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中庸的孔子，竟也说出这种话，要算少见的了。所以他的那位“似夫子”“似圣人”的高足有子，听到曾子传述孔子“死欲速朽”的话的时候，要一再地否认，而说：“是非君子之言也。”待等曾子说是和子游同听见的，这才承认，说：“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并且举出证据：“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不过，尽管怎样解释，“死欲速朽”的话，说总是说过的。由此可知虽在圣人，有时中庸也还是不容易。
但这还是题外的话，其实，“死欲速朽，”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把它“朽”掉。而且，反对“死欲速朽，，”意思是要“死欲迟朽，”这原是程度的不同，并不是本质的不同。否则我不信反对“死欲速朽”的反面义就是主张“死欲僵尸。”同样的朽，迟速终归于朽，快些倒也干净，何必慢呢？
这是就躯体说，无非想要“迟朽”而已。此外，在精神界，还有《左传》记载穆子所说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止“迟，”竟是“不。”胡适认为这“三不朽，”还有三层缺点，所以加以补足，又提出“社会的不朽论”来。这“社会的不朽”又称为“大我的不朽”。“社会的不朽论”和“三不朽说”有两点的不同：一，前者尤重“大我”，后者专顾“小我。”二，前者兼及好坏两面，后者单指好的一面。这第一点，在“不朽”的范围里说，“社会的不朽论”虽是一大进步；但第二点，虽然很对，却已失去“不朽”的原意，和“遗臭”混淆了。
要论“不朽说”的价值，那就只存在勉励生者的一点罢。但这样的勉励，对于生者，却在死后。生者是不及感受不朽的。然而死者是不会感受不朽的。前者说是对生者，已是对死者；后者说是对死者，又是对生者了。所以，一般的观念，必然地只能以已死者的不朽指对方生者。这，单说“不朽”，也还不失为勉励生者的一点。但“不朽”是抽象的。说到“不朽，”就一定要牵拉到已死者的“不朽；”说到已死者的“不朽，”就一定要牵拉到已死者所以不朽的事物，这事物，不管是“立德”的，“立功”的，“立言”的，或“社会的。”已死者的事物已不朽了，已有已死者的不朽的事物了。——不是有无穷的“罐头食品”可供取用么？不是“现成”的么？不是常听到“古已有之”的话么？由已死者事物的不朽，形成了不朽的已死者。要说“小我”，那是死人的；要说“大我，”也是死群的。平时可以听到“行尸走肉”这类骂人的话，这里倒是“行尸”而不“走肉”，即走也只是“幽灵”罢了。所以，“不朽说”的必然的结果，不是勉励生者，反是桎梏生者。
历来以“立言”的不朽当作盛业。但在十年前的现在出版的《热风》，作者在《题记》中却说：“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启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也可作为反“不朽说”的又一义。
民国以来，时常有人对古旧遗存的事物，诅咒它的腐朽。那是诅咒错了。它并没有腐朽，反之，正是不朽而僵固呢。如朽，那就该颂，不该诅咒。P21-23
一
周木斋(1910—1941)，名朴，号树榆，笔名不齐、辨微等。江苏常州人。自幼对文史兴趣浓厚，曾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后到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编纂了颇受欢迎的《学生新标准辞典》。
约1932年起，周木斋致力于杂文写作。他服膺鲁迅，针砭时弊，在不断为《申报·自由谈》、《涛声》、《芒种》、《太白》、《人间世》等刊撰写杂文的过程中，成长为三十年代左翼杂文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
抗战爆发后，周木斋与巴人、唐弢、柯灵等合作，以杂文为宣传抗战的锐利武器，大力提倡“鲁迅风”杂文。他是《鲁迅风》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来与唐弢、柯灵、周黎庵、金性尧等合作，出版《边鼓集》、《横眉集》两本颇具影响的杂文集。1940年又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北社出版了他生前唯一的杂文集《消长集》。据《消长集·再版记》记载，此书出版仅两天即再版，可见周木斋杂文当时不胫而走。
与此同时，周木斋又潜心钻研哲学社会科学，勤奋笔耕，先后出版了《民主政治论》、《中国民族革命小史》、《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等著作。由于积劳成疾，周木斋于1941年7月23日逝世，年仅三十二岁。
周木斋的文学生涯不到十年，但他的杂文短小精悍，个人风格鲜明。他既熟稔中国典籍，又努力深究辩证法，因此他的杂文朴实无华，着重辨析事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重质，而不计文”(引自《(消长集)前记》)，论者认为他的杂文是上海三十年代“思辨性杂文”的代表(引自唐弢《我与杂文》)。本卷收入他1932年至1940年间的杂文24篇。此外，《鲁迅杂文集解题记》等二篇是他后期研读鲁迅作品的心得，颇有深度，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研究鲁迅的重要成果，也可见周木斋杂文对鲁迅的师承，因此一并收入本卷。
二
周黎庵(1916—2003)，名周劭，笔名吉力、笠堪等，浙江镇江人，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周黎庵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对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史情有独钟。1935年起在《宇宙风》、《立报·言林》等刊发表散文小品，次年主编《谈风》月刊，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上海“孤岛”时期，周黎庵先后参与《宇宙风之刊》、《西洋文学》等重要刊物的编务，十分活跃。特别是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嬉笑怒骂与借古讽今的杂文，合作出版杂文集《边鼓集》和《横眉集》，自己又出版了文史随笔集《清明集》、《葑门集》、《吴钩集》和《华发集》，成为三十年代后期“鲁迅风”杂文的代表作家之一。
上海沦陷以后，周黎庵担任《古今》月刊的实际主编，促成了这份背景复杂却又影响很大的文史杂志独特风格的形成。由于他熟悉明清的文献掌故，他这一阶段的散文小品也多谈明清两朝宫廷史实和文坛佚事，论说谨严，文词朴茂，此外，他又撰写了一系列现代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同样颇具史料价值。
抗战胜利后，周黎庵重操旧业，担任执业律师，为一些现代作家处理过法律纠纷。五十年代以后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改革开放以后，周黎庵复出文学出版界，一方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另一方面恢复文史写作，先后出版《清诗的春夏》、《闲话皇帝》、《黄昏小品》、《文饭小品》、《向晚漫笔》等文史小品集，迎来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高峰。他这些晚年文字，话古论今，文笔舒展，文风清淡，看似闲谈野史，实则披露不少有价值的史实，可补正史之阙。当然，误记出人之处也在所难免。
本卷选入周黎庵前后期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他一直不为人注意的四十年代初创作的历史小说，以展示他多方面的创作成就。
三 金性尧(1916—2007)，笔名文载道、辛沃等，浙江定海人。幼时在家乡私塾求学。1933年随家迁居上海后，他参与创办微名文学社，又为家乡的《舟报》副刊撰稿，还与鲁迅通信。虽然没有显赫的学历，金性尧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在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上脱颖而出。
抗战爆发后，金性尧参与《鲁迅全集》的校勘，并为《文汇报·世纪风》、《译报·前哨》、《申报·自由谈》等刊撰稿。1938年至1939年，他与其他作家合作出版杂文集《边鼓集》和《横眉集》，与此同时，又主编《鲁迅风》周刊，针砭时弊，呼吁抗日，成为三十年代后期“鲁迅风”杂文的又一位代表作家。
上海沦陷前后，金性尧先后主编《萧萧》、《文史》等刊物，还曾担任《古今》的编辑，并为《杂志》等刊撰稿，先后出版散文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和《文抄》。他这一阶段的创作，从短小的杂文逐渐转变为长篇散文，从“抒情多于说理”逐渐转变为“说理多于抒情”(引自《(风土小记)跋》)。无论抒情、叙事、论说还是怀人忆旧，金性尧都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甚至大段“抄书”，又对风土民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深受知堂散文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清秀风格。
五十年代以后，金性尧先后在上海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并参与《辞海》修订，为普及古典文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金性尧焕发写作青春，出版《炉边诗话》、《清代笔祸录》、《伸脚录》、《饮河录》、《不殇录》、《一盏录》、《土中录》、《闭关录》等多种散文小品集。他把自己多年钻研古典诗词和明清文史的心得化为生动流利的文字，考证周详，见解独到，成为新时期以来上海文史掌故写作的大家。
金性尧著述甚丰，他的作品是上海现当代文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金性尧全集》正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中，本卷选入他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
陈子善、陈啸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
周木斋的文学生涯不到十年，但他的杂文短小精悍，个人风格鲜明。他既熟稔中国典籍，又努力深究辩证法，因此他的杂文朴实无华，着重辨析事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重质，而不计文”(引自《(消长集)前记》)，论者认为他的杂文是上海三十年代“思辨性杂文”的代表(引自唐弢《我与杂文》)。本卷收入他1932年至1940年间的杂文24篇。此外，《鲁迅杂文集解题记》等二篇是他后期研读鲁迅作品的心得，颇有深度，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研究鲁迅的重要成果，也可见周木斋杂文对鲁迅的师承，因此一并收入本卷。
周黎庵，东吴大学法学学士。周黎庵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对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史情有独钟。1935年起在《宇宙风》、《立报·言林》等刊发表散文小品，次年主编《谈风》月刊，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本卷选入周黎庵前后期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他一直不为人注意的四十年代初创作的历史小说，以展示他多方面的创作成就。
金性尧为三十年代后期“鲁迅风”杂文的又一位代表作家。金性尧著述甚丰，他的作品是上海现当代文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金性尧全集》正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中，本卷选入他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
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