)

陈亮对南宋统治者这种“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乐其生于干戈之际，上下宴安”(《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的行径深恶痛绝。而叶适正是生于绍兴和议之后，亲眼看到隆兴北伐的失败和隆兴和议的实现。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就是面对着这个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到了晚年，叶适又亲历了开禧北伐和嘉定和议。P3-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