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冒效鲁去世，钱仲联作《悼冒效鲁》诗，开头两句就是：“四十年前梦尚温，灯边南北两王孙。”自注云：“君为成吉思汗裔，余为吴越王后。”冒效鲁先生出身于如皋冒氏，如皋冒氏不仅是蒙古人，而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所以冒先生当然是“王孙”了。吴越王，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谬(即钱武肃王)，他的后代，当然也是“王孙”了。
大江以南，有名的钱氏家族就有好几个，但未必都是同宗。例如，同样是无锡钱氏，钱基博、钱锺书的钱氏，是城内的钱，钱穆、钱伟长，则是无锡城外七房桥的钱氏，不是同宗。常熟钱谦益与钱曾，确实是同一个家族的，钱曾为钱谦益的族孙。钱仲联是常熟人，又非常推崇钱谦益，赞赏钱曾，所以，有人想当然，就说钱先生是钱谦益的后人。例如，日本坂田新氏《金陵学记》就说钱先生与钱谦益有“远亲关系”。事实完全不是如此。钱仲联出于浙江吴兴的钱氏，与常熟钱谦益的钱氏，没有什么关系。钱玄同、钱三强，亦出于吴兴钱氏，钱仲联与他们，正是一家。
钱仲联曾经说过，钱穆先生和钱玄同先生，曾经有过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各自认为自己家族是吴越王钱缪的后代。其实，在他们之前，钱仲联的祖父钱振伦，就在作于道光元年(1821)的《鲍山墓域图说》中说：“钱氏受姓老彭，至吴越建国而始大。大江以南，子孙繁衍，类皆为后人。我家世业农，为浙湖乌程籍，理当为旁支。顾谱牒散亡，莫能自详世数也。就所知者，自高高组奉川公以下，世居城南之鲍山，乡居，墓域多不远庐舍。”“类皆为后人”、“理当为旁支”云云，也都是猜测之辞。此类问题，学问宏富的史学家如钱大昕者，都不能明了，钱振伦以猜测之辞了之，实在是非常合适的。其实，在血缘上是不是吴越王的后代，这并不重要。家族或者家庭，感情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要比血缘方面的联系重要得多。
吴兴钱氏家族的钱恂，就更为实事求是了。他编写的《吴兴钱氏家乘》，就以能够追溯到的奉川为第一世，而不是像许多家谱那样，妄事攀扯，拉一些同姓历史名人为祖宗。钱恂自己，只是第七世而已，连晚辈在内，该家谱也一共只有记录到第九世。
根据《吴兴钱氏家乘》记载，钱家从第一世到第四世，都以农为业。第五世孚威，字广泰，成了乌程县附生。钱家到这一代，才“由农而士”。孚威的两个儿子，也就是第六世，老大钱振伦，老二钱振常，则更进一步，“由士而宦”了。
钱振伦，就是钱仲联的祖父。尽管钱先生出生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对钱先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钱先生之认真学习古代文学，是从抄写他祖父钱振伦的著作开始的。此外，钱先生的性格，据说也与其祖父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钱仲联学述》说：“他(钱振伦)秉性狷介清高，‘淡荣利，不谐于俗’。执教扬州时，一次应邀赴某盐商宴，见主人忙于应酬显贵，冷落其他客人，便大声说：‘我不能受盐商的气！’拂袖而出。我小时常听父亲说起此事，这对我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一生性不随和，怕与此有关。”
钱振伦(1816—1879)，原名福元，字嵛仙，一字愣仙。道光十年(1830)取入归安县学，成为秀才。十五年恩科中式本省举人，十八年考取二甲十七名进士，榜名钱福元。后来成为清王朝柱石的曾国藩，也在这一科成为进士，但只是在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考取进士后，钱福元改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虽然名在三甲，倒也进了翰林院。道光二十年，散馆，钱福元得授编修。二十四年，他充四川乡试正考官，而他的副手，即副主考，正是曾国藩。回到北京以后，钱振伦以大考二等开列在前，升任国子监司业。三十年，丁母忧，终制，不复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钱振伦避乱居泰州等地。淮阴袁浦原有崇实书院，毁于捻军兵火。吴棠为漕运总督，购买黄氏废园，重开崇实书院，钱振伦应吴棠之聘，主讲该书院，并且担任山长，也就是校长。后来，他又长期主讲扬州梅花书院。钱振伦是晚清著名的骈文家，师法唐代骈文。著名学者谭献的《复堂日记》中，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都把钱振伦的骈文作为清人学唐代骈文的典范向世人推荐。钱振伦也工书法，师法赵子昂而出以劲挺。至于诗歌，钱振伦罕为之，自定骈文、时文而不列其诗歌，然有《晏彤甫廷尉端书丙子重游泮宫越岁丁丑曾孙宗慈又以十一龄入学赋此志贺》七律二首，见于《两浙车酋轩续录》，《吴兴钱氏家乘》卷二转录之。二诗皆端庄凝重，格高调响。其著述有《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随笔》、《鲍参军集注》、《樊南文集补编笺注》等。生平事迹，见《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十，《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十一。P2-4
我是人们常说的“77级”中的一员。1978年春进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后，我看到文科楼底楼书法展览中有钱先生的作品，字非常秀气，有“二王”的笔意。书法的内容，是钱先生为欢迎我们入学作的绝句。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大约是此后不久，在现在苏州大学本部钟楼的小礼堂里，我们听钱先生作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讲诗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当时，毛泽东给陈毅的关于论写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封信发表不久，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为热门的话题，所以学生会请钱先生作这方面的学术报告。钱先生的那次学术报告，主要是结合李商隐的《泪》、辛弃疾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鸩)》等诗词来讲的。当时的情景，甚至钱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弹指间，已经整整30年过去了！
2006年秋，北京大学出版社邀我为《中国学术大师系列》丛书撰写钱先生的传记，作为钱先生的弟子，我深感荣幸，但我当时在美国教书，次年五月才能回国，因此也曾为有可能耽误出版时间而深感不安。感谢出版社对我的信任，还是将这个任务留给了我。去年五月初回国后，我就开始奋力撰写此书，现在终于按照要求完成了仟务。
关于钱先生的传记资料，已经有钱先生自己写的自传多种，别人所写介绍钱先生家世、生平及其诗文、学术等的文章，那就更多了。那么，本书所写，与以前钱先生和诸君所写的，异同到底如何呢？套用一个说法，就是“同乎不得不同，异乎不得不异”。
具体说来，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比较注重。
一是对钱先生所处人文环境的介绍。《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论宓不齐，“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意思是说，宓不齐成为君子，这跟鲁国多君子的环境是分不开的。钱先生成为文化大家，这跟他所在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本书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写钱先生在各个阶段的人文环境，包括他的文化交游，其中涉及到许多文化名人，以及他们之间诗歌唱和等风雅之事。
二是对钱先生诗歌的阐述。钱先生是个著名的诗人。他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社会现实，为现实服务，同时也讲究诗歌的艺术性。本书选择了他在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作阐述，这一部分，也占比较大的篇幅。例如，其名篇前后《胡蝶曲》，20世纪30年代写的前后《游仙诗》，70年代写的《游仙诗》，都是钱先生诗集中的上乘之作，我大多作了阐述。必须说明的是，作为笺注了许多种古典诗词别集的诗人，钱先生写作诗歌，其词语、典故空间，是非常广阔的，他的诗歌中典故很多。就诗歌传统而论，七言歌行、《游仙》、《秋兴》这些诗歌，用典又特别多、特别杂，在钱先生手里，这些诗歌当然更是如此。因此，上述提到的这些诗歌，都是典故多而杂的诗歌。相比之下，古典犹自可，“今典”更难对付。这些诗歌，无一例外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关，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诗歌中要表达的某些内容甚至涉及的某些话题，多少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是禁忌，因此，钱先生不得不用非常晦涩的语言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理解这些诗歌的难度。更何况，余生也晚，前后《游仙诗》、前后《胡蝶曲》等写的社会政治，我也没有切身的了解，至于有些具体的事件，更加难以索考了。可是，这些诗歌确实是钱先生诗歌中最有价值、最有魅力也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诗，于是，我不揣浅陋，把我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讲给大家听，与大家共同欣赏、学习、探讨。
三是对钱先生著述的详细介绍。对钱先生的学术著作，一一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对钱先生所写的通俗读物和编的前人作品选集或总集等，则介绍得比较简单。对钱先生所写学术论文，凡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并且被钱先生收入1993年中华书局版《梦苕庵论集》的，我都一一作介绍。
也许有人会问，你在钱先生门下这么多年，曾经听到过钱先生什么特别的议论或者遗闻轶事之类呢？当然有一些，不过不太多，我也根据需要把它们写到此书中合适的部分中了。
钱先生是一座文化高山。《诗经》中说，“高山仰止”，作为钱先生的弟子，“仰止”之余，我还想把看到的这座高山的情景说给大家听，指给大家看。当然，对我来说，这座高山实在是太高太大了，所以，渺小如我者，所能看到的，肯定仅仅是山上某些容易见到的景观，至于看得不真切的地方，甚至看错了的地方，一定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我在钱先生门下多年，现在有机会为钱先生写书，为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展示他的精神魅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衷心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魏冬峰女士，是她不时地关心和催促，使我抓紧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又是她细致的审稿，减少了此书中的错误。
赵杏根
2008年4月
《诗学霸才钱仲联》侧重在对钱仲联所处人文环境的介绍、钱仲联诗歌创作阐述以及钱仲联史学研究介绍三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在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斐然的钱仲联的全貌。
全书结构严谨、分析细腻、评述得当、语言流畅，是一部较好的学术人物传记。
钱仲联是著名诗人、词人，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为汉赋、唐宋诗词以及清代诗作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瑰宝注入新的生命力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作为师从他多年的本书作者，将从钱仲联的生平、个性、治学、创作等各个角度为读者呈现一代知名学者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