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参与了晚清年间的许多重大朝政活动和社会变革，一直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他的言行举措“动关朝局”。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他与时俱进，对国家和民族做过许多有益的贡献。

《翁同龢评传》详尽地阐述了翁同龢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本书由谢俊美教授编著。

翁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有凡晚清重大朝政活动，诸如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无不参与。《翁同龢评传》生平篇集中介绍了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工部、刑部、户部尚书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国子监祭酒等职务期间的重大施政活动；思想篇则对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育、人才、荒政、变法等思想进行归纳、阐述和评价，旨在揭示和反映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是如何追踪时代、与时俱进的；学术操守篇扼要介绍了他在文化艺术方面，尤其是诗、书、画三方面的造诣，以及他洁身自好、拒受贿路、扶正抑邪、乐善好施、清正廉介的可贵品格。

《翁同龢评传》由谢俊美教授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生平篇

 第一章 耕读世家

一 远祖溯往

二 乐志堂·家世

 第二章 科举仕途

一 以经营天下为志

二 少壮才名第一流

三 状元及第

 第三章 两朝帝师

一 继父述志，人值弘德殿

二 给两宫皇太后讲书

三 入值毓庆宫，再任帝师

 第四章 仕途风顺

一 陕西学政

二 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

三 供职刑部

四 供职工部

五 国子监祭酒

 第五章 筅钥户政

一 筹措西征军饷

二 归复制钱

三 筹措光绪帝大婚典礼费用

四 筹集堵塞郑州黄河决口要工巨款

 第六章 两参军机

一 审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

二 会商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

三 会商中日朝鲜争端事宜

四 第二次授任军机大臣

五 争取拒割台湾

六 递呈《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

 第七章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任上

一 筹措对日赔款

二 办理对德交涉

三 参与会商中俄旅大问题交涉

四 急筹挽救和维护工商业的对策

 第八章 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

一 因战败而力图变法

二 密荐康有为，援引维新派

三 “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四 开缺回籍

 第九章 晚年岁月

一 再遭严谴

二 山居

三 长眠虞山

四 开复和追谥

思想篇

 第一章 力主抗敌雪耻、重振国威的反侵略思想

一 力主抗敌，反对妥协退让

二 反对割地，力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三 赞成学习西方

 第二章 “练兵为立国自强之本”的军事思想

一 寓兵于农、平战结合的边防战略

二 “练兵为立国自强之本”

三 裁撤旧军是军制改革的第一步

四 “择将为先”

 第三章 “法不阿贵、贵贱同法”的法制思想

一 案以证定，有错必纠

二 法不阿贵，贵贱同法

三 慎杀恤生的执法原则

四 “任法不如任人”

 第四章 为国求贤的人才思想

一 “为政以人才为先”

二 主持乡会试，识拔人才

三 举亲从严不避贤

四 礼贤下士，为国求贤

五 人才之兴重在教育

 第五章 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

一 德教为先

二 突出经世思想的教育内容

三 知行统一，书本与现实结合

四 寓情于教

五 公拔民助，社会集资办学

 第六章 节用务实的经济思想

一 慎借外债

二 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

三 银行国人自办，不可中外合资

 第七章 “尽人事而减免灾害”的荒政思想

一 “养备动时”，积谷备荒

二 “恤民为第一要务”

三 黄、淮、运三河并治

 第八章 “从内政根本变起”的维新变法思想

一 “变法须从内政根本变起”

二 中学西学兼顾，新学旧学并陈

三 变法须持稳妥平和的步骤

学术操守篇

 第一章 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

一 “文学原同政事偕，编排岁月诗成史”

二 “老夫学画本游戏，流水行云两无住”

三 “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

 第二章 清正廉介的一生

一 洁身自爱，拒受馈赠

二 严格管教子弟，“不以私干政”

三 怜贫济困，乐善好施

四 扶正抑邪，伸张正义

附录

 翁同龢简谱

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1852年(咸丰二年)干支壬子，为三年一度的乡试之年。翁同龢参加了这次由顺天府组织的乡试，主考官为大学士麟魁(梅谷)，副主考为朱凤标(桐轩)、吕贤基(鹤田)，房师为呼延振(冠三)。这次考试，翁同龢中式第27名。他的经艺试卷深受朱风标、吕贤基等人的“赏识”，称他“才气横溢”，为当今“不可多得之士”。

对士人来说，举人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身，但还不是最后的身份，士人最后的身份是进士。若要实现这一点，须要通过会试。翁同龢中举的第二年，适逢会试之年，他参加了这次考试。试卷虽经房师文格(式岩)推荐，最后还是被主考官邵灿摈落了。

1856年(咸丰六年)干支为丙辰年，是清政府规定的会试之年。还在这年3月(二月)，朝廷就任命大学士彭蕴章(詠莪)为主考官，尚书全庆(小汀)、许乃普(滇生)、侍郎刘琨(韫斋)为副考官，编修贡璜(荆三)、金钧(子梅)等18人为同考官，试场设在崇文门观星台西北的贡院，试期从4月12日(三月初八日)起到20日(十六日)止，共9天。翁同龢参加了这次考试。4月11日为考试前一天，他由兄长同爵陪同，借城内妙应寺暂宿。13日应试，试分三场。头场考“四书”文三题，即通常所说的经艺八股，以及五言八韵律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四篇；第三场考策论。“四书”题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洋洋乎发育万物”一节。对翁同龢来说，题目并不难。不巧的是，由于累年用功，精力耗费太多，体质本来就很差，加上前一晚住寺受冻，入场不久就生病。“头场患痢”，下泻不止，苦不堪言，只好“草草交卷”。房师贡璜(荆三)为翁心存门生，将情况报告主考，并随即通知家人采取补救措施。家中特地给他捎来一枝上等高丽人参和止泻药服用，精神大有好转，最终总算坚持到考试结束。根据他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次会试发挥得不错。20日放榜，果然考中第63名。

会试中式后，还要参加复试。复试须有同乡京官印结作保。5月21日(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到礼部办好由父兄具名的印结手续后，于次日再次前往贡院参加复试。试题为“四书”题、诗题各一道，当日交卷出场。5月25日(四月二十二日)，复试揭晓，获一等第二名。

会试、复试中式的生员称贡士，还不能算进士。只有通过殿试(又称廷试)才能称进士。复试发榜的第三天，翁同龢再度前往礼部填写亲供，申请参加殿试。

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时间以一日为限，地点在紫禁城保和殿内。考试内容为经史、时务、策论各一道，每策3—5题不等，每题答卷字数少则300—500字，至多不逾1000字。5月29日(四月二十六日)清早，翁同龢与其他新贡士齐集天安门前，由礼部堂官、读卷官带领，在护军统领、军校的护送下，进入保和殿，接卷答题。试卷用宣纸裱成，翁同龢在殿卷素页上填写个人的履历和家中三代姓名、官职，接着就在后面红线界内答题。这次三道试题主要是崇学、吏治、民生、靖边一类的题目，翁同龢以其平生所学，侃侃而论，所答大意为敦学以励士风，课吏以厘政绩，除莠以清社里，诘戎以靖边国，前后约两千余言。

殿试名义上是皇帝发策，但实际上均由读卷官衡文。试卷的评阅，内容与书写并重。翁同龢的书名及才华在当时一般文人学士和部分大员中早已是有口皆碑的，因此，这种衡文的标准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次殿试，翁同龢的试卷初列一甲第二名。殿试主考官、读卷大臣、大学士裕诚在复勘时，认为翁同龢的诗、书、文俱优于一甲第一名，遂将他改为一甲第一名。殿试后的第三天，咸丰帝在中和殿听读卷大臣读卷，并钦定一甲第一、二、三名。据说，当裕诚等读卷大臣将前十卷试卷呈上，咸丰帝略微审视了一下，当即宣谕：“今科所取甚允洽”。待到拆弥封，读到“第一甲第一名翁同龢”时，咸丰帝满脸笑容，说：“此翁某之子，深知其才。”引见时，咸丰帝又特意向翁同龢“注视良久”，对翁同龢的才华表示推崇和奖许。

咸丰帝对翁同龢的褒奖眷顾，翁同龢出类拔萃的才华以及他世宦之家的身世，预示着他日后在政坛上将有一番美好的前程。朝考揭晓的第二天，翁同龢被正式授为翰林院修撰，实录馆协修署纂修官。从此步入政坛，并一步一步被擢为要员。P14-1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在《翁同龢评传》一书付梓之际，我的内心既搬动，又愧疚。激动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茅家琦、蒋广学两教授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莫永明研究员等诸多师友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为了保证评传的质量，家琦、广学两先生亲自来沪指导，广学先生还光临寒舍，与我具体商讨书稿的有关处理意见。永明先生早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就与我相识，是我的老朋友，到南京工作后，对我的研究始终给予莫大的关心。这次由他负责编辑本书，犹为荣幸。他是一位编辑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为了能让本书早日付梓，他夜以继日，仔细审读，不殚烦劳，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们的认真执着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体现了中国学者固有的高尚道德风范，令人敬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虽然研究翁同龢有年，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并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过《翁同龢传》一书，但由于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加上传主本身的思想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思想文字资料可供参考等因素，自己虽作了努力，但仍与师友和同行们所期望的要求相差甚远，深感愧疚。像翁同龢这样一位在晚清政坛上的要员，参与决策的重大事件甚多，其思想极为丰富，远不止本书所评论的内容，还有待更多的学者去研究。书中讹误不免，竭诚欢迎读者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曾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中华书局侯明女士、常熟高专杨增祺副教授、沈潜先生、南京理工大学叶美霞女士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季鹏先生等也给予了很多帮助，研究生李巨澜、蔡高峰为我编写书后索引，在此一并致意。我的妻子王昭芬、儿子谢建骁、儿媳金莉为我打印、翻译文稿，助我研究，这也是不能忘记的。

谢俊美

1998年4月于上海静安寺亭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