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否像莎士比亚的名言所写的那样，具有“高贵的理性”和“无尽的能力”？人类是否像某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如“上帝的形象”一般完美？并非如此。
如果人类真是某个悲悯而智慧的设计师的作品的话，我们将具备理性的思维和无懈可击的逻辑。我们理当拥有健全的记忆、可靠的回忆；会说简洁的句子、准确的词语；我们的语言应该是系统而规范的，而不会充斥着各种不规则动词(如sing[唱歌]的过去式是sang，ring[响]的过去式是rang，甚至还有像 bring[带来]那样过去式非常复杂的不规则变化形式brought)和其他奇奇怪怪的矛盾之处。就像语言专家理查德·莱德勒(Richard Lederer)指出的那样，在汉堡包里应当有火腿，在茄子中应当有鸡蛋。(英文汉堡包的拼写hamburger，包含了火腿ham；茄子的拼写eggplant则包含了鸡蛋egg。)说英语的人都应当知道要在行车道(driveway)行车(drive)，在停车道上(park-way，从字面看是停车—道，而parkway的实际意思却是驾车专用道或者公园道路的意思)停车(park)，而显然没啥其他“道”可选。
虽然人类是唯一能够聪明地为未来进行系统规划的物种，但我们还是会愚蠢地为满足眼前的愉悦而放弃精心制定的计划。(“我说过我在节食？呣，但是三层的巧克力慕斯是我的最爱啊……也许我可以明天再开始节食吧。”)在买一个价值100美元的微波炉时，为了能节省下25美元，我们高高兴兴地开车从城东穿到城西；但如果是买一台价值1000美元的平板电视，我们才不会为了节约同样的25美元跑那么远的路呢。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有效的还是荒谬的——有效的三段论：所有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也会死；荒谬的三段论：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玫瑰花需要水，所以玫瑰花是生物(除非把“玫瑰花”换成“车用蓄电池”，否则这个推理似乎也对)。如果我告诉你“每个水手都爱着一个女孩”，你无法辨明我是特指他们爱同一个女孩(比方说，贝蒂·苏)，还是指每个水手都有自己爱着的一个女孩。另外，就别提目击证词了，这些证词乃是基于一个荒谬的前提——即事发多年之后，目击者还能够精确地记住短暂目击到的事故或者罪行的细节。其实到那时，普通人通常很难“挤”出一份可以供连续进行半小时陈述用的清单。
我并不是想说明人类大脑的“设计”就像一列火车失事后的残骸一样支离破碎。但用政治家们的圆滑说法，无疑是“错误已经酿成了。”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为何会产生。
在莎士比亚进行天马行空的思考时，我却想到了另外的东西，也就是工程师们所说的非匹配元件拼凑系统、异机种系统，即“克鲁奇”(kluge)，而精神层面的克鲁奇现象被我们称之为“乱乱脑”。“克鲁奇”拙劣而欠讲究，但解决起问题来却惊人地有效。举例来说，1970年4月，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波罗13号登月舱上的二氧化碳过滤器出现故障。当时航天飞机尚未发明，无法给宇航员们送去替换用的过滤器，也不能在数日内将密封舱带返地球。没有了过滤器，机组成员们在劫难逃。这时，任务控制工程师埃德·斯迈利(Ed Smylie)把情况通告给了他的团队，并告诉大家，实际上，“太空舱里有的就这些，想点儿法子。”全体人员迎接了挑战，迅速地用一个塑料袋、一个硬纸板箱、一些输气管带和一只袜子拼凑起一个简陋的替代过滤器。三个宇航员的命保住了。当年三人中的一员，吉姆·洛威尔(Jim Lovell)，后来回忆道：“这个奇特的装置谈不上漂亮，但是管用。”
不是每个“克鲁奇”都用来救命。有时，工程师们设计“克鲁奇”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比方说，胡乱拼拼凑凑也能攒出一台计算机；或者仅只是因为他们懒得用正确的方法去造东西而已。有些草率拼凑出的“克鲁奇”是混合着绝望和智慧的产物，像电视里的角色马盖先在需要迅速出逃之际，因陋就简地用管带和橡胶垫胡乱做出了一双鞋。另外一些“克鲁奇”的发明则基于搞笑的目的，像《超级无敌掌门狗》(Wallace & Gromit)的“触发启动式”闹钟、咖啡机、土豆床，还有鲁布·戈德堡的“简易削笔刀”将风筝拴在绳子上拉启活门，随着笼门被吊起，啄木鸟就被放出来啃掉铅笔石墨芯外包裹着的木头。然而，相比较于所有“克鲁奇”中最荒诞的一个——人类的大脑，这个由完全盲目的进化过程产生的离奇却伟大的产品而言，马盖先的鞋子和鲁布·戈德堡的削笔刀真的不算什么。
“非匹配元件拼凑系统”(kluge)这个词的起源乃至拼法都是有争议的。有人加了一个“d”拼为kludge，这种拼写的优点在于使这个词看起来更像它所表达的意思本身那样拙劣；缺点则是误导了这个单词的读音。有人把这个词追溯到古老的苏格兰词cludgie，意思是“户外的厕所”。但多数人认为，这个词起源于德语单词“Kluge”，即“聪明”的意思。《黑客计算机术语词典》(The Hacker’s Dictionary of Computer Jargon)将这一术语追溯至1935年——Kluge牌送纸机，一种机械印刷机的附属设备：
Kluge牌送纸机的设计早于小巧廉价的电动机和控制电路。它依靠一套极其复杂的，由凸轮、皮带和一个驱动轴构成的联动装置来对动力和整个系统进行同步操作。由于故障频繁而且极难修理，相对而言，这个设备并不可靠，但是，确实非常巧妙！
实际上，大家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这一术语最初得以推广乃是源于1962年2月的一篇名为《怎样设计“克鲁奇”》的文章。计算机先锋人物杰克逊·格兰霍姆(Jackson Granholm)在这篇半开玩笑写就的文章中，把“克鲁奇”定义为“一整套由各不协调的组件构成的不匹配的集成品，令人沮丧”。他进而指出，“‘克鲁奇’并不是为外行而构建的，专业人士能一眼认出它来。而外行也许会欣然认可计算机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非匹配元件拼凑的系统。”
工程学的天地里充斥着“克鲁奇”，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广泛应用于大多数汽车上的真空动力挡风玻璃雨刮。和其他汽车上的多数小玩意儿一样，现代的挡风玻璃雨刮是由电力驱动的。但回到从前，车用电压仅为6伏而非12伏，仅只够保障火花塞的运行，当然不可能为挡风玻璃雨刮这一类的“奢侈”物件提供动力。于是，一些聪明的工程师装配了一套“克鲁奇”，不用电力而是通过引擎吸力来给挡风玻璃雨刮的发动机提供动力。唯一的难题是，引擎产生的吸力因引擎工作强度的不同而不同，引擎工作越强，越难产生真空。这就意味着，当你驾驶着你那辆1958年的别克未来(Buick Riviera)爬山或加速时，雨刮反而会变得非常迟缓，甚至完全停止不动。如果正好在山区碰上下雨天，那可真是走背运啦。
事后看来，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多数人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有些东西本来可以做到更好。这非常形象地比拟了我们日常公认的人类大脑的特性。人脑无疑是极优秀的，远胜于任何其他可能的替代物。但人脑依然存在着难以让人辨识的缺陷。多数情况下，我们像对待标准化设备一样全盘接受自己的缺点——比如情绪的爆发、记忆力平平、面对偏见时的脆弱等。这也是为什么恰恰需要跳出固有的框架来识别“克鲁奇”并思考如何对它进行改良的问题。最棒的科学，正如最棒的工程学一样，通常不仅仅来自于对事物现状的了解，更源于对“事物本来还可以怎样”的领悟。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