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一代人而言，网络是工具，对这代人来说，网络就是世界。在网络原住民即将占领市场，改变工业、教育和全球政治的时刻，目前仍处在权力中心的成人需要了解怎样去改变自己习惯的生活规则，教育方式，甚至法律与制度。以适应这新崛起的一代。

不论你怎么称呼这群年轻人。他们大约都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间。他们是数字科技孕育的一群新时代的学生、消费者与公民，一出生就面临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他们也因此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正反两个方面，为家长、教师、企业领导入和立法者提出建议，让他们处理好向日趋联系紧密的全球化社会过渡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

网络原住民：DigitaI Natives，意为80后甚至再年轻些的这代人。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对于他们而富，网络就是他们的生活，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的生存方式。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在数字时代长大的这代人。

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摆正警示和激励的关系，即我们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孩子和他们的权益，同时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找到了这种平衡关系，我们在网上就会得到很多盛开的鲜花，就会使孩子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将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多方面的，涉及各类人群，包括家长、教育工作者、技术企业和立法者等，更重要的是网虫他们自己。

第一章 身份／001

第二章 档案／019

第三章 隐私／033

第四章 安全／061

第五章 创造者／087

第六章 剽窃者／105

第七章 质量／127

第八章 超载／153

第九章 攻击者／175

第十章 创新者／187

第十一章 学习者／201

第十二章 活动家／217

第十三章 综合／233

鸣谢／250

词汇表／254

今天出生的婴儿记录其数字文档的信息量特别大。要看怎样大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假定婴儿的数字档案：我们称他为安迪。

安迪的数字生活在他出生前——甚至他有名字前就开始了。首先进入他数字文档中的是他骄傲的父母粘贴在冰箱上的超声波扫描图，寓意着他们期待安迪出生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在医院的资料库中，出现了同样的图像，安迪生活的第一个正式记录。伴随着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变，复印文档变得既省钱又方便。图像文档、录像文档、声音文档几乎不花什么费用就能复制和存放。既然这样，基于充分的理由，产科医生团队会为内科医生复制安迪的图像放到安迪的文档中，以便儿科医生在安迪出生后护理他时使用。数一下吧：那就是一个人的数字文档，至少在4个地方被复制。

这些数字文档最先构成了安迪的数字档案。在安迪出生前，他的数字档案就在4个地方存在：家里、他的产科医生办公室、他出生的医院以及他儿科办公室的文档中。上述每种情况，文档中都包含着不同的相关信息，决定着在安迪的生活中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与众不同。安迪数字档案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身份——已经掌握在许多人手里，脱离了他的掌控，脱离了他父母的掌控。

安迪一出生，有关安迪数字文档的数量就在不断增加。因此，每份文档所包含的内容也在增加。安迪带有条形码的手链列有以下几项内容：安迪的性别、出生时间、他母亲的姓名等。这些内容都附在未出生婴儿的照片上，存放在医院的数字文档中。条形码上的二进位数字将类似物——即“现实”中的婴儿——与他形成的数字文档联系在一起。儿科医生办公室也共享这些内容（还有文档）。

很有可能的是，这一点对于安迪数字档案中的文档不会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至少人们不希望发生什么事。除了极个别情况，现存的国家标准要求保护个人健康信息方面的隐私，至少在美国和欧洲是这样。我们不应该耗费过多的时间担心这些特殊的资料库落到坏人手里。

相反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开始出现的方式。问题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收集和保存信息的方式，人们很可能搜索到，无论是近期还是遥远的未来。信息掌控在许多不同人的手中，使用信息的每一方都服从于如何使用它的自身规则。不要要求年轻人对收集和保存有关自己的资料作出明智的决定，如果要求他们那样做了，他们也没有资格作出这些决定。事后，他们也没有收集更多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与安迪本人相比，安迪的父母不能过多地控制安迪文档中的信息；的确，他们也无法控制自己数字档案中的信息。

不仅仅是大的机构，如公司、医院、政府机构也使收集的个人信息急剧膨胀。安迪的家庭成员沉溺于安迪出生的极度兴奋之中，希望与朋友共享喜悦的消息，对信息量的扩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家庭刚把婴儿从医院带回家中，他们就为婴儿的数字档案增加了新的资料，特别是众多的网络服务使不懂网络技术的家长也能往互联网上传照片、录像和文章。

安迪家庭，还有他的朋友及其他人对档案所做的贡献与医疗机构所做的贡献截然不同。在医生手中的数字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或多或少成为私有的东西，而网络上由朋友和家庭上传有关网虫的帖子立刻进入了公众和社会的视线。公共和社会的二进制数字与医生办公室掌控的二进制数字相比，更有可能成为安迪身份的重要部分（虽然当故事情节展开时两者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安迪的家庭将安迪的婴儿照片上传到Photoblmket、Oloto、Shutterfly、Facebook还有Flickr等照片服务网站上。照片一上传到这些网站上，这个家庭就会发出一组电子邮件，告诉人们登录查看收集的全部图片。来光顾的朋友带着鲜花和高级玩具来，每个人都带着很多的照片离开。这些照片最早是被储存在数码相机和手机里了。不再采用邮寄的方式把照片寄给朋友和家庭，因为用计算机语言通过互联网很容易将照片传输给对方。这些朋友也将照片上传到自己的照片共享网站以示欢迎。

网上共享照片的范围很广，发展的速度也快。现在网络社交网站登载着数以亿计的照片。PhotoblJcket是网虫钟爱的网站，声称仅2008年就登载了47亿张数码照片。Facebook，这个世界上领先的社交网站之一报道称登载的照片超过30亿张，比过去4年登的照片仅少一点。其他类似的网站，登的照片加在一起也超过了几十亿张。能汇集照片并提供图像搜索的新的便捷服务每年都出现在网上，同时，帮助人们与图像联系在一起的元数据数量在不断增加。

安迪的父母使用手机来传播安迪出生这一快乐喜讯。使用短信息服务SMS，这个全世界年轻人都喜欢的方式，对安迪的家庭来说又是最有效的方式，将这一重要的信息（健康的安迪于晚上7时12分出生，体重6磅8盎司，母亲也一切安好）发给其朋友的Sidekick滑盖式手机、“黑莓”（Blackmerries）及“奔迈”（Treos）手机上。随后，他们的朋友也将致贺短信粘贴到安迪的家庭博客中，以示欢迎安迪的到来。博客内容可以链接到Photobtmket网络相册和Flickr照片共享基地上，标有安迪名称的母脉照片在等待着网上观光客。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大量地复制使数字档案马上变得难于管理了。这个过程在安迪出生前就开始了。安迪出生后，安迪父母控制与安迪有关联的信息的能力立刻丧失了，直到安迪成年，安迪才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信息，杂乱无章的信息不可能被理清。数字时代，文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每个文档中所含的内容也比较多。美国法律规定，鼓励保留文档，即使信息收集者确定不了将来是否有理由公开保留的文档或者要使用文档中的信息。这种个人身份信息的大量出现，在其他方面没有制衡力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

以往时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保留记录的限制，如高昂的资料收集费用、办公楼缺乏储存空间，甚至电子邮件储存空间的限制等都不再是主要问题。好多文档，不论是图像、声音文档还是录像和文件格式，都很容易搜索到。由于新技术使庞大的数据库的汇合、分类成本更大，保留资料的要求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与网友交流。

安迪数字档案的表现方式表明了在数字时代个人控制自己身份的问题。储存安迪资料的几个地方需要加以保护，其他几个地方对“朋友”群[“脸谱网”（Facebook）所说的]或整个世界（通过搜索引擎）来说是完全公开的。对用户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就像网虫所认识到的复杂性一样。有些资料在公共场合出现是好事，事实上，那也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其他一些资料，我们希望将来没有人去看。核心问题是安迪还没有作出那些决定。安迪到青少年时，这方面他可能会变得聪明些，也可能到那时他会打一场必败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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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一些人：在地铁中坐在你对面的少女，携带着iPod，往手机里频繁地输发信息；暑期到你办公室里实习的神童，在你给濒临破产的客户发邮件时他想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8岁小孩玩市场上任何一种电子游戏都能赢你，并且玩的速度比你快得多；你虽然从未见过住在伦敦侄女的新生儿，但你仍然与她保持着某种联系，她每周都有一组新照片发给你。

我们把他们称为“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即网络原住民，或网虫。他们出生在1980年以后，这时社会上的数字技术，诸如Useset和BBS系统陆续在网络上出现。网虫可以使用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同时还具有使用这些技术的技能（除了婴儿以外，她很快也会学到）。

幸运的是这些网虫所具有的技能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年轻助手在网上给你演示滑稽的政治讽刺片，而你自己却从来没有找到；助手为你准备进行对比的中世纪幻灯片资料；你的儿子用Photoshop软件处理家庭度假照片上的云彩，然后把照片合成在精致的圣诞卡上；那个8岁女孩自己制作了有趣的录像，成千上万的人在YouTube网上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到。

但网虫惹你恼怒的“好”事还是出现了：你的助手可能给你的客户写了一些非正式邮件，却不知道如何把它们放到一起以书信形式打印出来；你的女儿总是忙于上网而从未准时过来吃饭。她过来吃饭时，还不停地在桌旁给一群朋友发短信。

或许你对这些网虫有些担心。你上九年级的儿子告诉你，他班上的一名男生将暴力味十足的恐吓信息张贴到了他的网页上。你可能听到过一群大学生侵入一家公司网站，到警察逮捕他们时已有487张信用卡号-码被盗。

你所了解的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些孩子是与众不同的。他们9习、工作、写作及相互交往的方式与我们以往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读的是博客而不是报纸。他们真正见面之前经常是在网上相见。他们可能不知道图书卡为何物，甚至连见都没见过；恐怕即使有也从来没用过。他们经常不付费就从网上非法下载音乐，而不是在唱片商店购买。他们更喜欢发即时信息（IM）而不是打电话来安排下午的约会。他们在网上从虚拟的“尼奥宠物站”（Neopets）领养宠物，结为朋友，而领养的却不是真正的小狗。他们靠共同的文化来维系彼此间的联系。他们多方面的、生活，如社会交往、交友和公民活动等都是靠数字技术进行的。而对其他方面的生活了解还是不够多。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开始快速发展变化。网上第一个电子公告板系统（简称BBS）的问世把人们与计算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占用电话线在网上交换文件，阅读新闻，发送信息。20世纪8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Usenet新闻组系统出现，它把感兴趣的话题按照使用者的类别组织起来。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宽带网首次出现则是在1991年。几年后，操作简单的浏览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和电子商务网站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20世纪末期，网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交网站和博客。2001年，宝丽来公司（Polaroid）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数码相机的大量上市。2006年，“淘儿唱片行”（Tower Record）倒闭。到了2008年，iTunes成为美国最大的网上音乐零售商。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年轻人经常携有移动产品、便携式无线电话（cell Phone）、滑盖全键盘手机（Sidekick）和iPhcme苹果手机，这些产品除了用来打电话，还可以用来发送短信、网上冲浪、下载音乐。

从获取信息的手段来说，这是技术转化空前迅猛的时期。14世纪中叶德国出版商约翰内斯·古登堡在欧洲发明了印刷技术，并最早印制了圣经。而早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印刷技术。人们用机械无法印刷书籍的历史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相比之下，世界各国10亿多人发明和采用的数字技术，其过程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尽管数字技术已渗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任何一代人还没有达到离开数字技术就无法生活的地步。

现代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有数字技术的影子。例如，无论相距多远，都能在短时间内把生意快速做成，大大降低了生意运行成本。政治家给选民发邮件，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竞选视频介绍，还可以为自愿者提供先进的数字工具，让他们自己组织活动。数字技术还渗透到宗教领域：神父、牧师、阿訇、教长、大师以及佛教僧侣通过发表博客达到阐述自己所追求的信仰的目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如何生活、彼此间如何联系以及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有些老年人在这方面处于起点，这些“数字开拓者”（Digital Settlers）——虽然他们没在数字环境中出生，却是在模拟世界中长大——对数字环境已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也上网，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表现得相当熟练，但他们仍然依恋于传统的相互交往方式。另有些老年人对数字环境不太熟悉，我们称他们为“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他们后期也学会了如何发送邮件和使用社交网络。你要了解这些人，只能通过有关都市神话中的一些蹩脚的笑话和警示形式。他们总想扩大软件包目录。生为网虫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信件还要打印、邮寄，甚至手写，不知道人们相遇的场所是在正式舞会上而不是在Facebook交友网站上。人类关系的本质变化对有些人来说是非先天的（Second Nature），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后天的行为（learned behavior）。

……

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网虫与数字信息联系密切，在社会环境中展示自我，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创建新的商业模式，建立新的有活力的企业。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将我们的担忧与能够承载的方面、应该抵制的与应该接受的方面区别开来。

存在的巨大风险则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遇产生的有利因素，而是竭力防止出现不利情况。许多情况下，恐惧过头会适得其反，会导致出现更严重的问题，使年轻人在我们所立的障碍物周围绕着圈走。我们的立法者谈论更多的则是取缔某些网站，严禁18岁以下少年上交友网站，而不是强调教育和为他们提供自我保护的工具和技能；娱乐业一直在和年轻人作斗争，成千上万次地起诉年轻人，而不是全力解决年轻人和数字媒体所存在的问题；各国政府都相继出台了取缔非法出版物、非法图书的法律，而不是帮助年轻人做好适应急剧扩张的复杂条件下的信息环境的思想准备。如果要解决对年轻人担忧的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积极措施。

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正反两个方面，为家长、教师、企业领导入和立法者提出建议，让他们处理好向日趋联系紧密的全球化社会过渡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

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摆正警示和激励的关系，即我们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孩子和他们的权益，同时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找到了这种平衡关系，我们在网上就会得到很多盛开的鲜花，就会使孩子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将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多方面的，涉及各类人群，包括家长、教育工作者、技术企业和立法者等，更重要的是网虫他们自己。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新的范例。以往解决类似问题的老方法在数字时代仍然管用。这些解决办法主要涉及家庭的熏陶、良好的教育和常识。我们担心的许多问题，如恐吓、跟踪、盗版等都是我们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年时间来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没必要围绕这些问题歇斯底里大放厥词。我们往往对已造成危害的网络环境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性估计得过高。

家长和教师身处第一线，他们承担的责任最大，发挥的作用也最重要。家长和教师往往干预不了年轻人的决策，他们之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太大，阻碍了自己与网虫之间的联系。我们希望家长和教师在阅读本书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以往解决问题的传统价值观和常识在当今社会同样有效。家长和教师不应对技术加以限制或者把孩子圈在自己的房间里使用这些技术，这是他们最常见的两种做法，而是需要让网虫在这种联系紧密的生活方式中成为自己的向导。只有这样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如何解决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常识。对于另外一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则需要通力合作，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家长不需要也不应该孤军奋战。前面我们提到，网虫、同龄人、技术公司和立法者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设想一系列同心圆圈，其中心部分是网虫（图1）。很多情况下，网虫处于解决由数字生活导致的问题的最佳位子。让网虫全权负责显然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一切都应从这里开始。第二圈是网虫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他们无论是通过引导（例如就互联网安全来说），还是通过社会规范的协同发展（就知识产权来说）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第三圈包括教师和导师，他们对网虫如何在这些环境中自由翱翔常常起着重要作用。第四圈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开发软件、提供服务的技术公司，这些公司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如果差异性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公司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第五圈是我们要求助于法律和法律的实施，它们是强有力的工具，通常是钝器——只有作为最后的补救办法时才能显现其作用。

我们对本书所涉及的法律、政治、道德的辩论结果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首先，我们都是网虫的家长。我们非常关心他们成长的世界，他们所建立的友谊，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如何学习和从事社会活动等。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活泼、有爱心、全球化的公民。

其次，我们是律师，我们热爱法律。我们深信，从建设性角度来说，法律是构建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本书所研究的诸多问题的法律局限性异常突出。尽管在预测未来方面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但现在到了谋划未来的时候了。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制定政策的人、技术专家或者网虫，都要为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数字空间制定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有些情况下，犹如网络创造性的巨浪，其发展趋势表明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换而言之，例如未来的数字世界还蕴含着隐私问题、网络欺骗问题以及更多的危险，我们在通道口就应该将它们拦截住。如果法律一时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当利大于弊时，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使用法律武器。特别是技术公司了解到未来的规则而还不采取行动时，我们就要鼓励技术公司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最坏的情况下，法律的实施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显得更为重要。

通过本书，我们已经勾画出一幅复杂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并且每过几个月画面中的内容就会发生变化。到本书出版时，内容也许就过时了。但本书对研究数字爆炸、它们对我们的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这些问题是否会长期存在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还是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我们不要裹足不前，我们的许多工作都需要在网上进行，要经常更新内容。要采取“维基”（wiki）网站形式——网址为：http：／／www.digitalnative.org／，使用相同技术为“维基百科”网站，为网上卓越的百科全书和本书的题目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门技术使每个人都想积极参与其中，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新的内容。

我们采取的是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我们已经从其他人——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儿科专家和图书管理员等在这个领域的最佳研究成果中汲取了大量精华。同时我们又开展了创新性研究。为了准确把握网虫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分成几个组分别与年轻人交谈。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搞复杂的研究，而是要深刻考察年轻人与信息、与他人彼此间所采取的联系方式。

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进行了详细地交谈，内容涉及他们使用的技术，他们如何表明自己的网上身份，他们对隐私和安全的看法。我们询问年轻人利用数字技术会创造些什么，他们如何认识知识产权，他们是怎样搜索新题目和密切关注世界新闻的，他们彼此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与年轻人共举办了100场正式会谈。虽然在书中隐去了他们的名字，但我们会听到他们的真实心声。我们还与另外150人进行了交谈，包括其他年轻人、他们的老师、图书管理员、心理学家以及研究他们的学者。

这种文化就其范围和性质来说是全球性的。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上海、波士顿、奥斯陆，还是在开普敦，网虫——通常都是些年轻精英，他们构成了同龄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他们靠如何使用信息，如何使用技术，彼此间如何联系等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聊天时，播放的是自己的最新录像，在自己的博客和社交网站中发布信息，分享P2P上的最新曲子。与网虫的数字世界相似，他们已经融入到宗教、当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中。这些因素，其他因素除外——与社会经济环境和当地法律结合在一起——决定着网虫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如何认识机遇应对挑战。

在此书的研究和著述过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到全球文化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共同特性，还要充分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我们每个人在几年时间里飞行了数十万千米，访问了几十个国家和几百个地方，与网虫、家长、软件公司代表、政府官员等进行了交谈。就本书所列的题目，我们与他们进行了会谈，受益匪浅。我们希望从东欧、中东、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带回的真知灼见，会对本书产生积极的影响。

依托资金充沛、联系广泛的教育机构和富有国家的背景，我们具有多方面便利条件来展开研究。本书所列出的机遇和问题从长远角度来说则呈现出不同的轮廓，还有许多其他远景。我们不要把网虫称为一代人——夸大点说，世界上60亿人口中有10亿在使用数字技术——我们应该把他们作为特定人群（population）来看待。

所有数字文化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需要打破的巨大界线。这个界线是区域性的，像美国、瑞士这样的富裕国家具有高水平的宽带网、高识字率和强调判断性思维的教育体制。事实上，富裕国家少年中的网虫多。在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没有普及，电力供应不足，识字率低，教孩子使用数字技术的教师短缺。甚至富裕国家也存在着界线。在美国，大多数孩子都有机会接触数字技术，在那些能有效使用和不能有效使用数字技术的孩子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出生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年轻人，他们不是作为网虫而成长起来的。网虫和同代人在参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网虫的同时代人，他们不学数字技术，像以往那样生活。对于世界上的几亿人来说，网虫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是抽象的。

我们最大的担心，本书也加以强调了，就是在参与方面的差距所造成的影响。数字世界为懂得如何利用机会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将会产生创造、学习、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的新形式。过去，很多人曾担心“数字代沟”（digital divide），这是使用网络和不使用网络那些人之间的界线，这是个持久性的问题，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当你认识到单单使用技术还远远不够时，难题就会应运而生。年轻人需要提高数字技术素质——即在同龄人成长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航行的技能。我们必须要战胜这种不平等。长时间不解决参与方面的差距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要比我们实际付出的代价高得多。

本书将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打破常规开创世界新局面。坏消息是，如何解决网虫在数字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以及参与方面的差距问题，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好消息是，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与他们同舟共济并为他们做更多有益的事情。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为网虫和其他年轻人做好谋划工作，引导他们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数字世界。

对上一代人而言，网络是工具，对这代人来说，网络就是世界。

——程乐华，中山大学网络心理学学者

这一代年轻人非常善于与彼此保持联系。他们熟悉社交网络科技，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在组织里建立有效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想如果—个人能够同时成为面对面沟通和数字交流的双面手，那他就会成为网络时代的强者。

——彼得·圣吉，管理大师、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必要的革命》作者

我们的学生完全不同了，今日的学生已不是教育体系原先要教授的类型。

——马克·普伦斯

是网瘾可怕，还是对这批网络新生代的不理解可怕？

网络原住民也许不认识他家的邻居，但他会和一个泰国人做朋友；他不请同学来家里游戏，但他会和他们一起在虚拟的空间里比赛谁先找到神秘的宝藏；他不和伴侣去看电影，但他会把心爱的视频传给对方，同时附上一堆评注甚至自己的习作。你说他们脱离现实，那是因为你不在他们的现实里面。

总有一天，“网瘾”会成为历史名词，“惧网”才是让人担忧的疾病。

——《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