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畅销书第8名，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枕边书。

我正在读这本关于罗斯福总统上任百日的新书，(这本书的)帮助非常大。——奥巴马

多位美国政要、历史学家好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鼎力推荐。政治家、企业家临危处乱的必读本，历史重现，是新版《光荣与梦想》。

是作者在金融危机后，为美国领导人量身定做的危机解决读本。

亚当·科思，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专业，《时代》杂志资深撰稿人，曾是《时代》杂志首席科技作家。

《无所畏惧》是作者在金融危机后，为美国领导人量身定做的危机解决读本。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经济大萧条震动了全世界，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几近崩溃的危机时刻实施新政，开创了现代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世界，这对受到重创的美国和总统奥巴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正如作者提醒我们的，罗斯福时代的经济难点——关于宏观调控、福利、农业政策和其他更多方面——今天仍然存在，因此，无论是美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本书都大有裨益。

序言

第一章 行动，立刻就行动！

第二章 莫利！莫利！莫利！全能的上帝！

第三章 华盛顿最强硬的人

第四章 出色地耕种，清晰地思考，积极地生活

第五章 上帝啊！这是一场革命！

第六章 “社会公正”是她的人生座右铭

第七章 就这样，我们实现了公共工程计划

第八章 他必须成为这场历史演出的一部分

第九章 人们需要的不是长期计划，而是需要每天都能填饱肚子

编后记 少数人的决心，却带来了许多改变，不是吗？

1933年3月4日清晨，弗朗西丝·珀金斯身着一件黑色大衣，头戴上她标志性的三角帽，大步走过维拉德饭店华丽的大厅。在美国历史上，维拉德饭店以古老而庄严著称。

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从维拉德饭店的侧门进入酒店，恰恰比反联邦同谋者早了一步。据说正是反联邦同谋者们一手策划了林肯刺杀案，就在林肯就职典礼的前夜，他们就住在维拉德饭店最好的套房里。还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茱莉亚`沃德·豪尔在检阅了联邦军队后回到维拉德饭店后，写下了《共和国战歌》。

1933年3月，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堪比1861年林肯刺杀案的可怕危机。珀金斯正在前往一场就职典礼的路上，这场就职典礼意义之重大不下当年林肯的就职。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内阁成员，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为对付大萧条而成立的新政府的长官之一，弗朗西丝·珀金斯正逐渐走上美国历史舞台。但是，首先她得拦辆出租车，可这会儿却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为了这个时刻，珀金斯奋斗了一生。年轻时，为了逃避父亲传统的英格兰式家庭教育，不愿接受父亲为她设定的人生，珀金斯离开了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家，到了芝加哥，加入到珍·亚当斯帮助芝加哥移民的活动中，成为赫尔大厦的一员。之后，珀金斯在费城逗留了一段时间，为一个新成立不久的穷人救助组织工作，该组织的另一任务是拯救那些即将被骗去卖淫的年轻姑娘。然后她去了纽约，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在纽约被称为“地狱厨房”的区域街道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后来她担任了纽约州的工业专员，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工人利益捍卫者。

珀金斯是美国主要的产业改革家之一，也是无德工厂主的灾星。初次见到珀金斯的人都会颇感惊讶。“虽然珀金斯小姐曾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但她完全不像在睦邻中心工作的人，也不是那种典型的为劳工代言的女战士。”埃德蒙德·威尔逊这样评论道，“她是一位非常具有魅力的波斯顿女性，衣着优雅而得体。”乔治·克里尔是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他曾经认为珀金斯是一个“激烈”的人，但接触后才发现她的“激烈”完全被她那温和的性格、优秀的判断力和幽默感掩饰了。即使“在她投入改革运动后，她也从未对任何人开骂”，克里尔写道，“与一个同性恋者(指罗斯福夫人)朝着目标前进，放下了她那曾击败无数对手的亲切性格。”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低估了珀金斯。一名曾跟踪报道过这个“矮小而坚定的女人”的记者总结说，那些未曾近距离接触过珀金斯的人们，没有发现“她那巧妙应答的机智，对无聊批评的不屑以及对工作的充分准备”。

前一天的下午，珀金斯从纽约乘火车来到这里。当火车到达联合车站后，气氛骚动起来，场面嘈杂而混乱，珀金斯稍后会回想当时的情景。车站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乡镇居民，他们都是冲罗斯福的就职典礼来的。这个时刻对民主党人士来说，已经等得太久了，上次民主党成员当选总统，已经是16年前的事儿了。全国上下都急切地盼望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上台。联合车站的骚乱影射了一场范围更大的混乱。

当时美国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之中。从1929年10月开始，股价陡降80%，制造业陷于停顿，汽车业生产量只有原来的20%，钢铁产业只有原来的12%。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人们纷纷四处找工作。一条招募750人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挖沟渠的广告(报酬仅为每小时20美分)，却吸引了1200多名应聘者。纽约城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失业的人们摆着临时摊卖苹果。

经济危机爆发前，纽约市几乎看不到擦皮鞋的小男孩，但现在却有数以千计的擦鞋童。一名记者在市中心的大楼上跳楼自杀。即使许多有工作的人：也由于工作时间锐减，薪水微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在费城，只有40%的工人为全职。人们被迫为那些血汗工厂工作。一篇《纽约世界电讯》报道说，许多女孩在布鲁克林的一家裤子厂工作，报酬是每小时6美分；还报道说，有个工人在支付完电车费和孩子看护费后，每周拿回家的薪水只有10美分。“医院里挤满了为挣到微薄的薪水而劳累过度病倒的人，”《时代》杂志报道说，美国从未面临过如此令人绝望的局面。

“恐慌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当时即将上任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回忆道。“数百万人填不饱肚子……衣衫褴褛，犹如丧家之犬。”随处皆能听到严酷的玩笑话，例如，当有人在酒店登记入住时，前台会问“是要住还是要跳楼？”城市里，许多家庭都被迫与其他一家甚至多家同住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有一天我发现，一个十口之家刚刚搬进了一套三室的公寓，而这套公寓里面已经住了另外一家五日。”费城的救济工作人员多罗茜·卡恩报道说，“并且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更糟糕的是“胡佛村”的出现，人们纷纷在公园和桥下用木板、沥青纸或纸板搭建起简陋的住处。有的人睡在生锈的废弃汽车里，有的家庭成员多的，就睡在装钢琴的旧板条箱里。

施粥所每天会分发无数份食物给数百万挨饿的人们，但仍然僧多粥少，供不应求。“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靠什么生存下去，”《大西洋月刊》报道了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个家庭，这家负责养家活口的人失业了，“母亲将一点面粉与水混合搅拌，用煎锅把它烤熟。这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男人们抛妻弃子，女人们回到自己的娘家，将孩子丢给孤儿院。胡佛政权一直强调没有人在挨饿，但他们只不过是存心对事实视而不见。“医院里随时都有营养不良的病人、死去的婴儿，在公园饿死倒下的人，冬季在废弃的仓库被冻死的失业者，”《新共和》的编辑马太·约瑟夫回忆道。纽约市卫生与教育局的报告显示，纽约城有超过20%的学童营养不良，而“直接原因可归咎于父母失业”。

在美国乡村，情况也相差无几。农业收入从1929年的67亿美元骤降到1932年的23亿美元。农作物价格过低，农民根本连成本都无法收回。许多农民都放弃了耕种，农场工人和佃农也在逐渐放弃土地。一无所有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或去西部寻找工作机会。阿拉巴马州议员乔治·哈德斯通悲叹地说，他的许多选民，尤其是佃农，“几乎没有食物和衣服，一无所有，他们要靠什么生活啊？”在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爱荷华州，七分之一的土地已沦为抵押品。“我法律生涯中最令人丧气的事情发生了，”一位爱荷华州的乡村律师宣称，“从破产法庭走出来的已婚中年男人，几匹马，马饰，一辆马车和几支股票，就是我25年工作所得的全部财产。”

无论城市或乡村，整个美国都被一种萧条的气氛笼罩着。底特律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一名牧师，他的会众中有许多都是汽车工人。他在刚刚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它应该消亡。”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底特律发现，公园里到处都有共产主义者在《工人日报》。在农业地区，由于牛奶价格太低，一些激进的农民将布满钉子的木板放在公路上，阻止运输牛奶的车辆。民众聚集在一起，用暴力阻止“取消抵押农田赎回权”的法律程序，并将银行律师赶走。在乡村和小城镇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改革。“你如果参加了这些镇区和县区农民大会，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因为到处都挤满了激进的农民，”以“布罗尔妈妈”著称的传奇共产主义者埃拉·里夫·布罗尔在爱荷华州的苏城报道说。威斯康星州农民联合会的主席告诉国会委员会：“威斯康星州农民共产主义者的人数之多，是你无法想象的。”P13-16

1932年，著名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在芝加哥旅行时，发现那里是“一片痛苦的海洋”。途中，他看到一个因患肿瘤濒临死亡的波兰移民老人，“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房子里没有暖气”。在这个城市的廉价旅馆里，威尔逊看见“许多人因患肺结核或脊膜炎无力医治，而备受病痛煎熬”。

更糟糕的是，很多饥肠辘辘的人锲而不舍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在夏日的酷暑里，“垃圾堆周围苍蝇成群，垃圾车刚一开走，数以百计的人便蜂拥而至，跳到新的垃圾堆上，用棍子或双手拼命地挖他们的食物。”甚至是变质的肉也受到青睐，因为这些绝望的掠夺者会“把最坏的部分去掉后再食用”，或者“用热水烫洗后，再将苏打水洒在上面，以去除难闻的异味”。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寡妇带着她14岁的儿子也来到了这里，“在她拾起那块坏掉的肉之前，她摘下了眼镜，因为这样她就看不见肉上的蛆了。”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下，威尔逊几乎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能写下这样的变奏。

截止1932年，“1929经济危机”的冲击波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美国，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家劳动力的四分之一都处于失业状态，根据《财富》杂志的粗略估算，大约有两千七百万美国人没有固定收入。侥幸没有丢掉工作的人，只有依靠他们微薄的、几乎濒临贫困水平的工资糊口。一名亚利桑那州的采棉工人每星期得到的酬劳，在扣除吃住费用之后只剩下30美分。

在城市里，施粥所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而那些失业的人们则聚集在一起，举行令人心酸的“饥饿大游行”；在乡村，穷困的状况相对来说没那么明显，但仍然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在访问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山区时，发现那里90％的孩子都体重不足，很多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困倦迟钝。局势几乎已经到了美国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激进主义开始蔓延，范围不仅局限在城市，也涉足到了虔诚的农村地区。“这些小革命结出的果实，已经在这个国家遍地成熟了。”一位国家农民联合社的领导警告说。

整个国家都在呐喊，希望政府能作出回应，然而总统赫伯特·胡佛却拒绝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我相信，”他在1930年的春天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但是大萧条却年复一年地上演，胡佛开始让步，承认经济危机的确存在，却仍拒绝提供国民急需的救助。他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使他相信，私有企业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而他对“严酷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 ualism)”近乎宗教性的信仰，更让他坚信，为大萧条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会从道德上毁掉他们。

胡佛的铁石心肠，换来的是国家数百万失业者的憎恨，他们将自己在公园和桥下搭建起的简陋住处称为“胡佛村”，把他们晚上盖在身上的报纸叫作“胡佛毯”。当胡佛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时，失业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他的竞选造势会上，向他乘坐的汽车投掷臭鸡蛋。胡佛的竞选对手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向国民许诺，说他将会采取新的措施应对大萧条。罗斯福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与胡佛截然不同。胡佛宣称，1932年的总统竞选不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而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博弈。胡佛的价值体系没有让他获得绝对优势，在这次竞选中，他只拿下六个州的多数选票。

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职位之后，罗斯福拟定了一套新方针。由于这是在他上任后的头一百天里完成的，媒体后来就把这个时期称为“百日新政”。随着罗斯福那意义重大的就职演说的出炉，“百日新政”也拉开了序幕。罗斯福说：“唯一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的话给了人民信心。罗斯福保证他会“采取行动，立刻采取行动”。除了语言和自信的行事作风，罗斯福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也鼓舞了整个国家的士气。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的种种行动后来被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描述为“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用智慧和政策铸就的一道总统堤坝”。罗斯福通过两次炉边讲话和十三次媒体发布会，领导国会制定了十五项重要的法案和条例。他创造了一系列由字母组成的政府机构来管理和执行这些法案，为农民、工业者和失业人口提供援助，这些机构包括农业调整署(AAA)、公民保育团(CCC)、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和国家复兴署(NRA)。《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法律是为了一切”的社论中评论说，罗斯福迈向成就的步调“简直是一个奇迹”。

“百日新政”迅速而戏剧化地将旧秩序一扫而空。在罗斯福就职典礼当天，国家的许多银行正濒临倒闭，数以千计的银行已经破产。为了防止更多的银行破产，全美48个州都宣布了银行假日，以此来阻止存款人取款。对于银行业的危机，胡佛一直袖手旁观，不予干涉。罗斯福却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他在几天之内宣布了全国性的银行假日，并签署了《紧急银行法案》。这部法案使银行体系的根基得到了稳固。之后他又通过一次不平常的炉边讲话，恢复了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当银行恢复营业后，存款的人蜂拥而至，没人再想把钱取出去。经济危机就这样结束了。在百日新政结束之前，罗斯福签署了第二项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案》，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

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农民进入了第二个萧条时期，即地方化萧条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物价暴跌，对许多农民来说，种植庄稼已经不能再给他们带来回报。由于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农田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许多农民抛弃了土地。胡佛也做了一些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信奉的理论并未让他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几周之内，罗斯福签署了一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法规——《农业调整法案》。这部法案通过向不种庄稼的农民提供政府补贴，从而达到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目的。他还设立了“农业信贷管理局”，实施联邦政府新制定的一项土地抵押管理计划，解决了农田赎回权丧失的问题。

胡佛认为救济会腐蚀受助者的人格，所以主张无为，他认为穷人应该由民间慈善团体或地方政府负责照料。而罗斯福却为城市失业人口提供了援助，创建了美国第一个联邦救助机构，即联邦紧急救济署。该机构根据联邦制定的相关标准，负责将政府救济金发放给失业者。他还制定了两大公共计划，即公民保育团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公民保育团派遣了2.5万年轻失业者去大自然种植树木，开垦土地。《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发放了33亿美元，用于各行各业的复兴建设。罗斯福创建了旨在帮助各行业复苏的国家复兴署。他要求企业同意遵守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小时的规定，允许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禁止使用童工等，以此作为企业获得复兴救助的条件。

此外，罗斯福还通过了一项富有开创性意义的法案——《证券真实法》。该法案首次对股票发行进行了管制。罗斯福设立了一个新的地方实体——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国家最贫困的地区设立低成本的公共电力机构，改善当地的状况。他废除了“金本位货币制”，与通货紧缩作战，并成功地帮助由于通货紧缩而身陷抵押贷款漩涡的人们(尤其是农民)走出了困境。

其措施之多，解决问题之迅速，此前没有哪届政府可与之相提并论。“人们不知所措，因激动而颤抖，因前景光明而快乐无比”，新闻工作者欧内斯特·K·林德莉这样写道，“新总统有力地履行了他在3月4日就职典礼上所承诺的‘行动’。”

如果没有罗斯福，很难想象“百日新政”期间会发生什么。他具有超凡的自信和领袖魅力，他能言善辩，激情蓬勃，这一切让他赢得了几近绝望的美国人民毫无保留的信任。“如果他将国会大厦烧为平地，”威尔·罗格斯说，“我们也会欢呼着说：‘不管怎样，我们至少点燃了一场大火，”对那些认为胡佛也是这些问题的诱因之一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感觉自己与这个新总统之间似乎建立了某种私密联系。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星期，4.5万封邮件如潮水般涌入白宫。在他使银行恢复营业并发表作为总统的第一次炉边讲话后的一个星期，连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臣服在他的脚下。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说：“我想下一次竞选你肯定会获得所有的选票。”

罗斯福是一位令人极其信服的领袖。历史已将百日新政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荣誉都归功于他，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罗斯福应对经济危机谨慎而有计划的回应。但事实则更为复杂和混乱。

罗斯福曾在亚特兰大奥格尔绍普大学的竞选演说上庄严地承诺，要“通过大胆而坚持不懈的试验”去应对萧条。他强调说：“制定一套方法，然后去试验，这是常识。如果失败了，就坦然接受，然后再想其他办法。最重要的是要去尝试。”当选总统后，罗斯福履行了他的诺言。“有些人认为‘新政’是预先构思的理论命题，这太荒谬了，”罗斯福的劳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指出，“罗斯福、民主党或其他任何人，都从未事先构思新政的模式。”罗斯福的高级助手雷蒙德·莫利也赞同珀金斯的说法，“如果将这些政策看作是一系列系统计划的话，”他说，“就好比在男孩的房间里看到喂饱的蛇、棒球照片、校旗、破旧的网球鞋、木匠工具、几何课本和化学试题，你会相信这些都是室内设计师放进去的吗？”

罗斯福到华盛顿时，除了他所说的“要去尝试”之外，并没有带什么坚定的承诺。当时美国社会正处于意识形态百家争鸣的状态，但罗斯福没有采纳任何一种学说。有一次，一名年轻记者询问罗斯福的价值观，他回答说：“我是一名基督徒，同时也是民主党人，就这样。”当时他刚从任期4年的纽约州长职位上卸任。他是一位进步主义州长，因此有着不可否认的开明思想，但对于美国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他的观点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让他犹豫不定的，是究竟要不要花费巨资救助大萧条的受害者。

罗斯福非常关心身处水深火热的人们，在担任州长期间，他颁布了美国第一个州级救济方案。在1932年的竞选活动中，他宣誓要帮助失业者、农民和“处于经济金字塔最底部那些被遗忘的人们”。但是在财政上，他也属于保守派，认为政府预算应该确保收支平衡。竞选时他攻击胡佛政府“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开销最大的政府”，并许诺“坚持奉行严格的管理政策，确保所有开支不超过国家的收入”。罗斯福既宣誓会花钱救济穷人，又许诺要节约开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百日新政”期间使紧张局势不断加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重大问题让他头痛不已。罗斯福对企业持高度怀疑态度，他想要贯彻实施更强有力的政策，强迫企业以公众利益为先。同时，罗斯福非常信奉市场资本主义，“就像相信他的家人一样想当然”，珀金斯如此描述他的这一态度。

对于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罗斯福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拯救银行业经济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莫利说，他怀疑“罗斯福和我也许在大学生的基础经济学考试中都不会及格”。有时候，罗斯福的顾问如珀金斯和农业部助理部长瑞克斯福特·塔格威尔，会由于他不实施或不愿实施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而受到打击。他更注重结果。“罗斯福的脑袋是一张白板，但是这张白板上清楚地标明了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塔格威尔这样说道，“他不是很关心农业救济金的性质或者如何才能获得廉价又随处可用的劳力。银行法案只要切实可行就可以采用。失业救济方案也是通过大家公开讨论制定的。但是有一点，对这所有的问题，他都会行动起来。”

罗斯福思想开明，乐意倾听。他的经济学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道夫·伯利说，“他不是从课本上，而是从别人身上学习”。在1932年大选刚开始时，罗斯福叫哥伦比亚大学的政府顾问莫利组织一群学者做他的政策顾问团。顾问团很快就成立了，取名为“智囊团(Brain Trust)”，负责制定农业政策、工业复兴方案和失业救助计划等。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也提到了这些计划和方案。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智囊团的一些成员被委以重任。“他没有选择厨房内阁或网球内阁，而是选择依靠帽子和睡衣内阁”，一篇关于新总统的评论这样写道。媒体评论说，罗斯福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叫做“派别统治(Factoctacy)”的新政府形式。

一个有思想的总统，他的周围肯定会有一群赞同他坚定目标的人。罗斯福挑选具有各种信念的人做他的内阁成员和高级助手，这也反映了他自相矛盾的一面。在“百日新政”期间，他的顾问有的是拥护积极救助计划的社会工人，有的是建议削减预算的商人，工厂工人、农民和银行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拥护者。追求实效的罗斯福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希望能从中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百日新政”期间采纳的许多方案或计划，都是由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构思的，但有的也有国会议员的参与，甚至还包括从胡佛政府挑选出来的继任官员。

当最后抉择的时刻来临时，罗斯福召来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顾问，对各种计划和方案进行斟酌衡量。最后，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一直在权衡自认为最好的政策，以及在政治策略上最能奏效的方案。公众需要什么，国会是否会通过，他的选举联盟(包括农民领袖、工会首脑和华尔街金融家)是否会接受等，这些都被纳入了他的考虑范围。后来任众议院发言人的德克萨斯民主党人萨姆·雷伯恩说：“罗斯福是我见过的最善于倾听和决断的陪审员。”

百日新政期间颁布的各种政策，通过多次非正式会议陆续浮出水面。如果你认为是罗斯福制定的政策使国家得到复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不是‘新政’的发明者或所有者，”当时的著名记者约翰·富兰克林·卡特这样写道，“他只不过是典礼的主持人，而不是戏院的经理；是娱乐场的总管，而不是主人。”罗斯福独特的领导风格，来源于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核心集团，以及塑造历史的罕有机遇。罗斯福的五大顾问，包括雷蒙德·莫利、刘易斯·道格拉斯、亨利·华莱士、弗朗西丝·珀金斯及哈里·霍普金斯，他们在“百日新政”期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没有官居高位，只有珀金斯和华莱士是内阁成员。除了莫利和道格拉斯与罗斯福共度最多时间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总统和睦共事，依靠自己的才能和人格的力量，在青史上留下了最伟大的足迹。

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是罗斯福核心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俄亥俄州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在成功组建智囊团并担任罗斯福竞选演说稿撰写人之后，莫利受邀成为罗斯福的高级助手。他参与了《紧急银行法案》的制定，见证了“百日新政”期间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莫利是罗斯福“最亲近和最亲密的顾问”，《时代》杂志在以莫利作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上这样评论道。罗斯福的发言稿大部分都是莫利撰写的。他帮助招聘政府官员，还起草了许多重大议案。此外，莫利也是罗斯福每天清晨都要会见的两个“床边内阁”成员之一。莫利早期推崇“中西部革新论”，后来开始转向政治中心。与罗斯福一样，他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注重找到实用有效的办法，而不管其是何种意识形态。

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国家预算总管，是罗斯福“床边内阁”的另一个成员。与莫利不同的是，道格拉斯具有很强的思想意识。他来自亚利桑那州最富有的矿业家族之一，是有虐工记录的铜业大亨的继承人。在当选亚利桑那州议员后，他成为国会中倡导削减开支的最强音。他在财政上所持的保守主义意外地让他在新政中扮演了一个颇受瞩目的角色，却刚好迎合了罗斯福在财政方面的谨慎态度。许多进步人士都认为他提出的方案根本不是应对“大萧条”的正确办法，但是罗斯福却让道格拉斯成为自己执政后头一个月的“名角”，并帮助自己让国会通过一项重要的预算削减计划——《经济法案》。如果道格拉斯能始终得到罗斯福在这几个月内那样的支持，也许“新政”的面貌会截然不同。

站在政治光谱对立端的，是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保守家庭，但是在大学毕业后她就离家出走，在赫尔大厦加入了珍·亚当斯帮助芝加哥移民的事业。后来她去了纽约，成为一名工人利益的拥护者。珀金斯目击了夺去145条生命的三角衬衫厂火灾，之后她成为美国呼吁改善工厂安全条件的主要倡导者。她担任过罗斯福的工业专员，也因此成为与罗斯福共事时间最长的官员。在接受内阁成员的职位之前，珀金斯成功地让罗斯福批准了她充满雄心壮志的改革计划——失业救济计划和大型公共工程计划，以及一系列工人权益保护条例，包括最低工资、最长工作小时和禁止使用童工等。在她的积极努力下，其中许多措施都在“百日新政”期间得到贯彻实施。

与珀金斯支持城市工人相似，亨利·华莱士(Henry waUace)积极地为乡村的农民奔走。他是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也是爱荷华州杰出的农民、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是华莱士家族的第三代，主编过家族农业期期刊《华莱士农民报》。当美国农业处于极度萧条时，他下定决心要拯救“农业地区”。华莱士是国内分配制的主要支持者。国内分配制是在“百日新政”期间用来稳定农作物价格的一项措施。在华莱士和他的助理部长塔格威尔的共同努力下，“百日新政”期间的第一项——也是最广泛的一项——救济计划诞生了。之后他又积极设立了执行该计划的行政机构。

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是最后加入罗斯福政权的，在“百日新政”的第79天才加入核心集团。他从故乡爱荷华州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纽约的下东区，在那里的一家睦邻中心工作。后来他成为一名杰出的社会工作者，在“大萧条”来临时，出任罗斯福在纽约设立的紧急救济机构的负责人。在珀金斯和国会其他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颁布了一项5亿美元的联邦救济计划，由他负责运作。数月内，霍普金斯创造了美国前所未有的先例——实施了一项分发联邦救济资金到各州和强制推行国家法规的救济措施。霍普金斯的活动范围很快就超越了公众救济。他公开表示，认为人们应该无为的观点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并倡议通过提供工作机会来代替联邦救济。最后，霍普金斯成为“新政”公共工程建设的主要管理者。

事实上，华盛顿的五大顾问并非一个团队。他们之间有一条很深的断层线，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道格拉斯单独是一派，莫利中立。珀金斯等人和道格拉斯代表了美国政治上的两大传统。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是忠实的自由主义者，是进步主义的继承人，认为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道格拉斯则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奉行自由市场、低税赋和小政府理念。当罗斯福在考虑如何以他的雄辩口才和立法措施来重振国家民生时，幕后他的顾问们却在为新政应采取何种形式争论不休。珀金斯、华莱士、霍普金斯与国会议员、农民领袖、工会官员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一起积极推进他们的议程。而道格拉斯则与商界领袖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共同努力将罗斯福拉向他的阵营。在“百日新政”头一个月里，由于《经济法案》的出台，道格拉斯派占了上风。剩下的时间，获胜的一直都是珀金斯派。尽管道格拉斯取得了早期胜利，但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却赢得了整场战争。

在美国历史上，“百日新政”的意义远不止众多法案的出台。它是一场革命。1932年秋天，罗斯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对一群工人选民说，此次大选不仅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还将是“一场革命，一场美国唯一能够承受的正义之战，一场投票箱引发的改革”。百日新政结束后，政府内部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塔格威尔把他当时所写的传记命名为《罗斯福的改革》。琳德莉将他的书名定为《罗斯福改革之第一阶段》，该书如实描写了整个事件。“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词语，”他写道，“可以用来描述一场如此迅速、如此重大的变化。”

“百日新政”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变革。乔治·华盛顿带领美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了宪政共和国。亚伯拉罕·林肯领导美国经历内战，证明了美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联邦，有统一的公民身份标准。罗斯福改革则创造了现代美国。他上任时，美国盛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观和严酷的个人主义，联邦政府既无眼界又无雄心。“政府的唯一职责是创造有利于私有企业发展的条件，”1931年胡佛这样宣称。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全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认为，美国人应该对彼此负责，当资本主义遭到挫败时，政府有责任干预。在他的发言和炉边讲话中，在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不断地劝导人们接受并奉行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成功地使之成为现实。

“百日新政”为新政的其他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救济计划和公共工程方案的规模不断扩大，给数百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同时还为老年人、失业人群和贫困儿童设立了安全保障计划。对银行业和股票发行商的强制性条例，是罗斯福在其四届总统任期期间建造的强大管制帝国的第一栋大厦。《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提出的工人权益自愿保护，最后体现为最低工资水平和最长工作小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禁用童工的联邦禁令。也许“百日新政”期间最重要的转折点，是罗斯福决定不惜以大规模赤字开支来资助联邦救济计划。罗斯福是怀揣极大的不愿做出此项决定的，它却成为新政最主要的幕后推动力之一。

新政刚开始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在“百日新政”期间，就连保守派都愿意给罗斯福一次机会时，他们沉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开始大张旗鼓。一批为数不多却异常顽固的少数派号召重新采用胡佛的政府职能论。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新政持欢迎态度。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参众两院的许多民主党人也加入了原来的多数派。

1936年，罗斯福以超过1932年票数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总统。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人民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么同时站起来，要么同时跌倒”，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工具”。反对者仍然存在，并且贯穿罗斯福任期的始终，但人数已经非常有限了。塔格威尔驳斥那些顽固的新政反对者是“旧秩序的有意受益人，用一个天才英国人的话说，他们是在坐等20世纪销声匿迹”。但是，20世纪并没有销声匿迹。一个全新的美国诞生了。

历史书籍写作的一大乐趣，就是有机会与过去的人物共度时光。在为本书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群非凡之士。

弗朗西丝·珀金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口头历史项目”的采访时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和强烈的道德目的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华莱士对受困农民的深厚感情跃然于他为《华莱士农业报》撰写的文章中。雷蒙德·莫利在两份关于新政的经典记载中，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详细描述了他曾取得的胜利和遭受的挫折。哈利·霍普金斯在他的自传《以开支实现节约》中，分享了他对社会福利计划的热忱和对大萧条受害者的同情。路易斯·道格拉斯在写给亚利桑那州的父亲的家书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有时候坦率得过了头。在此，我得首先感谢这四位男士和唯一的一位女士，向他们非凡的经历致敬。

上述例子都表明，即使是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写一本这样的书也要从文字资料和图书馆开始。我非常感谢那些敬业的图书馆员工，是他们维护了这些资料。哥伦比亚大学的“珍稀书籍和手稿图书馆”收藏了关于弗朗西丝·珀金斯的资料和其他许多重要资料，包括关于克里斯托多拉之家的资料(克里斯托多拉之家是哈利·霍普金斯开始他社会工作生涯的睦邻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口头历史项目不仅是弗朗西丝·珀金斯口述资料之源，还拥有亨利·华莱士和早期的新政拥护者杰罗姆·弗兰克和查尔斯·怀赞斯基的资料。

莫利毕生都是一个积极的保守主义者，他的资料大都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这里的员工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拥有刘易斯·道格拉斯资料的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和拥有哈利·霍普金斯资料的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的员工也一样，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员工将在夏天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阅读亨利·华莱士的资料，并将其视为一种乐趣。我还要向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员工们致谢，他们为新政火焰的研究付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

我还得到了三位天才学生的帮助。瓦萨学院的Mizue Aizeki帮助我筛选罗斯福图书馆的资料。亚利桑那大学的Vilja Hulden找到了很多关于刘易斯·道格拉斯的宝贵信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Sara Marcus通过一个Hertog研究机构找到我，她钻研了20世纪30年代的期刊，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弗朗西丝·珀金斯的外孙汤姆林·科格索尔(Tomlin(：oggeshall)提供了许多关于他外祖母的回忆，为我获得有关珀金斯的限制信息扫清了障碍。

一位作家的最大荣幸，莫过于得到安·戈多夫(Ann Godoff)的指导。这位书籍出版商没有公正地对待她自己。安非常了解成书的流程，从构思主题到人物塑造和情节打磨，再到激动人心的封面设计。有人说出版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安仍然在努力工作，这就是最好的反驳。

与我的编辑Laura Stickney共事是一件乐事。她为原稿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出色地引导我度过写作的关键阶段。

制作编辑Barbara Campo修正了原文的不完善之处，确保引文秩序井然。

这是我第三次与Kris Dahl合作，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代理商，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拥护者和顾问。

关于本书的图片，我得感谢《纽约时报》的Phyllis Collazo，他帮我把陈旧的照片变成闪亮的历史片段。Jeffrey Roth巧妙地指导我穿梭于《时代》杂志的图片库。还有美联社的Carolyn McGoldrick，他也为我提供了帮助。

我要向我《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的同事致以深刻的谢意——Eleanor Randolph、Dorothy Samuels、Brent Staples、David Unger、Francis X.Clines、Eduardo Porter、Lawrence Downes、Teresa Tritch、Robert Semple、Phil Boffey、Carol Giacomo、Maureen Muenster、Verlyn Klinkenborg、Carolyn Curiel、Elizabeth Harris、Linda Cohn、Juston Jones、Sue irby、Gail Collins、Frank Rich、Nick Kristof、Serge Schmemann、Carla Robbins、David Shipley，以及我们的表演指导者Andrew Rosenthal。当然，我还得感谢Arthur Sulzberger，是他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得以进行。

我的家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Beverly Cohen、Stuart Cohen、Harlan Cohen、Noam Cohen、Alan Cohen、Lori Cohen、Ethan Cohen、Gabe Cohen、Seymour Shapiro和Carl Shapiro。

我的朋友也给了我帮助，让我能不时地远离本书的写作，通过我所需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放松自己，非常感谢他们——Elaine Rivera、Elisabeth Benjamin和Daniel Coughlin、Laura Franco和David Kostin、Caroline Amold 和Shan Sullivan、Charles M.Young、Diane Faber、P.J.Posner、Mickey Dubn0、Aisha Labi、Gail Ablow、Lavea Brachman、Michael Heller，还有我的钓鱼队队友——Palll Engelmayer、Peter Mandelstam、Jim Rosenthal、Antony Blinken和Eric Washburn，以及Kathy Bishop、Loren Eng和Dinakar Singh、Etaine Mandelbaum、Olivia Furner、Bobby Segall、Amy Gutman、Gerald Frug、Lizzie G1azer、和Eileen Hershenov。Tina McGerald Smith在领导、道德和许多其他方面提供了卓越的见解。二十年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仍然是我永恒的建议、支持和友情之源。

将近七十年前，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写给哈利·霍普金斯的信中说起他们在百日新政的成就：“少数人的决心，却带来了许多的改变，不是吗？”而今天，少数人要做对社会有益之事的决心的力量，与从前一样强大。我要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珀金斯、华莱士和霍普金斯们致敬，他们遍布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服务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行各业。

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地民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为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

——美国前总统 富兰克林·D·罗斯福

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创建了美国；林肯保卫了美国；罗斯福则恢复了美国的活力。

——1956年《大英百科全书》

今天的中国，更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次贷危机相近，不如说与19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满怀希望。

——《纽约时报书评》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成功地将拥有不同信仰的杰出之士招于麾下，让他们各司其职。在这本关于罗斯福百日新政的著作中，亚当·科恩对他的核心集团进行了剖析，在领导、管理和创新方面提供了优秀的见解。

——《爱因斯坦传》作者 沃尔特·艾萨克森

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他砸烂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激烈。然而他仍然相信，这种改变对美国这座建筑物来说，是相当美好的。

——美国著名记者 杰拉尔德·W.约翰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