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字韶起，又名敬堂，1911年1月3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乡(今属株洲县)三望冲村的漏塘坡。父亲杨远逵是个穷铁匠，全家十几口人就挤在租来的两问茅草屋里。敬堂从小跟父亲学打铁，一个风箱、一个火炉、一个砧子，便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和主要生活来源。父亲经常提醒小敬堂说：“伢子，你要好好地学哩，我们一家人就靠这铁砧子、火钳子活命哩!”
敬堂的父亲和叔父一年四季在外打铁，他们在破旧的衣衫外，罩着一块深紫色的、被火星烧成斑斑点点的粗油布围裙，各自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这里干几天，那里做几日。白天架起炉子打镰刀、锄头和其他农具，夜晚找一些稻草一铺，就睡在人家堂屋的地上或屋檐下。有时遇上雨雪天气或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干脆睡在大树下或古庙旁。
天长日久，风餐露宿，敬堂父亲双腿的风湿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有时疼得死去活来，可是他们既看不起病，也买不起药，只能忍受着。有时实在疼得忍不住了，父亲便抓起大锤往地上猛砸，随着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额头上滚落一颗又一颗汗珠方停止下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痛苦。小敬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为父亲的艰辛和坚强所感动，经常给父亲捶捶背，揉揉腿，晚上睡觉时便将父亲的双膝抱在自己的怀中，期待着父亲能好受—点。
敬堂的母亲陈氏，孩提时作了童养媳，后来，收养她的那家人家遇到了灾难，她就辗转来到南阳桥的这个小山村，嫁给了杨远逵。敬堂的母亲婚后生有13个子女，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长敬堂五岁的海堂哥哥和长敬堂两岁的桂泗姐姐，弟弟连三只活到16岁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一生勤劳朴实、宽厚仁慈，直到1922年生孩子难产去世时，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
叔父杨远星又名远和，原本是个篾匠，后来和哥哥杨远逵一起打铁糊口。因为贫穷，杨远星一直没有娶上媳妇，杨远逵就把自己的儿子敬堂和女儿桂泗过继给弟弟远星做儿女。
敬堂从小聪明好学，勤劳懂事，在父母心中他是个开心果，在村里人眼里他是个虎孩子。哕时，在村里识字人的帮助下，读了两年私塾，学习过《三字经》、《百家姓》等老书。期间，湖南督军张敬尧(北军)与南军刘建藩混战于潭、醴、攸之间，这一带许多百姓死于兵荒马乱，敬堂家的两间茅屋也被掀倒。敬堂11岁时母亲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困难了，只好举家迁到早禾冲村金盆山，租了郑修德家的两间茅草屋居住下来。
为了糊口，11岁的敬堂只好到离家十多里的地方给一户姓孙的人家放牛。每天天一亮就要牵着牛出去吃草，还要负责割一担草回来给牛垫圈，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数九严寒，从不间断。特别是到了春耕时节，放牛吃草的时间少了，上山割草喂牛的日子多了。喂牛用的草是一种叫做“芦茅”的草，叶子的边缘长出一条像钢锯片的齿，手碰过去就会出现一道像刀割开的裂口，鲜血直流。敬堂每天要在野草丛生、荆棘遍布的荒山上选割这种草二三十斤。一天下来，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到处都是裂口和血迹，惨不忍睹!可第二天，还要上山继续割草。
农闲时除放牛外，还要上山砍柴，一天一担，只要天气好从不问断。好在还有一个放牛小伙伴刘春池跟他在一起，他们苦中作乐，夏天可以赶着水牛下到池塘里嬉戏玩水，秋天可以爬树比赛，采野栗子生火烤着吃；小伙伴们最怕同敬堂玩摔跤比赛，敬堂机智勇猛，争强好胜，不打赢是决不会收场的。
转眼敬堂在孙家干满了三年，虽将每月两吊钱的工钱如数交给父亲补贴家用，但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不想再在孙家干下去，眼看自己也快长成大小伙子了，决心到外面去闯一闯，或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
P1-2
为纪念杨得志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株洲县委组织撰写了《杨得志一生》一书，以展现杨得志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缅怀革命前辈，弘扬优良传统作风，彰显家乡光辉人物，激励教育后人。
为加强对编写工作的领导，中共株洲县委专门组织成立了《杨得志一生》编撰委员会。从事县党史工作多年的杨祖发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杨得志》和《杨得志回忆录》的基础上，充实了不少新的素材和史料，于2009年9月撰写出近20万字的初稿；2010年3月，书稿经总参办公厅编研室的解海南同志补充修改，调整了有关章节，补充了15万字的重要内容，并对全书进行统稿；杨得志同志之子杨建华同志为书稿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和生动的历史素材，并参加了书稿终审。
在书稿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济南军区档案馆、总参办公厅、总参外事办公室、国家体育总局登山协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毛凤鸣、孙干卿等同志提供了宝贵素材，寿晓松、王存才、曹静、战琳琳、齐东亚等同志提供了有力帮助。在此，对为本书给予关心、支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在杨得志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杨得志一生》一书，令人欣慰。打开这部书稿，不禁引起我对这位数十年风雨同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深情回忆和怀念。
杨得志同志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我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在中央苏区，他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我在红三军团工作，虽然无缘见面，但我们一、三两个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两只拳头”，经常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红星奖章。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带领红一团多次担负先遣任务，组织指挥了像著名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之类的战斗等，为红军的顺利北上开辟了通路。我和杨得志同志第一次见面，是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会师陕北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山城堡战役。此时，原红一、红三军团已合编成新的红一军团，下辖三个师。得志同志任红二师师长，我在红四师任十二团参谋长。战前，得志同志带领我们二、四两师部分团的领导，到定边一带勘察地形，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周密细致、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937年2月，我入抗大学习，与得志同志同为第二期学员，我们一起听课、讨论，一口锅里吃饭，他待人诚恳，处事稳重，团结同志，勤奋好学。同年7月，我奉组织派遣去太原做秘密联络工作，提前结束了在抗大的学习生活，这样，我与得志同志就此分开。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得志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在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中，他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的胜利信心。这时，我在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总务科长。记得在平型关大捷后，《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媒体记者纷纷前来办事处，要求采访前线的作战情况，我分别作出具体安排。不少记者还提出，想要平型关我军缴获的战利品作纪念，为此我专门到一一五师跑了一趟，要来一些缴获的日军大衣、军刀、皮靴等，向大家展览，有的还作为赠品。此后，杨得志同志率部从山西东进冀鲁豫平原地区，历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发展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我在陇海路南与之毗邻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打游击，虽然两人没有机会见面，但彼此情况时有所闻。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同志率部转战华北、西北战场，历任纵队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兵团司令员，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新保安等重大战役战斗。得志同志南征北战，出生人死，大智大勇，指挥若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把侵略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1年，杨得志同志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参与指挥了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1952年4月，我从华东军区参谋长任上奉调北京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后，更加关注朝鲜战局。同年12月上旬，我赴朝参加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业务会议，在志司驻地桧仓又见到了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我们回想起自1937年抗大一别，已有15年未见，而今战地相逢，甚为亲切。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志愿军的作战和生活情况，我遵照聂荣臻代总长的指示，就组织部队轮换和机关干部到朝鲜参战等问题与他交换了看法。我们在坑道里谈话时的情景：敌机频频来袭，警报不断响起，电灯时亮时灭，一片紧张气氛，令我至今难忘。
杨得志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懈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那坚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革命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杨得志一生》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杨得志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质，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解海南主编的《杨得志一生》这本书忠实记录了杨得志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峥嵘岁月，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军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相信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后人，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