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权力是天生的死对头，当满腹经纶和雄心壮志遭遇集权专制，个体的悲剧就成了无可规避的宿命。张大威的这本《当理想遇到权力》以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对20余位中国古代著名文化人物的人生之路进行了力透纸背的剖析，生动描写了封建集权对理想的冷血摧残和对人性的肆意折磨，深刻揭示了在专制社会对个体生杀予夺的历史条件下个性扭曲、尊严扫地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当一个人的远大理想遭遇到了绝对权力，他的悲剧就成了无可规避的宿命。理想被冷血摧残、个性被肆意扭曲不仅仅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专利，在权力集中的时空里一定是必然和普遍的现象。

张大威的这本《当理想遇到权力》以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对20余位中国古代著名文化人物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写和力透纸背的剖析，深刻揭示了封建集权对人类文明巨大戕害和对仁人志士无情迫害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当理想遇到权力》行文细腻曲折，风格澎湃激情，分析犀利入骨，堪称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力作。

纵横自有凌云笔（代序）古耜

孔子：比烟花更寂寞

宰我：孔子耳边的一只牛虻

屈原：忠魂悲歌

李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

司马迁：活着的理由

蔡邕：历史不会沉默

曹操：脸一天比一天白

曹植：才高八斗难为用

孔融：脚边洒满儿女的血痕

祢衡：碎裂之美

杨修：白猴的映象

嵇康：孤松折

郭象：剽窃也是一种文化传统

潘岳：一枝虫蚀的花

陆机：飞蛾扑火的哀痛

刘琨：悲情才子

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

杜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

李贺：诗薄命亦薄

李商隐：夹缝人生

贯休：“不添一州”

苏东坡：个性飞扬任平生

沈德潜：盖棺亦不能论定

诗瘾

不许作诗

朱皇帝与文人

“闲云作雨小隐书山”

未必位高才亦高

皇帝之间的文学对决

文人小节

如何入史

李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

作为老师，孔子的名气大极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我疑心他做老师的成就不如荀子。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有教无类”，这么一“无类”，弟子就缕缕行行，鱼龙混杂了。而荀子的教育理念是“少而精”——这简直是一定的。他的弟子没有孔子多，但他却调教出了两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法家代表人物——心狠手辣大胆无耻的李斯、冷酷峻刻思维偏激的韩非。当然我们相信，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荀子一开始也没有确切的目标要调教出这么两个出类拔萃的政治明星，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荀子自己也未必清楚。但有一点他应该清楚，那就是他的“性恶论”为二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两个学生的思维走向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差别。口吃的韩非扬长避短发奋著书立说，成《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是法家的一个伟大起点，不但在战国时代，就是在整个中华文化思想史上也堪称一座巍巍高山。结结巴巴的韩非用他冷酷非凡的智慧，热心地为生存在华夏大地上的人们结网。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一张密不透风、结结实实的网已经在他的手里结成了。但他自己没有机会将这张网罩在人们的头上，实践的事情会由他的信徒秦始皇和李斯来操作。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丑恶之中。他以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参照，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出于“计算之心”——这是不是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理论雏形呢？他不相信有温暖明亮的人性，有润物无声的仁爱。他明确地提出，统治者无需重视道德，只需重视法治。而他法治的理论源头乃是人皆爱荣华富贵，人皆趋利避害，因此治民无非是厚赏贵刑。厚赏也罢，贵刑也好，君王统治下的民众必须个个呆若木鸡，唯命是从，会吃会喝会劳动会为君王服务——这最后一点最为吃紧——却不会思考。愚民们的天职当然是一心一意地“愚”了，你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言论，自己的意见。总之除了躯体——这躯体也是为君王之役用的，一切不利于国家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都要死灭。

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读了这段话，你就会了然为什么要写李斯，先说韩非。因为韩非的理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经李斯之手，大部分得以实施。“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理论背景吗？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君王是一体化文化霸权的绝对霸主。一切知识载体，如书简之文、先王之语——中国人极爱在历史中寻找真理，以《论语》为例，其中的许多论述都是以史为鉴，在尧舜禹等圣人的身上寻找文化价值——书简之文被焚毁了，先王之语被禁止了，文化传承的脉流被强暴地切断了。秦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了一个黑暗闷滞，没有源头也没有去向的国家。这个帝国不需要交流，尤其不需要与智慧、文化和历史交流。也许这种方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政治和文化的空气不再流通，侵蚀这个帝国的病菌已经在它的体内滋长，时机一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躯体就会轰然倒下。

李斯之所以能够实践韩非的理论，是因为他先后做过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丞相。丞相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他有充分的舞台来进行他的政治实践。李斯这个人，用下面这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其人贪，其心毒，其行狠，其手黑，其智狡。堂堂大秦帝国丞相的人品却如此下劣，这也许跟他生活的时代有关。那是个混乱至极的时代，教化夷陵，风俗颓败。也许正因人品低劣，他才能从区区一个楚国上蔡的郡小吏做到大秦帝国的丞相。乱世往往是大泽龙蛇并起，高天鹰枭并飞。在乱世的浊浪迷雾中，李斯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定位。终于，他在两只生存境遇完全不同的老鼠身上“悟道”。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史记·李斯列传》

在见证了厕鼠和仓鼠的不同遭遇后，李斯领悟到做人的真谛：这世上的好东西基本上是为仓鼠准备的，而与厕鼠无关。于是他决心成为一只仓鼠。在那风云际会的战国时代，不止一个流氓恶棍变得皇皇赫赫，足登要路，身居要职了。他李斯岂是池中物，甘于郡小吏的位置，徒嗟日暮，坐对云生？

李斯还算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虽然自己有做一只富贵仓鼠的志向，但是以一个区区的郡小吏——相当于今天各种机关中普通的公务员，“原始积累”太差。高远的志向没有巨大的智力支持是不行的，他要求学，储备知识，使自己有资本进入权力阶层，使自己有闪光点，能够被发现，被赏识，被重用。于是他跑到荀子那里，学习帝王之术。他知道，他可以没有气节，没有人性，但是绝对不能不掌握这帝王之术。这帝王之术是他在未来的日子里立足于政治舞台的唯一法宝。荀子究竟口传心授了他些什么，史无详载，司马迁只用三个字带过：“学已成。”也就是说知识储备的阶段已经结束，小吏李斯已经满肚子政治阴谋、治国方略、愚民手腕儿。美玉在椟中，只等良贾来。然而李斯可不像孔子及其弟子那样傻得可笑，还靠什么良贾来沽，他要自我推销，送上门去，他要排除一切中间因素，去寻找自己和权力的直接结合点。他向老师荀子作别，并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通告别辞，其中几句很是精彩：“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李斯日夜兼程来到秦国。他先是投在吕不韦的门下做家臣，由此靠近了秦国权力阶层的核心，得到了向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游说的机会。李斯知道秦王的雄心如烈火般炽热，他就献策如何吞并六国。李斯看透了秦王的心思，他说的每句话都让秦王感到亢奋、熨帖——他确实有做一只富贵仓鼠的聪明才智。他对秦王说，要吞并六国，首先就要离间六国的君臣，防止六国合纵，一起对付秦国。对六国的诸侯和知名人士，凡是可以用钱财收买的，就馈赠礼物来拉拢；不肯接受礼物者，就用锋利的剑杀掉。这计策很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秦王采纳了李斯的计谋，于是载着金银财宝的马车和佩带着利剑的刺客纷纷走出咸阳，赶往六国。中国历代专制主义者都热衷于“肉体消灭”，其始作俑者该是秦始皇与李斯。为恶的源头一旦形成，便很难阻断。它顽固地沉淀在历史中，等待着某一天精确地在政治生活中再现。

李斯的策略使六国分崩离析，贪生怕死者中饱私囊，爱国志士则血溅黄沙。他因此被封为长史，进而被封为客卿。此时他的政治生涯却发生了一次危机。因郑国渠事件，秦国的宗室大臣们感觉到六国对秦国的愤恨，他们认为李斯之流的客卿都是间谍，于是要秦王下令把他们统统赶走，“请一切逐客”——标准是如此的一刀切，不论客卿对秦国忠奸，统统都“逐”。由此可见秦国宗室大臣们的政治目光是多么的短浅！他们不懂李斯之流来到秦国是求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这和他们出生在楚国、齐国、赵国以至于爪哇国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为了求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他们连至亲骨肉都可杀可剐，怎么会把与自身并无切肤之痛的国家利益放在眼里？李斯很瞧不起这些宗室大臣们。行大运者，非有大善，即有大恶；非有大忠，即有大奸。他自己是哪种人，他不愿多想，但有一点，他对秦国确实是忠心耿耿的。即使他的行为会使自己的祖国楚灭亡，他也不会因此收手。他已经从楚的厕所爬进了秦的粮仓，他正向着自己的目标——一只富贵的仓鼠迈进，这中间可决不允许出一点岔子。李斯急急忙忙上书秦王政，于是就有了那封著名的《谏逐客书》。危机化解了，“秦王乃除逐客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封廷尉”。P36-40

特立独行——儒家经典里浸透着褒扬的语词。时至今日，因为无数言说者随心所欲的轻置和司空见惯的滥用，它正在沦为空泛的能指和廉价的奉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语词落实到女作家张大威身上，一切竟显得名至实归，甚至相得益彰。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位喝着辽河水长大的北国才女，尽管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拜物大潮和消费语境，但是始终不改视文学为理想、为生命的初衷，依旧坚持从道义、良知和真情出发，以不趋时尚、不随流俗的态度，孜孜矻矻地从事散文随笔的创作，就中探求灵魂的壸奥，追询人性的归宿，揭示生活的底蕴，进而构建个体与时代、与他人的坦诚交流和深层对话。于是，我们在作家笔下看到了一系列极具精神高度和文学质感的散文随笔作品。这当中，有植根于经验世界的乡土抒写，有忠实于内心风景的直抒胸臆，而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显优势也更见功力的，则是作家陆续捧出的那些以古代文人为审视和表现对象的人物列传式的篇章。

纵观中国文学史，以散文笔法书写历史人物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屈原列传》，到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再到苏轼的《贾谊论》、《晁错论》，直到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条在变化中行进的线索清晰可见。即使到了狂飙突进、革故鼎新的现代，仍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冯至的《杜甫传》等，以传记的面目，顽强地延续着中国散文透视历史人物的文心血脉。张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以至20世纪90年代以降，整体呈现异军突起之势的诸多历史文化散文，从根本上说，是一批学养丰厚、勤于思考的作家，立足于新的历史和精神制高点，回望并重估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这决定了大威的作品所展现的人物画卷，必然包含着两种元素和两个维度，即一方面是作家从文学遗产中拿来的古代与现代传记散文的精神意趣；一方面是作家得益于时代馈赠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视角与历史识见，以及其相应的学养、才情与创新意识。这两种元素、两个维度，相互交织而又彼此生发，不仅给散文这种“白发三千丈”的古老文体注入了新鲜而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一种深刻的思想启迪、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留给了众多读者。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值得我们为之瞩目和留心。

第一是视野开阔，内容充实。大威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散文，采用的是一人一篇、一篇一传的基本体例。乍一看来，这似乎比较容易驾驭和把握，但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其中自有不小的难度。不是吗？文人之为文人，在于他们生命中负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又与文人的身世、交游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后世作家要想准确而生动地描写某一位古代文人，就不仅需要熟悉他的创作和文本，以便“以意逆志”，而且必须了解他的经历、阅历，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从而“知人论世”。此时此刻，读书和学养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正所谓：“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严羽《沧浪诗话》）而在这方面，大威堪称胸有成竹，独具优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原本腹笥充盈，占有颇丰；围绕锁定的对象，她又做足了案头功课，这使得她妙笔写就的古代文人系列，呈现出渊赡质实、磅礴恣肆而又举重若轻的大气象。

第二是思想敏锐，识见超卓。无数创作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历史人物散文，固然需要“入乎其内”——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与社会镜像，捕捉到并梳理出既定对象的命运轨迹与精神特征；但更须做到“出乎其外”——拉开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放出作家得之于时代的新的观念与尺度，重新考量、发掘和评价既定对象的多重意义。对于作家的超越和作品的提升而言，前者只是必要条件，后者才是根本所在。大威无疑深谙此理，她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恰恰自觉实践着这种“入”而后“出”，力辟新境的原则，其中若干篇章坚持从前人止步的地方起步，颇见作家锐意进取的苦心。

第三是文笔摇曳，叙述多彩。历史人物散文既然是散文，便无疑属于文学的一种，便必然要体现语言艺术的特质。以此为前提，散文家撰写历史人物散文，虽然离不开知识学养和理性思考的支撑，但是这一切在语言表达层面，却必须转化为审美的形态，必须保持感性的魅力，借用西哲的话说，就是要“始于喜悦，终于智慧”。对于这点，由文学创作一路走来的大威，自是心领神会，驾轻就熟，反映到文本中，便呈现为缤纷多彩、摇曳多姿的语言文字的品质感与表现力。

再如，生活中的大威并非长于调侃，有时甚至失之严肃，但作品里的大威却偏偏挥洒着幽默的特长。她的若干篇章和段落都不乏善意的嘲讽或含泪的微笑，从而为深沉、冷峻的文字背景注入了必要的温情和暖意。还有，大威的叙述文字固然保持着睿智和清醒，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又明显浸透着女性特有的丰沛的感韵，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对于文学，大威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和赤诚之心，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她也一向是取法乎上，力臻高格。为此，她一再邀我给些“指导”或提些建议。“指导”自然非我所能，但建议倒可略加申述：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重在现象分析与价值重建，从中国宏观的文化背景看，当属宋学一脉，走的是“微言大义”的路子，这自然有利于作家纵横捭阖，充分调动不凡的才情与刚健的笔力，但倘若节制不够，一味铺陈，也容易失之单调，甚至会流露些许空泛。惟其如此，我觉得，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如能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同时，掺进适量的“鲁鱼亥豕”的考订，即在宋学传统里融入一些汉学的功夫，破译一些古代人物迄今尚存的谜团或疑点，文章庶几会更见厚重，也更便于凸显自己的个性。在我看来，历史人物散文是散文，但已不是普通的散文，而是特殊的散文。这种散文的理想境界，恐怕已不是单纯的情真意切或文字华美，而是当年桐城派散文家倡导的义理、考证与词章的三位一体，三美合璧。不知大威以为然否？

我和大威无缘共一城风雨，只是因为散文，才相识并相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交流心得，切磋技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结为《当理想遇到权力》一集，将由华夏出版社付梓，作家嘱我写一短文，作为序言。论学养才情，我自然愧不敢当，但想到过从和友谊，似乎又不遑多让。况且在一个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文学环境里，真正的文学朋友是需要相濡以沫，彼此鼓励的。于是，我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大威新著面世的由衷祝贺。但愿它不是郢书燕说，也不会佛头着粪。

辛卯季春急就于滨城

完成《当理想遇到权力》的全部书稿，2011年春天的最后一轮夕阳已经在晚风中沉湮。这轮夕阳曾是孔子时代的夕阳，陶渊明时代的夕阳，杜甫时代的夕阳，苏东坡时代的夕阳。它落在衣襟上，我们可以全部抖落；它落在心灵上，却永远无法全部抖去。而晚风也披着梦幻般的薄纱，嗅过不同时代的花香，掠过不同时代的点点苍苔，在我的脚边低回不已。通往历史的小径在夕阳与花香中时隐时现，许多夜晚，在城市浸于模糊不清的星光中半醒半睡之时，我曾孤独地踏上这条小径，一页一页认真细致地阅读元典，寻找那些早已被时光之水淹没的文人，并与他们进行穿越时空的交谈。寻找满怀敬意，交谈却无比艰难。为什么要交谈，为什么要选择他们交谈？他们的身上到底包藏着什么样的体制碾压的血痕、命运的迷局、复杂的人性？而所有这些化作文化的积累层，对我们今天的生命又有着怎样或仁蔼或清明的徐徐光亮？逝去的生命与苦难作为一种历史印迹，业已沉睡和凝固，如废弃的城堡般悄无声息，一片荒芜。重新唤醒他们，激活他们，让他们开口说话，让今天的人们在那些消逝的背影中看到一种新鲜，一种流淌在我们文化血脉中的凛冽的新鲜；感觉到一种痛切，一种关照到我们自身生命的痛切，并且目光复杂地回望那轮在晚风中沉湮的古老夕阳，我们就是在它的光芒抚摸下一路走过来的。我们的叶子绿在时间的这头，我们的根须却牢牢扎在时间的那头。

根须所在，枝叶妖娆，回首是家。

人既是现实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文化基因的遗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固。

因而我必踏上这条文化寻根小径，遗忘与沉默都是可耻的。

感谢华夏出版社文化编辑部主任贾洪宝先生对书稿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著名评论家古耜先生在百忙中拨冗为拙作写了漂亮的序言，也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关怀和鼓励我的师长和朋友们，没有他们，我无法在那么繁忙琐碎的工作之余完成这本关注逝去的生命与苦难的小书。

澄明的夜晚，星光下，和风中，花影里，苍苔上，孔子、司马迁、曹植、陆机、陶渊明、杜甫、苏东坡……他们一个个正向我们走来。

2011年5月5日晚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