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记述谱主生平思想活动为主，略收录与谱主活动有关的史料。本书公布了许多原始资料，有利于解读邹鲁家世，从而进一步解读邹鲁的言行。

本书以一名地地道道的历史爱好者的视角钻研历史，记述历史，相信能给读者提供原汁原味的历史素材的原则编撰本书，能为邹鲁研究作一些贡献。

依据谱主生平思想和活动，本书分为上下卷：上卷(1885年至1932年)：记述谱主家世，求学，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北伐，当选国会议员、国民党中执委，伐陈，筹备建立国立广东大学(第一次出任中大校长)，召开西山会议，清党，反蒋，出国游历，第二次出任中大校长等经历。下卷(1933年至1954年)：记述第二次出任中大校长，主持西南政务及党务，抗日，反蒋至联蒋，出任国府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到台湾省后的工作及生活等经历。

上册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乙酉)一岁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 丙戌)二岁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丁亥)三岁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 戊子)四岁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五岁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六岁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七岁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八岁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九岁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十岁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十一岁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十二岁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十三岁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十四岁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十五岁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十六岁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十七岁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十八岁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十九岁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二十岁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二十一岁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二十二岁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二十三岁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二十四岁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二十五岁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二十六岁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二十七岁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二十八岁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二十九岁

 1914年(民国三年 甲寅)三十岁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三十一岁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三十二岁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三十三岁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三十四岁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三十五岁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三十六岁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三十七岁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三十八岁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三十九岁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四十岁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四十一岁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四十二岁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四十三岁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四十四岁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四十五岁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四十六岁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四十七岁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四十八岁

下册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四十九岁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五十岁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五十一岁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五十二岁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五十三岁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五十四岁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五十五岁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五十六岁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五十七岁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五十八岁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五十九岁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六十岁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六十一岁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六十二岁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六十三岁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六十四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己丑)六十五岁

 1950年(庚寅)六十六岁

 1951年(辛卯)六十七岁

 1952年(壬辰)六十八岁

 1953年(癸巳)六十九岁

 1954年(甲午)七十岁

 人名索引

 机构团体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先生并未满足，还读完父亲奖给的《通鉴易知录》，读完向朋友借阅的《资治通鉴》和《凤州通鉴》。《通鉴易知录》为清朝吴楚材编著，内容上自盘古，下至明末，凡是历朝大经大法、政治、军事、名人、纪事，无不毕备。先生阅读时，一面圈点，一面做眉批；另外备一本纸簿做短评，以补充自己记忆力的不足。短评标准分为五项：(一)内中国而外夷狄；(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对于人民，庶之，富之，教之；(四)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五)尊崇道德、学问、义侠和节烈可敬的人事。

夏塾师张竹士肯定先生读史的方法。

一天晚上，先生正在写读史短评，塾师张竹士忽然进来，看了先生在簿子列明的五项读史短评标准，说道：“这种批评法很对，简单明了。你有这种史才史识，不妨多多努力。”经过张师点拨肯定后，先生坚定了这种学习方法，以后学习时更加细心圈点、注批、做短评，直到终卷为止。他那本《通鉴易知录》和他做的短评，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先生都把它带在身边，遇到历史上有怀疑的地方，一查便知分晓。

在先生家隔邻的崇圣祠，设有书报社，所藏书报除了保皇派的和欧美新时代的读物外，也有凤毛麟角简牍编的革命派读物。“我常到那儿去看书，而我所好的，自然是革命的文章。至于保皇派的书报，在某一短短时期内梁启超一派所发表的鼓吹革命的文章，我固然爱读；就是他们反对革命的言论，我也喜欢看，因为从反对的文字里，往往可以间接得到革命派的主义。我在这书报里所得的益处：第一是对世界政治思潮的认识，第二是对民族革命的认识。不过因为看书过多，加以版本不良，从那年起，我便近视了。”

先生读史的成果，使他得到一个正确的读史方法，那就是：历史虽然浩如烟海，却不过几个朝代，与那几个朝代最有关系的，不过一个或数个帝王，这一个或数个帝王之中，最要紧的事情也不过几段，最重要的人物也不过几个，如果把这几个朝代、几个帝王、几段事情、几个人物都弄清楚了，其他的顺着次序浏览一下，全部历史也就了然于胸了。历史虽然繁杂，先生能简单驾驭，读其他的书也是如此。先生认为读史要有远大眼光，要从文字叙述之外看真相。先生有一句名言：“要从无字读真书”，意思是读史时不要被那些成王败寇的史家所蒙蔽。

许继峰认为：“使人惊奇的是，这五项标准恰恰暗合了三民主义的精神，以第(一)、(五)项言，正是国父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第(二)项可说是中国固有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正是民权主义的基础所在，因为民权主义是‘融合了我国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之长而构成的’；第(三)、(四)项正是民生主义中所著重的食衣住行育乐诸方面，国父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所注意的焦点就是以足民食、以裕民衣、以乐民居、以利民行的问题。邹鲁在表现出这种思想型态的时候，国父三民主义的主张尚未具体提出，可知他并未受到启示，而是自己读史而形成。清末革命党人思想上主要凭借之一是民族意识，其中不少知识分子说明自己民族思想的来源受到明末王船山等人的激发，但是能够像邹鲁这样，具备相当史才史识，而加深其革命体认的，并不多见，甚至胡汉民先生都说：‘革命本素志，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丝毫无疑义矣；惟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犹有未达之点。’

对史书的心得，孕育了邹鲁圆融的革命思想，而这种思想支配了他日后的行径，例如他从事教育工作时，特别注重民族精神教育与实科教育，同时他也是最早主张女子参政的人之一。由其思想的内容看，我们可以知道它完全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诚所谓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而未受西方思想的外烁，此乃因他所受的教育是本土的教育。不过，以他那样的年纪，能把中国固有思想的精神吸收，再归纳出上述的主张，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读史已经使得先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牢不可破，最终走上了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道路。

冬到潮州参加道试。

是冬，潮州举行道试，塾师张竹士再三劝解先生和几位同学前往应试。先生胸怀革命思想，对于科举并不感兴趣，不过想借机到潮州游览，便和同学结伴前往。P11-12

邹鲁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并两次执掌中大9年之久，为中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已经是中大人的共识。

回顾中大历史，从建校初期的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到石牌校园建成，大学之大，可谓雄伟瑰丽、蓬勃气象、蔚为大观；从周游世界，考察各国教育，到将中大建成拥有研究院的三所全国著名大学之一，邹鲁为中大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终于玉汝于成，实为居功至伟。在建校八十周年时，中大在图书馆建成了邹鲁校长纪念室，雕塑了邹鲁铜像，以纪念邹鲁为创办及建设中大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大领导尊重历史和珍视中大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

初始邹鲁是我在读大一时，当时讲解中国革命史的老师在课堂上说，邹鲁是“西山会议派”的代表，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仅此而已。1991年7月，得知自己将提前一年留校工作后，我开始特别关注中山大学校史，因为这毕竟可能是我未来一辈子工作的地方，不能不了解她。于是，一边忙着工作学习，一边开始收集一切与中山大学有关的文献，这样，我逐渐知道了邹鲁，而这时的邹鲁在我心中的印象依然是模糊的，甚至是反面的。2007年，我开始将十几年来搜集的中山大学史料整理成书，出版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历程极为艰辛，我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山大学历史进行系统挖掘，爬梳整理，钩稽考订，查看了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国立中山大学校刊》及其他任何能找到的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的书刊，还到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2000余卷档案资料，整个经历概括起来可谓：认识中山大学——热爱中山大学——研究中山大学。期间，邹鲁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鲜活、饱满，爱国、反蒋、反共的传统标签已经无法解释邹鲁的全部。我认识到，人们对邹鲁的认识还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我可以在系统、全面、客观地研究邹鲁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而撰写编年史使我自然地喜欢上年谱这种记述方式，撰写《邹鲁年谱》的想法由此而生，直至执笔写就本书。

我的写作基础是先收集关于邹鲁的史料，收藏时间从1991年开始，由于早期重点放在生物系文献资料的收藏上，邹鲁文献资料仅是顺带收藏，且基本限于与中山大学有关的文献，所以进展不大。2004年后，邹鲁文献收藏工作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是系统收藏与“邹鲁+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三位一体的文献，这些文献多以(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书籍、原始文献(如大学布告、大学公函、任命书等)复印件的形式进行，并作了系统整理，如将复印的文献按照时间顺序装订成册，以便查阅等。这些资料包括全部中山大学年鉴、并校后的全部校报、解放后出版的全部校史书籍、重要期刊，总计有1000多本，包括可谓巨资购买的应是保存在私人手上较为齐全200多本邹鲁题名的《农声》杂志。2007年，动笔编撰《邹鲁年谱》后，我的邹鲁文献收藏进入到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所有与邹鲁、邹鲁家族有关的文献全部进入收藏视野。通过网络、书店、书摊等一切可能的地方，不惜代价，一本本、一页页地收藏，能购买的就购买，买不到的就想办法复印。至今，收藏成果令人欣慰：

一、邹鲁著作系列：22个版本，包括《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国国民党史略》、《中国国民党概史》、《少年的回顾》、《回顾录》、《二十九国游记》、《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抗建和平之我见》、《我对教育之今昔意见》等，其中有一本《二十九国游记》为邹鲁亲笔签名、盖戳后赠送给章士钊的，而《澄庐诗集》一书是至今在各类市场上出现过的唯一一本。

二、邹鲁文集系列：6个版本，其中《邹鲁全集》一套书为宋述樵藏书，每本书都有宋述樵的亲笔签名。宋述樵在国民党六大上即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还曾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台湾。

三、邹鲁作序、题写书名、刊名系列：包括《农声》、《教育研究》、《土壤调查报告》等230多本。其中曾仲鸣编述的《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一书十分珍贵，因为该书印刷量极少，目前也是在市场上仅见的一本。

四、邹鲁发表文章、函电、布告、公函、报道系列：总数20多本原刊，8000多页文献。邹鲁在《三民主义月刊》等书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这些书刊已经极难寻觅，我还收集到了《大千杂志》创刊号等。为了便于查阅，我将邹鲁书信、《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申报》、《广州民国日报》、《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文献的复印件按照内容、时间顺序装订成24个精装本。能搜集这么多文献资料，很不容易。

五、邹鲁介绍、研究系列：该系列包括介绍邹鲁生平、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期间工作、邹鲁研究文章等内容，合计40多本。中国大陆介绍邹鲁的整篇制文章，凡是被收入书刊的，已收集齐全；中国台湾地区介绍、研究邹鲁的整篇制文章，凡是被收入书刊的，也基本收集齐全。这一点是比较难做到的。

六、邹鲁家族系列：包括先祖邹应龙，侄子邹琳，妻子梁定慧，儿子邹永、邹谠等人的各类书籍。

从我收藏的邹鲁文献种类、数量、质量分析，保存在私人手上的邹鲁文献，我这里应是最为齐全的。邹鲁文献收藏工作将长期进行下去，我立志要成为邹鲁文献收藏的集大成者，以便为《邹鲁评传》、《邹鲁全集》等书籍的撰写提供素材。

从我收集的史料看，邹鲁文献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邹鲁本人出版、发表的著作及文章，基本保持着原著述状态。里面的言辞，不管是反蒋的还是反共的，不管是在大陆出版的还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基本被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都体现出相当大的气度。二是他人编著的邹鲁文集，则出现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没有被收录进来，这以台湾地区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著的《邹鲁全集》为代表，这套全集总计有10本，收录邹鲁的著作、文章总量仅有邹鲁公开发表的著作、文章总量(以字数计)的一半左右，著作遗漏不多，只发现《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史》一书被遗漏。但是文章方面，收录量不足邹鲁发表文章、演讲词、训词、函电、议案、提案的40％，被遗漏或被排除的大约60％的文章多为政治观点鲜明，批驳时政甚力，并特别能代表邹鲁思想的，这是十分遗憾的！另一方面，邹鲁部分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凡是出现反蒋的，均被作镂空处理，这以梅萼编著的《邹鲁文存》为代表，给参阅者带来很大困难。

除了收藏文献，我还查阅了海量文献。查阅文献主要在广东省档案馆进行。中山大学到广东省档案馆没有直通车，我一般挤地铁前往，由于档案馆每天仅开放6个小时，所以每次去查档案，我都是第一个进入档案馆，最后一个离开档案馆的查档者。挤地铁的艰辛，非一般人所能体验到。在客村站转车时，由于前往天河地区工作的上班族极多，基本需要挤三四次才能挤上地铁。无法顾及的是教师的尊严，为的只想准时赶到档案馆，多查几页档案。4年来，国立广东大学全宗、国立中山大学全宗、国立广东高师全宗档案被我查了两遍，查阅量达到2000余卷次，1万余页次。

我的著述工作也得到程焕文馆长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全力支持，图书馆破例允许我将《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复印本借到家里查阅，使我可以利用晚上时间查阅，第二天复印后，还了再借，如此以往。这样的过程往往需要每次3个月左右，我总计查阅了两次，历时半年。

由于有了上述文献史料的支撑，撰写《邹鲁年谱》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邹鲁年谱》中有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开，值得读者期待。同时，这些原始资料使早期公布的邹鲁记述资料中的诸多错误得以纠正。

目前，学术界对于邹鲁研究尚有许多疑问待解，也有许多史实记述有待商榷，仅在1917年以前，就有如下疑问或需商榷之处：

一、创办潮嘉师范学堂的时间、校址、办学目的等。

二、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时间。

三、“三二九”广州起义过程中，邹鲁的具体行程、行动、作用等。

四、《可报》的创刊时间、发行期数等。

五、1911年北伐军，邹鲁的行程、与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关系等。

六、1913年前往日本的时间。

七、加入欧事研究会的时间、作用。

八、与许剑魂结婚的时间。

九、赴南洋筹款的行程、作用、目的、筹款数量等。

十、1917年前往北京出席众议院会议的时间。

另外，学术界对于邹鲁如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一、邹鲁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般认为邹鲁是反共的，有召开西山会议、清党等行为，但是，对邹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联系、邹鲁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等方面缺乏研究。本书提供了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如邹鲁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邹鲁在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对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态度等，值得读者参阅。

二、邹鲁第二次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有利于澄清史实。

三、邹鲁在新国民党中的历史作用。本书公布了大量邹鲁与胡汉民的来往函电，丰富了这方面的史料。

四、邹鲁高等教育思想研究。邹鲁自入学广东法政学堂，即开始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至人生不如意时，进行二十九国环游，期间参观最多的是学校，记录最多的也是关于教育的见闻、思考，其高等教育思想应该形成于此。其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历程、特点、作用，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爱国教育、尚武教育、传承教育等教育形式结合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值得探讨。本书对其教育言论做了大量记载。

五、邹鲁家世。从已经公布的观点看，这方面的信息显得较为杂乱。邹氏祖居安徽当涂，邹姓入闽后，其始祖为谁？说法有二，何者为邹鲁祖先，学术界及邹氏后人尚待明确定论；邹鲁有几任夫人，存在三种说法(五妻说、四妻说、三妻说)，何者为准；许剑魂被害的原因，也存在争议。本书公布了许多原始资料，有利于解读邹鲁家世，从而进一步解读邹鲁的言行。

我不是一名历史专业毕业的学者，而是以一名地地道道的历史爱好者的视角钻研历史，记述历史，所以，我一直遵循尽可能给读者提供原汁原味的历史素材的原则编撰本书，期待能为邹鲁研究作一些微薄贡献。

冯双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

2007年暑假，当我拿到刚出版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时，开始酝酿写作新的著作，因为自己实在不想虚度有限的业余光阴。

当时确定的写作主题是仍然围绕中山大学历史进行，因为这是我学术兴趣点所在。对编年史体例的逐渐谙熟加之想研究年谱学的念头一直驱使我想写一部年谱专著，这本专著怎么和中山大学的历史结合，我思考了近一个月，期间邹鲁的名字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说来话长。毕业留校后，我对中山大学历史的兴趣像品茶一样，逐渐由淡苦到清香再到浓香，最后爱不释手了。我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了近千件中山大学历史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最多的是书籍文献，特别是关于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近500件文献、明信片、徽章等纪念品，弥足珍贵。审视这些纪念品，谈论最多的是关于邹鲁的功绩。由于邹鲁的鲜明政治观点，至今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少，将邹鲁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世人，促使我决定以年谱记录的形式完成这一任务。

自此，我开始奔波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千余本文献，万余页档案；通过书店、网络等途径求购关于邹鲁的书籍文献，至今，苦心孤诣终蕴馨甜硕果：我搜集了1000多本关于邹鲁的著作文献。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复印了8000多页文献后自己装订的20多本《邹鲁文献全集》，因为这里面洒满了我和家人的汗水，个中辛劳，旁人无法想象，更无法感受。至于查阅档案的辛劳，他人更是难以感受：广东省档案馆中午有两个小时的闭馆时间，这个时间，我是怎么度过的呢——在档案馆大楼门前旁侧，席地而卧，颇似盲流一般……

为了感受真实邹鲁，我举家到邹鲁在广东生活、工作之地去进行“拜会之旅”，我先后去了广东省咨议局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广东大埔县旅游考察，当在大埔茶阳古镇参观了邹鲁创办的大埔中学等地，心潮波澜荡漾，思绪忆古怀今，仿如这位执掌国立中山大学长达10年之久的老人鲜活地站在眼前：他忠党爱国，终生顽强甚至顽固地为他心中坚守的思想信念奔波斗争。

140万字的《邹鲁年谱》在我近三年的爬梳整理、钩稽考订中付梓，我曾对家人说，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获得新生一样，轻松、快乐、享受……

执笔感恩，要铭记感谢的人有许多：

其一，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没有程馆长，这套书不会这么顺利出版。还是在写作时，程馆长就将其凝结斗量汗水的《邹鲁未刊稿》签名赠送，并不断关心书籍的写作进展。成稿之后，程馆长得悉我将举债出版这部著作后，又执言吁请，最终为本书解决了全部出版费用。此恩定当涌泉相报！

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梁庆寅教授、副校长陈春生教授，陈教授亲笔签下与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当我拿着合同走出办公楼时，深感母校对知识的重视，深信母校的未来一定灿烂辉煌。书稿校对期间，梁书记和陈校长都曾关切询问书籍出版进展，令我感动不已。

还要感谢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武少新等所有对本书写作、出版提供帮助的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同仁同事。

其二，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林明副馆长、特藏馆同仁。他们不辞辛劳，在节假日协助我查阅、复印、拍摄了《三民主义月刊》、《中央党务月刊》等海量文献，有的文献属于珍藏级，珍贵而脆碎，能够查阅欣赏，实在大开眼界。还要感谢广东省档案馆诸位工作人员，他们在国立中山大学档案本已不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正在制作胶片，因此不再对外借阅)，还破例允许我查阅原始档案，感谢的话语尽在不言中。

其三，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叶侨健原社长、祁军社长、张礼凤编辑以及贾萌、曾育林、何雅涛等人。他们本着对学术著作的重视，对本书出版予以大力支持，感谢的话语长存心间。

其四，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夫人张海惠、儿子冯博士。从2001年开始，我常年将业余时间用在读书、写作、调研考察，几乎没有怎么陪他们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假期。书籍写作过程中，张海惠协助我借阅复印、搜集购买、整理装订大量的书籍文献，可谓举全家之力支持我的工作和爱好，甘愿付出而毫无怨言。此前的两部著作，他们拒绝我将感谢的话语写在后记之中，而本书出版，我则不能吝啬笔墨，否则心难安，情难还。

历史是深邃庞杂的，而我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本科学的是植物学专业，研究生学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与历史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仅以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身份认识历史，思考历史，研究历史，撰写历史。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难免错漏盈篇，请各位同好不吝赐教。我的联系方式：

冯双：13924213054，lssfs@mail.sysu.edu.cn

冯双

2010年1月25日，康乐园尚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