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上面所提到的希特勒。
对于释放狱犯，希特勒不但诳报人数，而且凡是放出去的，一定还要捉回来。让他们继续在狱中受苦。国社党相信监狱里没有人类，只有猪猡，伤害狱犯是每一个党人的天职。这些狱犯每天得和牛尾鞭、木棍、冷水亲近几次，他们大抵被打得糜烂，这才血肉模糊地死去。有一次，一个天主教医院的医生，接受一个连肚皮都被打得裂开了的犯人，不及医治，死了。这医生看不过去，把犯人的各部分拍了照，送到内阁去，请求设法禁止这种残酷的行为。他要做地狱里的救世主了。然而结果呢？却是连自己也被抓进去，饱尝了牛尾鞭的滋味。
这是卍字旗下的仁政，是大国民风度。
中国从前的监狱，墙上大抵画着一只虎头，所以叫做“虎头牢”，狱门就建筑在虎口里，这是说，一进去，是很难再出来的。德国的监狱里虽然用种种野蛮的方法来扑灭人类，但是他们是不肯自认，也决不用虎口来形容自己的。国社党集中营的墙壁上写道：“各人自己想想吧，为什么到这里来的？”那措词真好呵！
不料有一个小商人却居然漏了网，逃出了德国，他公开报告说：“我被拘留了二十四天，吃过十七次皮鞭，灌过两次冷水，上过一次绞架，好几回失了知觉。但是我天天想着：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我想不透。因为我并没有犯罪呀！”
这是真话：他并没有犯罪呀！
然而，这个小商人是犯了罪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但也不单是犹太人才犯了罪，非德国的，犯罪；皮肤有色的，犯罪；从事文化工作的，犯罪。这些或者被送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国了，总之，都没有领略大国民风度的资格。记得莉莉·珂贝到上海来的时候，说是近来要在居留在德国境内的作家里找一篇好小说，必须到集中营里去找去。战争，挺进队，恐怖主义，种族的仇视，书籍的焚毁，这说明了德国还剩了些什么。法西斯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说道：“提起文化来，我就要抓手枪！”我们也真可以听见这切齿之声的。
但是，德国的报纸上，却常常宣称着大批狱犯的释放，五百呀！一千呀！以一见法西斯教化的成功，以一见希特勒的大度与宽容。然而事实上，国社党的处置异端，除了放逐和格杀外，别无其他的办法。这是言行的矛盾吗？是的，但也正是他们提倡的所谓大国民风度的体现。
有世界，现在也一定有大国，而且有大国民风度。我们的也不算小。监狱，有的；拘留所，有的；皮鞭、铁杠、火钳、老虎凳，都有的；虽然没有犹太人，然而却也有“想不透”，这“想不透”早已化为童话，真实地反映在L先生的笔下了。这一回的释放，我希望它不是德国式，也就是不要太多大国民风度。
(三)他们的意见
在全中国一千多所旧式监狱里，这是其中的一所。
有一天，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值班的看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大汉，爱喝一点酒，今天也许是多喝了几杯，也许因为天太热，昨晚上不曾睡觉吧，他张开嘴巴，闭着眼睛在打盹。淌满油汗的光头慢慢地垂下去，垂下去，只一顿，又很快地抬了起来，苍蝇老是喜欢在他的头上碰。粗大的右手下意识地挥动着，像是在赶苍蝇，又像是在抹鼻子上的汗珠。
斜对面四号里两个年轻犯人，在低声地谈论着，接着是一阵放高了喉咙的哄笑，看守张开眼睛，瞪了他们一下，立刻又闭上了，打着齁声。
四号里的谈话并没有停止。跟着时间的进行，齁声的响亮，他们谈话的声音又高起来。
“妈的，偏他们有家！”一个浓眉毛，年纪较大的青年说。
“我还听得一句，说是报上登着，要释放政治犯呢！”那个面色苍白的青年接下去。他的举止比浓眉毛来得文静，说话的时候，左手抚摩着右手臂上的血痕，一条条发了紫。P520-521
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曾化名余致力(取自孙中山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浙江上虞人。出身贫苦，从小自学，1925年参加县进步青年组织“青年协进社”，在《上虞声》上发表文章。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在共产党领导的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中学部，1930年毕业。曾自学法文、英文、日文，并开始翻译文艺作品。曾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和巴比塞的《斯大林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向《申报·自由谈》等处投稿，因风格学习鲁迅而引人瞩目。1934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此时，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并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杂文。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为此发表了《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抗战爆发后，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席、《华北文化》主编、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时受迫害，1978年获昭雪平反。
唐弢(1913—1992)，原名唐端毅，笔名风子、晦庵等，浙江镇海人。亦出身贫苦，从小自学，1926年到上海读书，后人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1933年春起写作杂文，向《申报·自由谈》等处投稿，办努力学习鲁迅风格，个别杂文甚至被人误认为是鲁迅所作。后与鲁迅结识并通信。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转编《文汇报·笔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致力于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就卓著。
徐懋庸和唐弢有不少共同点。例如，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出身贫寒，都曾在上海读书，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开始写作和发表杂文，又都是向鲁迅杂文学习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有过某些杂文被人误以为是鲁迅所作的事，可见他们作为鲁迅杂文的学习者，都学得很好。他们认识鲁迅后，所写杂文当然更自觉地师承于鲁迅，更讲求社会批评功效，甚至犹如“匕首”和“投枪”，在当时是批判黑暗统治的有力武器。当然，他们也并不只是简单的模仿，他们各自都有个人的风格和特色。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杂文作家。因此，在我们这个文库中，将这样两位老上海作家合在一起编一本集子，我觉得是合适的。
徐懋庸和唐瞍的杂文作品，数量都很多，他们写作杂文的时间也很长，而本书的篇幅有限，加上每篇杂文的字数又很短，挑选、复印、计算字数、编排等工作做起来颇有难度。为此，我就自定了这样两条：一，只选他们在上海期间创作的杂文；二，主要选他们在鲁迅生前发表的杂文。这样一来，读者看起来也许也就更有味道。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和他的一些战友，以及徐懋庸、唐弢这样的年轻人，常常就相同或相似的事件、思潮、现象等等各自撰写杂文，如果合在一起看，就知道什么叫文坛“主帅”和“战士”，什么叫“桴鼓相应”“配合战斗”了。
徐懋庸和唐弢主要以杂文作家著名，但他们也写过一些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例如，他们都写过历史小说，即同样也是鲁迅创写的“故事新编”。这个，人们知道的就少多了。而他们写历史小说，也显然都是向鲁迅学习的。和鲁迅的“故事新编”一样，他们的历史小说，我认为可以看作是“杂文式的小说”，或者“小说式的杂文”。可惜这方面他们写得不多。今各选一篇他们发表在鲁迅生前的历史小说，放在他们各自的杂文的最后，以供大家鉴赏。
陈福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册为《徐懋庸 唐弢卷》。
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曾化名余致力(取自孙中山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浙江上虞人；唐弢(1913—1992)，原名唐端毅，笔名风子、晦庵等，浙江镇海人。致力于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就卓著。
徐懋庸和唐弢有不少共同点。例如，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出身贫寒，都曾在上海读书，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开始写作和发表杂文，又都是向鲁迅杂文学习的。在这个文库中，将这样两位老上海作家合在一起编一本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