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是近年来关于中世纪世界最准确的总体介绍的第三部分。书中配有丰富的插图、大量相关的地图和图表，并提供了学术研究和分析的综合成果。本书译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英文版译自法语原文，英文版为英语读者做了全面修改。

第三卷涉及中世纪的结束、危机时代、瘟疫、饥荒、国内冲突，并且在最后几个章节论及欧洲强有力的经济和殖民扩张、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本书不仅涉及西欧，也兼及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而且配有彩图来展示它们的艺术遗产。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教师和学者，书后附加的参考书目都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研究。

本卷是近年来关于中世纪世界最准确的总体介绍的第三部分。书中配有丰富的插图、大量相关的地图和图表，并提供了学术研究和分析的综合成果。本书译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英文版译自法语原文，英文版为英语读者做了全面修改。第三卷涉及中世纪的结束、危机时代、瘟疫、饥荒、国内冲突，并且在最后几个章节论及欧洲强有力的经济和殖民扩张、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本书不仅涉及西欧，也兼及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而且配有彩图来展示它们的艺术遗产。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教师和学者，书后附加的参考书目都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研究。

另两卷简体中文版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和《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已经出版。至此，三卷本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已全部出版完毕。

编者和主要撰稿人罗伯特·福西耶是巴黎第一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彩图目录

鸣谢

术语表

前言(罗伯特·福西耶)

第一编 欧洲危机的发展：1250年至1430年

 第一章 阴云密布西方(罗伯特·福西耶)

 第二章 大审判(罗伯特·福西耶)

 第三章 不同的价值标准与权利机构[雅克·韦尔热(Jacques Verger)]

第二编 在东方和南方的新较量：1250年至1520年

 第四章 拜占庭帝国暂缓灭亡？ [凯瑟林·阿斯德拉查&斯皮罗斯-阿斯德拉查(Catherine Asdracha with Spiros Asdrachs)]

 第五章 土耳其人或蒙古人的伊斯兰教[罗伯特·曼特兰(Robert Mantran)]

 第六章 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在东方的对抗(凯瑟林·阿斯德拉查‘&罗伯特·曼特兰)

 第七章 非洲向旧世界敞开大门[罗伯特·曼特兰&查理·德·拉·荣西耶尔(Charles de la Roncire)]

第三编 西方走向近代：1430年至l520年

 第八章 欧洲的第二春(罗伯特·福西耶)

 第九章 从欧洲走向世界(罗伯特·福西耶)

 第十章 人类的再征服(罗伯特·福西耶)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中世纪末期，无论是热切关注政治和军事事件，还是关注宗教趋势，或者注意倾听社会最底层人民的不满声音，历史学家们在很早以前就正确指出了这一危机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在英国武力进攻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法国骑士；胡乱丢在城镇街道上的因感染鼠疫而发黑的尸体，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农民狂乱地奔跑，手中挥舞着他们的刀叉反抗贵族。这些充满着死亡气息的景象，辅之以两三个教皇之间争斗的景象，比施以火刑的圣女贞德和约翰·胡斯要重要得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错，那些从一般经济范畴考虑的历史学家们将它们视作衰落阶段的特征，将其简单的加入这一全景中。预示欧洲命运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1330年至1350年到1440年至1460年这一重要时期。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更为传统，他们将14世纪中期战争的爆发、瘟疫和饥荒解释为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的标志。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这些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那时的人们甚至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上帝，并责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惹怒上帝而降罪于他们。最近20年来，历史学家们也在深思这样一些问题：逐渐升级的战争不仅仅是君主武断决定的结果；饥荒不可能没有理由地发生；甚至引起瘟疫的杆状菌也需要适宜的环境来增生扩散。要想研究这一“危机”的诸多起因就需要了解13世纪的很多东西，而且这意味着要撕毁大教堂和大学时代的神圣面纱，以此更加清晰地看清它的特征，并找出曾经光芒四射的基督教衰败和老化的线索。

好国王路易时代

在这多事之秋，知识分子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通过赋予过去以虚拟的高尚品德来唤起人们的怀旧之情。历史上有很多黄金时代，它们带着稳定和辉煌的假面具，伪造出时代的创造力和怀疑主义。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查明在巴黎时代没落的表面下隐藏着什么：贫困的工人阶级、衰退的经济、残酷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中世纪没有避免这种自欺欺人的特殊形式。甚至在法国以外的地方，14世纪的人们会回忆起好国王路易的时代，当时王室司法和教团规章兴盛一时、大教堂兴起、托马斯·阿奎那正在授课、船只正在海上破浪前进。他们忘记了对犹太人的侮辱、失败的十字军运动、对清洁派教徒(Cathars，也称卡特里派，是基督教中的一个异端派别，兴盛于12世纪与13世纪的西欧，怀有双重信仰，他们都强调保守“清洁”，反对腐化，因而得名，多流行于下层名众中——中译者)的追捕、扼杀公社运动。历史学家们必须公正客观，不能被这些偏见所蒙蔽。

公平的表面……

像《玫瑰传奇》中所描述的一样，1260年代和1280年代的欧洲极具吸引力。加泰罗尼亚、佛兰德斯、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平原、芬斯(Fens)、肯特和安达卢西亚等地区很早就已发展起来，现在继续稳定发展。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区，像易北河的边远地区、瑞典和摩拉维亚(Moravia)更有理由追求这一过程。随着不断尝试在特殊土壤中种植相应的农作物，农业耕作取得进步，甚至是在多山的多菲内(Dauphin6)和皮埃蒙特(Piedmont)也是如此。新的或以前不知道的品种写入农业论文中，统治者们对此很感兴趣。莱茵河两岸种上了蛇麻草、伦巴第种植水稻、菠菜在意大利生长旺盛、荞麦开始了它在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漫长历史。需求的多样化(这点我以后再讨论)解释了对厨房花园和果园的关注。从阿杜瓦(Artois)的女伯爵、米兰、普瓦捷(Poitiers)和比萨的许多市民和行政官员的账目中，我们知道，草莓、杏、莴苣和许多其他蔬菜及用于染色的植物被大面积种植，后来图卢兹的松蓝和施派耶尔(Speire)的茜草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用于增一加酒的产量的、更加进步的和非投机性的方法导致葡萄藤在英国逐渐消失，不过只有这一次，而几十年以后在利摩涅(Limogne)、勃艮第和郎格多克(Languedoc)葡萄园大片大片地出现。王公和市民对酒的评判标准截然不同。在《葡萄酒与水之争》(Disputoison du vin et de L’eau)中，作者对博讷(Beaune)、欧塞尔、昂热(Angers)和波尔多等地的酒逐一点评，并将在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时代获得好评的巴黎酒和拉昂(Laon)酒降级为一般。

同样在其他地方，农村重新组织实行轮作和条植法。1250年至1290年间，伦敦周边所有富裕的谷物种植区和巴黎盆地似乎业已实行三圃制。1320年至1328年问，诺曼底和托斯卡纳(Tuscany)也采用了三圃制。德意志迟至1325年才由个别的或部分的轮作制变为三圃制。然而，仍然有一些地区的耕种技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边远地区，在寒冷的气候下，潮湿的土地上仍在种植生长周期短、存活率低的作物，这制约了肥料的使用和乡村附近土地的轮作。这种制约还体现在工具的使用上：尽管南部地区已经使用带有犁刀的犁具，但由于各地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制约了其他地区对这种新兴工具的接受。不是习俗或对新技术的漠视，而是危险的斜坡、多石的地面和喂养娇贵马匹的费用等各种因素决定土壤肥沃的广大地区继续使用牛耕地。1290年左右，英格兰、布里和勃艮第北部仍在使用牛拉犁耕地。因此，这些地区很少种植喂马的燕麦。

乡村集市日益增多和专业化，这表明经济的发展已超出经济学家所谓的初级阶段，而且乡村手工业也正在发展。康沃尔(CounwaH)、爱尔兰和索洛涅(Sologne)出现了家畜集市。在其他地区，农民制造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逐步提高。例如l 300年左右，脚蹬纺织轮应该已经引入农村家庭中。它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并且提高了妇女的工作效率，使之达到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但它也将她们隔绝在自己的小屋中。到此为止，乡村正在生产足够多的剩余产品卖给城镇来赚钱，这种生产甚至在城镇有所需要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洛伦泽蒂(Lorenzetti)在锡耶纳市政大厦创作的著名壁画描绘了乡下人带着小麦、纱布和木头来到城镇的情景。P13-15

对世间万物的信仰与喜爱，兼具浪漫与理性的哲学引导基督徒从地狱走向天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神曲》中的伯纳德(Betnard)、贝亚特里切(Beatrice)和维吉尔(Virgil)引导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在14世纪初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呐喊比后人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能代表这个世界的苦闷，这个世界已走到了尽头，但它还要面对人们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阴霾、恐惧和灾难。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和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要面对毁灭、饥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体系对此无能为力。

从圣路易(Saint LOuis)到宗教改革爆发的这三个世纪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晚期处于衰退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更喜欢称之为“困难时期”，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这一时期很难界定，因而那些称呼不可避免地就有些模棱两可。中世纪何时结束？有什么标志性事件？是政治事件，如标志古代遗迹最后消失的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当时被人们低估，后来却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在未知的大西洋上的航行？还是1517年路德为公开反抗传统基督教的陈腐组织而对教会发起的挑衅性行为的爆发？又或者是现代学者们提出至迟在1540年或1560年新大陆的发现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日益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应该小心处理。亨利五世生活在中世纪，亨利八世则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界定。除了被人们诋毁的10、11世纪以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时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能，为其扩张准备如此多的财富，为未来发展积聚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转折点，但不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但丁的后裔们走出欧洲，征服新的大陆。这一光环必将闪耀在欧洲的上空。在那里，人们在抛弃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同时正在打造征服之剑。阿尔汗布拉(Alhambra)、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m)、苏莱曼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的其他名字将被人们铭记，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欧洲世界。

13世纪中期以后，整个欧洲内部斗争频发，结构性变化日益加剧，其影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明显，但丁曾对此深表悲痛。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基督教世界蜕变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骚乱，而不是外部因素。人们倾向于认为是当地的气候变化导致这种局面，特别是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以后，人们的观点更是如此。如北半球显而易见日益变暖、海平面日益上升、冰区日益减少、倾盆大雨越来越多以及突然的气温变化。以上这些因素导致谷物腐烂、疾病传播、贵族争战不休、农民挨饿。当试图用这些自然气候的变化解释10、11世纪欧洲所面临的局面时，我们却发现这一时期欧洲北部地区多次出现寒冷天气。这种寒冷天气和气候条件在理论上应该有助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一步的问题是大约在1520年至1550年间结束的这些现象相对而言时间短暂，但是由此开始的这个趋势将不断发展。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先转到其他问题上去。

基督徒：敏感而脆弱的巨人

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aillt Thomas Aquirlas)和圣路易时期，胜利的欧洲是一座辉煌的大厦，在它的领土内它再次保护了它的自由和它的时代。这样，欧洲呈现给一位非洲旅游者的面容就如亚眠(Amiens)的美神像一样安详。在教会保证教义和道德一致的情况下，思想和言语实现统一。诚然也有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对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发动的真正的战争、他对信徒的蛮横要求和他极力镇压新的运动如法兰西斯圣灵派的举动深感悲痛。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等人对日益松懈的道德深表忧虑，另一些人，如让·德·默恩(Jean de Metmg)，则指责社会日益腐败堕落。在西班牙，伊斯兰教就像一块裸露的伤疤幸存下来，而东方正在哀悼耶路撒冷的丢失。欧洲丧失大片地区，甚至有一些国家未改信基督教，如立陶宛，但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内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损失。

若干前提促使基督教秩序于12世纪的欧洲得以确立，这使得三至四代人可以获得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并维持一定的道德水准。这些前提包括生产与交换机制。人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尽管人的劳动效率因工具的改进和可利用资源的丰富而得到提高。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机器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却并没有降低生产成本。流通资金的短缺限制了个人财产的积累，这意味着领地庄园内的平衡是极端脆弱的。从社会角度说，付给领主的租金和赋税仅仅是作为他们维护正义、保护农民并保证他们得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的回报。从经济角度说，这一体系要求严格保留无利可图的土地和劳动税，以此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很容易因在畜牧业方面的任何较大发展或粮食的沉重负担而被打破。1220年至1260年气候和人口之间的失调开始加剧，农业产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将达到极限。领主需要现金武装自己和供应他的君主，这促使他们增加设备、投资经济性作物或畜牧业、圈地或提高租金，因此他们向农民施加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可以忍受的限度，违反了他们之间的契约。正是在这个时代，领主的统治日益衰落，国王及其军队、官吏的影响日益加强。

在德国和西班牙等地，人们仍然可以得到土地，13世纪的拓殖运动仍在继续。在人多而租借地少的地方很多人抵制变革。更糟的是，一批农民精英正在崛起，他们是免税的富裕领主、掌握地方社团的教会执事、从前的小贵族的代理人和成功的农业工人。他们介于领主和普通人之间，他们勒索高额租金、以未来的工资为抵押贷款并大量购买废弃的土地。乡村社会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单独的团体。在城镇，工人和行会、师傅和城市权力机构之间也存在同样脆弱的平衡。这些只是生产和庄园体系宣告崩溃的物质前提，而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玫瑰传奇》(the Roman de la Rose)的敏锐的作者听到更多的传言。这次是在大学和学院，这位作者用拉丁文和法学知识阐明了流行的观点，即建立在神圣秩序原则基础上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中世纪论调。

尽管1254年与东正教会的和解平定了异端，恢复了基督教组织机构的统治，但也已削弱了上帝代理人的权威。罗马教皇权力的日益削弱是他和德意志皇帝无休止争斗的结果。教会的过度保守、毫不妥协地拒绝任何形式的亚里士多德思想以及放任神秘主义乌云的扩散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教会的洞察力和发展受到了影响。

有人认为，更大的危险是人们普遍漠视共同福利理想，没有人帮助那些辛勤工作的人，也没有人帮助那些生活在天堂般的互助社会之外的人。社会应该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总是为群体服务的。13世纪中期这一理想业已被律法家、商人、劳动者，甚至是国王削弱了，以致它仅仅是法律和教规上的理论。大多数社会范畴不能代替另一种道德体系，它们在哲学上的不成熟意味着当统一理想发生动摇之时，基督教世界也即将崩溃。

西方的蜕变

在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分裂成许多不同的要素。这次分裂是结构上的而非地理上的，其特点更多的是对生活准则的彻底忽视抑制了基督教世界的发展而不是力量的扩散。中世纪孕育形成的这些要素虽然表面上表现为灾难与不幸，给这个时代带来不好的名声，但它们仍保持着活力，这些都是变革的阵痛刺激的结果。当时的人们认为不断升级的战争、经常性的流行性疾病、接连出现的饥荒、正在崩溃的财富、破产、逃亡和死亡是神怒的征兆，从而促成了这种不利的评论。和今日那些仍旧目光短浅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关注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完全可以得到谅解。

在这种混乱中，甚至是在圣路易去世之前，西方就业已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自14世纪初以来迅速传播，黑死病(1348)和15世纪中期是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此后在下一个一百年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可以从两组特别事件中总结出这些关键因素。

虽然不缺少信仰或善功，而且传教事业正在萌芽，“官方”宗教正在繁荣，成千上万个迹象足以验证信徒在信仰上的狂热，但伟大的基督教一统思想不复存在。现在，统一思想已经让位于民族教会，这使大学受到局限，只能教育当地社团。拉丁文，这个共同学习与思考的工具在各地方言的猛烈攻击下消失了。主教不再被任命到遥远国度的主教区任职，牧师和学者也只能面向家乡的听众。甚至书籍也只限在领地内流通，印刷术加剧而不是阻碍了这种倒退，这是人们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这种碎化无疑和民族利益的出现密切相关。

1395年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受挫后，法兰克人准备在短期内发动一次全面的十字军运动的模糊计划让位于抢先占领该地区。王朝、城镇或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都要优于基督教世界的利益，甚至不惜破坏它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国家的诞生”被19世纪和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所赞赏，他们认为第一次激动人心的觉醒是圣女贞德、瓦特·泰勒(Wat Tyler)或胡斯(Huss)。作为后人的我们已经品尝到了这种发展所带来的苦果，当代中世纪史学者也不可能真的承认英国现代的殖民扩张、泛德意志帝国主义或俄罗斯在亚洲的推进等任何形式的“民族”动力要优于11、12世纪法兰克人的神的武功颂(the Cesta Dei per Francos)。

民族运动之所以迅速挣脱所有羁绊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世界突然丧失了它的领导者。两个教皇迁到阿维尼翁(Avignorl)、三个教皇同时在位、教皇在公会议上遭受羞辱和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对世俗财产的挥霍浪费——这一切损害的是宗教信仰而不仅仅是教会统一。教会遭受的最坏影响显然是教皇和教会放弃了作为羊群保护者的角色。在1311年维恩公会议(the Collncil of Vierme)上，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Ⅵ)将新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法兰西斯圣灵派(Spiritual Franciscans)赶出罗马教会，这是教皇及其主教们第一次没能引导强大的正统信仰的发展潮流。和以前一样，他们没有努力挽回圣灵派，圣灵派成员被定罪，没有上诉机会。这意味着教会已经不能领导人们清除救赎道路上的障碍了，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完全靠自己去寻求救赎了。通向世俗思想的大门已经打开，它将吞没所有人，不分善恶，无论好坏。

在民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那里，随着不稳定的生产和繁重的封建义务之间脆弱的平衡的破裂，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分离。但这一进程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人口的经常变动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并给投机商人制造了机会。资源匮乏的地区致力于生产经济性作物，这种进步有利于货币流通，加快了经济重建和扩张的步伐。在其他地区，土地所有者的巧取豪夺、圈地、发展畜牧业和种植新的葡萄园加剧了二者利益的分裂，而这一切又破坏了传统的生产体系。经济领域充满欺诈，人与人之间被迫互相竞争。君主为了获得战利品督促王公们去打仗，一旦战败需要支付赎金，或者土地遭到破坏，王公们就会加重剥削，同时在税收金额上试图向王室税收看齐。而其臣民无论贫富，只能逆来顺受，或者造反、逃亡。显而易见，贵族尽管在政治上有权，但在经济领域软弱无力，在社会领域属于寄生阶层。这并不表明农民的环境得到改善，这个体系的崩溃只有利于农业工人、庄园代理人和领薪水的劳动者，其他人则陷入贫困。

城镇里的这一进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失业和随之而来的饥馑。开阔的乡村还可以转向森林寻求衣食，这可以用来解释城市为何更加频繁和激烈地爆发起义。虽然如此，确切地说，正是在饥荒和瘟疫发生的年代，乡村人口逃往城镇，壮大了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的队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要求更加细致的劳动分工，工场主试图在边远农村使用廉价劳动力做最原始的粗笨工作。类似行为只能加重乡村和城镇之间的敌意。

庄园体系的解体和大量城镇失业工人的温顺导致体系变动的一个最终特征的出现，即公国的形成，它是在国家早期，在基督教日益崩溃和庄园体系灭亡之间出现的。公国是乡村与贵族阶层再次联盟的产物，它辖括几千英亩土地，以一个重要城镇为核心(如意大利和德国)，或者以某个大贵族或富裕的商人家族为核心。这些公国一般不大，它们仿效那些较大王国的工作方式，而这些王国可以保证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剩余产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人们只关注大领地内的自治国家，如米兰平原、勃艮第和弗里西亚(Frisia)。和10世纪相比，中央政府陷入混乱。这个新的统治机构与其说属于政治范畴不如说属于经济范畴，它介于王国和解体的农村之间。

新主人

既然人们可以要求工作权，承认真理和世界的多重性，承认通往上帝或幸福的路不止一条，那么保证一个有序的基督教社会的统一和安定的那些条条框框也就消失殆尽了。保守主义，即保障罗马教会胜利的黄金法则，正逐步让位于进步思想，此后人类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不再受到限制。在官方制定的罪恶表中，贪婪(avaviria)比骄傲(superbia)更坏。此外，人类及其思想的混乱，与不同的信仰及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之间更多的联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现世的永恒的耶路撒冷这一概念的颠覆。

自14世纪中期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和邓斯·斯科特(Duns Scotus)以来，许多乐观主义者以其态度向世人揭示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一种现代方式。这是人们从罗马式和哥特式时期的工匠(homo faber)变为“前文艺复兴时期”的贤人君子(homo sapoens)之路。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拿起武器捍卫它。最终，人文主义将展示出所有的自我主义。作为自身好奇和关注的目标，人将获得宇宙中心的地位并且目标就是要统治它——他们将把上帝推向审判台。在有限的和日常的尺度内，个人的活力和野心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伴随“新的人类”和新的主人一起上升成长。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社会关系得到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最持久的现象是货币及其主人的胜利。这一现象可以追溯至古代，但只是到了现代它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促使社会由以土地为基础建立财富和权力的时代进入以占有流动资本为主导的时代。这是加紧财政控制和国家作为大资本家思想启蒙的结果，还是贵金属短缺的结果昵？金银短缺激发了随后的殖民扩张，而这种情况又由于庞大消费和用于开采最深的矿井的新技术而日益严重。因为对货币需求而建立起来的掌管货币财富的机构能够以精确的技术知道当前和未来的税收情况，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了实业家、商人、“银行家”、农业工人和市民的手中，他们投资有利可图的葡萄园、购买羊毛、种植生长周期短的针叶林代替橡树林。这种权力转移的直接影响就是在王公、国王和城市统治集团身边出现一个新的优势力量——放债人。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此后，他们开始公开实行寡头统治，而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只是数百例子当中的一个而已。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导致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生，即国家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结合体，数千人民依赖的政府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私人利益支配公共利益，即“美第奇银行的利润就是佛罗伦萨的利润”。

杜埃的恐怖者布瓦涅·布罗克(the horrble Boine Broke of Douai)的画像绝对是一幅讽刺画，也是一个例外，他对劳工的剥削就连19世纪的工场主也自愧不如。逐渐形成的开明君主制将消除很多邪恶。虽然如此，雇主拥有工具和雇佣工人，出租他们的小屋，有时候也执行法律。一旦工资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扩大，雇主就拥有了最引人注目的地位。这是社会和经济关系分裂和叛乱的源头，因为这种互惠服务业已不适用于庄园体系。从1285年至1290年再到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接连不断的城市骚乱和农民起义遍布欧洲，指明了这一问题的波及范围和严重性。

早期工人运动的特征在15世纪的骚乱不安中均可以找到：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使劳动力发挥到极限；科技进步加剧了不景气和萧条时期的失业，加剧了城镇行会和师傅与失业的城镇工人和周围乡村的非法劳工之间的敌对。最终，工资不再和货币挂钩，人们无望直接调控货币的波动。

尽管土地所有权集中和法律的腐化堕落很早就涉及到农民运动，但它仍无法和新兴的劳工运动相提并论。城镇业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中心，吸引着围墙内的人口和产品，但同时也伴有战争和瘟疫。自罗马灭亡以来的一千年，城市的声望和统治力逐渐恢复，这可能和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一样具有决定性。虽然王公们，至少是欧洲中部和北部的王公仍然喜欢他们在默伦(Melun)、普莱西斯(Plessis)或希农(Chinon)的半乡村驻地，但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贵族中有多少人是靠农业收入维生的呢？

货币兑换商、承包商和宫廷高级官吏是从宫廷和城镇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分子，乔叟(Chaticer)、阿兰·沙尔捷(Alain Chanier)和维龙(Villon)看到他们会非常震怒。靠案件而获得丰厚利润的不是那些繁忙而忠实的公证人或原来的法律助手，而是个人代理律师、初级律师和司法官员。人们也提到职业士兵，说他们“谁有钱就受雇于谁，干尽坏事”。运气最差的只能做拿饷的流氓，运气最好的则可坐享富贵：斯福尔扎(Sfor’za)、尚多(Chandos)、拉伊尔(La Hire)，他们使人们对兰斯洛特(Lancelot)、狮心王理查和威廉元帅(William the Marshall)的记忆成为半神话的过去。最后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思考他人和以他们的名义解释自己的思想。15世纪中期以后，大学教师，这些圣托马斯·阿奎那虚伪的后继者和过时的经院哲学的追随者们，被人们忘记了。这对那些深受各地宫廷和“学院”所喜爱，并从谄媚的粗俗职业中解放出来的文人学者们是有利的。从彼得拉克到逐渐衰落的15世纪的人文主义，批评、抒情诗体、进步言论和那些自我主义、利己主义、冗长的问题一起，在整个欧洲如花朵般绽放。

这一切都是在民族国家——在经历无数动乱后终于出现——向官僚专制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官员体制(functionary)正逐渐形成(官吏和代理人业已存在)，他们充满激情地认为自己至少是国家智囊团的一部分。但仍有很多浮渣在扰乱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领主裁判权、封建捐税、地方社团、教会豁免权、拥有王室特权的王公子弟——但是这些障碍反而成为见证一个时代消失的证据。统治者对臣民拥有现实责任的思想业已逐渐深入人心。百年以后，国王和臣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生活的呐喊

赫伊津哈(Huizinga)的著名篇章总结了欧洲中世纪末期的三个世纪令人震惊的心理状况，也解释了这些篇章对研究者和好奇者所具有的吸引力。甚至现在20世纪的欧洲人还能再次发现那些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当时人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一样，现在，他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吸引了我们，并业已唤起我们的质疑和讥讽而非赞扬和理解。现有道德的败坏、对传统的漠视、肆意妄为和暴力都被人们一再强调，“人们感觉到这一切经历带来的是孩提时代那种率真而彻底的欢乐和痛苦”。确实，这一时代的年轻化特征惊人：随着黑死病带来的灾难性损失，人口的平均年龄下降，但小女孩和30岁男人结婚的普遍风俗没有任何改变。唯一增多的是二十多岁的单身汉的人数，他们组成了士兵、暴民、节日庆典活动和扎克雷起义的核心。情感、冲突和冒险精神中的暴力因素日益增多。人们很少能在某个时代看到并存着如此多的情感：对冷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的不合理的谅解；疯狂的愤怒代替了整体的意志消沉；崇尚奢华和享乐；性放纵、无限贪婪和不道德的服装。喜怒无常、奢侈、风头主义和轻浮携手而去，代之而起的是敏感、粗俗、总体的自制和逐利思想。王公们生活在占星家、庸医、腐化堕落的牧师的包围之中；普通民众则由虔敬变为放荡，他们所热衷的活动由宗教庆典变为暴力。所有这些令人不悦的变动是令人激动的巨大财富、心理和精神的紧张的证据，这个时代的危机和千年以来的恐惧足以将其解释清楚。这是即将迈人现代世界的痛苦骚动的标志。

初看起来，恐惧控制一切。通向怀疑和神秘主义的大门业已由于教会权威的崩溃和她再也不能回应信徒哀求的明显迹象而打开了。在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一个半世纪以前，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游移不定，对11、12世纪的祖先们所未知的死亡方式感到痛苦。到处都在死人，但其表现方式是隐蔽的。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和要经常遭遇的。它困扰着艺术家、牧师和诗人等类似的人。维龙的吊死者、贵族实体的“转化”、死亡舞……当生命更为短暂、救赎之路更为模糊不清，特别是当人们不再知道谁是教会真正的负责人、洗礼和临终圣餐能否拯救世人的时候，善恶仅存一念之差。怀疑主宰一切。穷人不再是上帝派下来的而是懒惰者；病人不再是受苦受难的兄弟而是无用的人；好人在现世不再被许以和平——他们是懦弱者，甚至是叛徒。尽管充斥着无用的节日的喧嚣声、不断的抱怨声、肉体与灵魂的放纵，但先知和使徒们如锡耶纳的凯瑟林和维森特·费勒(Vicent Ferrer)、最早的革命者如约翰·胡斯，甚至是路德，他们的身上仍旧闪耀着复兴的希望。更简单一点说，这种希望仍旧在不懈地、坚定不移地、连续地重复建筑，在不可抑制的知识的进步和冒险精神中被各种各样的困难所激励和鼓舞。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1500年以后强有力的征服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