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三十余篇，写作时间跨度二十余年。因为亲情，因为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交接，因为巴金的坦诚无饰，呈现于李致眼中、心里、笔下的巴金，具有少为人知的感性、具象、血肉丰富、人情味十足的一面，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的细节，这正是一般人物传记或教科书、研究专著所不具备的。此外，本书还记述了巴金与沙汀、李健吾、李劼人、曹禺等现当代作家的交往和友谊。文字之外，本收还插配了百余幅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图片，包括巴金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巴金的书信、题字手迹、画像，著述书影，生活中的片纸只言等。

《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此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和热爱巴老的读者。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增订本。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在与巴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为了倾诉自己的感情，李致从多方面写出他心目中的巴老。到目前为止，李致写了约二十万字的随笔和日记，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文学报》、海外中文报刊以及四川、北京、天津、吉林等省市的报刊上。这次增订，并配有百余幅新老照片。

对李致写巴老的散文，评论家吴野写到：“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作家马识途在题为《情深文自茂》一文中谈到李致，他说：“巴金的人格力量，无疑在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困难的。”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读了李致的近作，挥毫录清人张问陶诗句“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以赠李致。

本书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两个“最后一息”

巴金的心

春蚕

巴金回故乡

寻找童年的足迹

巴老回乡记要——摘自一九八七年的日记

偏爱川剧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巴金二三事

巴金与《雷雨》

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人的友谊

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白发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不知如何弥补

心留巴老家

难以忘却的关怀

不忍告诉巴金

永恒的手足情

带来光和热的人

大妈，我的母亲

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

终于理解父亲

照片引出的亲情

“巴金赠书”章

巴老的头像

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五年)

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七年)

唱片《小宝贝》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

附录一

 我·心中的巴金——在上海“走进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

附录二

 “我们的关系不同！”——忆沙汀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忆李健吾

 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

 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所知道的张爱萍

 探又兰大姐

后记(一)

后记(二)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一九二三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家。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这时，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儿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我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了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怀和尊敬，企图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人眠。我想起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P1-7

我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写有关巴金的文章，第一篇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以后逐年积累。一九九八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与巴老给我写的一百零二封信合编出版了《巴金教我做人》。二〇〇三年，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加上新写的短文和有关日记，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该书出版前，《北京晨报》以连载的方式选登了其中十几篇。该书出版后，全国不少报刊选载。有的事先与我联系，有的则没有通知我。二〇〇五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传记文学》栏目，由优秀播音员白钢连续播放了《我的四爸巴金》的主要篇章，收听率比平时翻了一倍。我深知，读者喜欢这些文章，是出于对巴老的尊敬和关怀。

这次出版的增订本，增加了五篇新写的文章和一篇讲话，附录了我二〇〇四年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文化演讲中的《我心中的巴金》。我多次说过，这些文章原本是独立成篇的，成集时难免有重复之处。特别是附录《我心中的巴金》，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只是省略了很多细节和我的情怀。增订本收集了我有关巴老的文章、日记和演讲，读者可根据需要和兴趣翻阅。

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出版和播放的朋友。

李致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