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用极富创造力的文笔与画笔描绘了爱丁堡地区的种种美丽风光。

本书是蒋彝哑行者系列英国部分中的后期作品。因而更显出其经过锤炼后的成熟；而又区别于其二战后在欧洲北美之后借“成名作家”之余威，所写作的种种作品。本书保留了该系列的传统：新鲜地感受和记录当地的情状，并凭借诗书画兼备的整体形式与功力，凸显不凡。

本书是蒋彝旅居爱丁挨期间的散文、诗歌、书法和绘画的集合。他用极富创造力的文笔与画笔描绘了爱丁堡地区的种种美丽风光。从亚瑟山脉到爱丁古堡，从教堂、大学图书馆到街边酒肆人家。作者“让熟悉事物陌生化，以重建四周景物”，辅以“优美的插图”，从而最终达成一种“深邃的单纯”的效果。

前言 郑达

多此一举的序文

误解

不实之争

意外见闻

绝妙焦点

心醉神迷

戒慎恐惧

诗情画意

与世隔绝

奇异探险

奇思异想

旧日情怀

冬日奇想

美好回忆

不速之客

即时体会

动荡过往

不情不愿的结尾

误解

抵达爱丁堡时，天空正下着毛毛雨。对我而言，那真是再适当不过的欢迎方式了。并不是说，为了雨，我才来到苏格兰。我只知道，在苏格兰，我会常常遇到这朋友，因此，一开头就碰到它，自然让我喜出望外。虽然我从前来过爱丁堡一次，但对这里还是相当陌生。那回，我先在卡伦德(Callander)待了几天，接着于1937年8月的一个晚上抵达，并按照朋友给我的几个地址寻觅住处。但是我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因为当地正在举行世界教育大会、世界基督徒会议等各种会议，到处挤满了人。最后，在一名可敬的爱丁堡警察的协助下，我在喀里多尼亚(Caledonian)馆找到一个房间，登记了两个晚上。第一晚，安安稳稳过去了；第二晚，古堡炫目的照明灯使我很不舒服。感觉上，那极不真实，像是童话故事书里的图画。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挖掘出爱丁堡的真面目。

为了1943年8月的第二次行程，我在离开牛津前就作好了一切安排。在这儿，我一定要向伦敦、内陆与苏格兰铁路集团(L.M.S.)的工作人员致以谢意，他们在办完自己分内的事之后，还不辞辛劳，为我安排火车卧铺。由于他们的热心，我才能愉快地踏上行程。战时长途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抵达曰的地了——无论当地天气如何。当我走出王子街车站(Princes Stree Station)时，发现正下着毛毛雨，为我涤去长途的舟车劳顿。我终于可以洗把脸了，在战时火车上，那绝对不可能。在中国，我们习惯以晚宴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洗尘”。自然，我不期望爱丁堡有这么一顿晚宴等着我，不过，那雨确实为我寒酸的衣服洗去了些尘埃。

前往马曲芒(Marchmont)的路上，出租车穿过美道公园(Meadows)。伦敦公园一望无际的亮绿草坪一向带给我极大乐趣。在这儿，透过雨丝，草坪的颜色似乎淡了些，好像天空正向下吐着绿色蒸汽。我一直喜欢鲜绿色，充满活力，还能轻易和其他颜色混在一起。只可惜，没有任何颜料能长久表现那感觉，但愿我能找到方法，在画作里呈现那鲜活的色调。

依我之见，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调。冬天，也许到处是黑色、灰色；春天和秋天，亮丽色彩主导一切；可是一年四季却随时见得到绿色。少了背景中的绿，红花或黄花还美得起来吗？长途旅行后，见到雨中温和的绿，总让我开心不已。记得1934年时，我来这国家没多久，适逢一位朋友买了辆绿色的车子，可他家居然有人受不了那颜色，没法看那车子一眼。我因为太喜欢那颜色，听说有人嫌恶，不免觉得惊讶。我想到，搞不好还有人打算去除掉大自然中的绿色。

我自白日梦中醒来时，目的地也到了。安顿好自己，用过餐，开始慢慢沿着斯特拉森路(Strathearn Road)往邮局走，打算去那儿发一封电报。这时雨势已经变大，我并不想此时就开始观光，可到达邮局时，突然被远处屋顶和树梢后灰蓝色雾蒙蒙的小山轮廓吸引。那山看来不远，我忍不住想要立刻认识它。我跨过马路，走上博福特路(Beaufort Road)，一边伸长脖子，一边沿着小路不断往前走。当我走在建筑高墙边时，那山忽然不见了，直到接近圣凯瑟琳农庄(St.Catherine's-Grange)才再度出现。大雨中，那轮廓看来模模糊糊，山形似乎很熟悉，我停下来，啊——对了！乌龟！一只巨大、纹丝不动的乌龟。在雨中，那岩石的轮廓看来柔和，但仍似强硬的龟壳。家乡九江的龟山涌现心头，儿时，我在那儿放风筝，度过无数快乐时光。我想着，承平时期，孩子们也上这苏格兰小山放风筝吗？

由宽阔的达尔基斯路(Dalkeith Road)望去，小山完全浮现我面前，我很惊讶空间的障眼法。站在密密麻麻的房子附近，我的眼睛和小山之间，没办法造成距离的幻觉。它看来很近，高耸于两棵大树之上，在灰色雨蒙蒙的天空下，显示出完美的蓝色轮廓。可如今，远离了建筑，清楚看着那山，它反而变远了！随着经验增长，我日益相信空间在中国画里的重要性，再一次，我了解到我们宋朝大师在空间利用上的神乎其技，这点在山水画里尤其明显。他们知道，艺术家如果将视线所见全部画到纸上，画面必然拥挤不堪，需要一些空间透透气。如果拿掉一些东西，以留白取代，无论实际上或想像上，画面才可能取得平衡。

如今，我到达公园路(Park Road)底，可直接连上山径，而小山的形状变了。它看来不再像乌龟，而像坐着的大象！我左边的岩石是头，连下去斜斜的山坡是象鼻，轮廓看来清楚明显，然而天空又开始飘起毛毛雨。中文有一种说法叫“领略”，我尽力想要领略那断崖、岩石、山头、曲径之美。四周一片宁静，然而到处充满活力、无拘无束、自豪、沉稳、勤勉，正是苏格兰人最名实相副的性格。那些山尽管看来巍峨，却似乎正对着我笑，好像早先就见过其他中国人。我感觉，我们之间早已建立了坚固的友谊，我很快乐。

P12-17

1940年代，“哑行者丛书”在英国相当受欢迎。许多人虽然看过或听过“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此一笔名，却搞不清或记不住作者的原名。基于此，1949年5月7日爱丁堡《晚报》(Evening News)上的一个益智问答也就不让人意外了。题目是：“谁是爱丁堡的哑行者？”答案是蒋彝。

《爱丁堡画记》于1948年11月18日出版时，蒋彝已成功建立起自己旅行作家和艺术家的声誉。短短十余年间，除了爱丁堡一书，蒋彝先后出版了《湖区画记》(1937)、《伦敦画记》(1938)、《战时画记》(1939)、《约克郡谷地画记》(1941)，以及《牛津画记》(1944)。让人意外的是，蒋彝1933年才来到英国，而且当时他的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除了这六本“哑行者丛书”，1935年至1948年之间，他另外还出版了12本英文书，其中包括一本回忆录、两本介绍中国艺术的书、一本小说以及几本童书。

蒋彝1903年生于中国长江畔的古城九江，幼年于家中私塾接受扎实的古文训练，并随在当地颇孚众望的画家父亲研习国画。自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蒋彝在中学教过化学，参加过北伐军，前后于安徽及江西担任过三个县的县长。1933年，蒋彝前往英国，先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后来则在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Wellcom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负责管理中国文物。1955年，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中文教职，前往美国。那些年里，蒋彝虽然四处旅行，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却在间隔42年之后的1975年，才有机会回到中国，回到家乡。1977年第二次返乡时，蒋彝病倒于北京一家医院，并于10月17日去世。

蒋彝的旅行书风格独特，全然不同于其他旅行书，以至于无论是在图书馆或书店里，立刻就可以认出他的书。蒋彝亲自设计书本封套：横跨顶端的是作者以毛笔写的英文花体标题；下方是一幅彩色画，以及用毛笔写成的中文标题。书脊上的英文标题和作者签名，也是以花体写成，不仅独特、悦目，还非常吸引人。无论随意翻阅或细心慢读，任何人都可以经由那些描述旅行经验的生动文字，夹杂其中为数可观的美丽的彩色插画、素描，以及用书法写成并配以英译的中国诗，明确感觉到他的创造力和天分。

蒋彝写了13本哑行者系列旅行书，其中12本均已发表。头六本以英国为场景的书中，最后一本便是关于爱丁堡的。之后，蒋彝书写的便是世界其他各地了。在《爱丁堡画记》一书中，蒋彝以评论自己写过的书开场，同时细述他个人的文艺创作理论，还为他在探索新题材、新技巧时尝试的崭新技法提出辩护。

“哑行者丛书”新鲜、有趣、深具启发性，已经让成千上万的读者深深着迷。这些书同时具备了三项优点，我准备以《爱丁堡画记》一书为例，简短地加以说明：让熟悉事物陌生化，以重建四周景物；深邃的单纯；以及优美的插图。

蒋彝喜欢将四周环境变得陌生，让日常景物变得不寻常，让习以为常的概念变得异常。好比，作者穿着格子裙，手拿呢帽，化身成“想像中的苏格兰人”。同样的，身穿中国袍子、手拿折扇、悠闲踱步的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也成了生于中国的儒者。更有甚者，一向被苏格兰人当做狮子看待的亚瑟王宝座，竟然变形成了大象。这种让熟悉事物陌生化的做法，基本上是在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或是僵硬的思想体系，开阔我们的眼界，迎接全新的可能，必须具备洞悉力、勇气和想像力才行。只不过，这从来都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必要步骤，让作者借由重建后的景物，带给读者全新的视野和体认。蒋彝不断表示，他希望强调东西方的相同之处，并书写与评论他所观察的西方，让双方互相了解。通过这一重建过程，他才得以如本书中所述，强调苏格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共通性。他使我们了解，与亚瑟王宝座相关的大象，不只是亚洲人深爱的动物，还是全人类“最敬爱的动物”。还有，中国古代的民歌与罗伯特?彭斯的诗作，在本质上是互相关联的。这也使我们看见，中国人和苏格兰人非常相似。因为，身为中国人的他可以被误认为“想像中的苏格兰人”，而一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也可能类似“莫测高深的中国人”。

蒋彝总是满怀着好奇，观察四周环境，探索那些看来琐碎的细节，好自其中寻找潜藏的意义。虽然有时流于浮面，甚至孩子气，但他那轻松、对话式的评论却经常使人愉悦。不过，读者也不难发现，那些评论往往在简单观察中，带着深刻哲理。好比，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尊崇海鸥为“闲客”，有远大抱负，没有常见的恶行或偏执的习性。不幸的是，蒋彝观察到，现代消费文化也为这些可爱水鸟带来了负面冲击。为了路人提供的食物，它们放弃了大自然孕育的鱼类：“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影响之大，我绝对要谨慎！”在另一个例子里，电车上小女孩主动将多找的零钱归还女售票员，也让蒋彝惊诧不已。接下来，在不算短的讨论里，除了肯定诚实、正直、免于物欲的束缚等德行，蒋彝特别强调，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形下，我们特别需要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蒋彝认为，人类变得非常复杂，“根本无法理解小孩澄澈的内心世界”。“只要我们常保单纯心思和无瑕念头、心灵澄明，世界和平一定能够长久维持。”

最后，书中优美的插图也值得一提。阅读蒋彝的旅行书，犹如欣赏艺术品。由于受过良好的国画训练，蒋彝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感应力，能够精确观察，并以精湛技巧优美地记述下心中印象。看同一样东西时，他总能掌握一些别人没发现的独特细节，发掘一些有趣事物。大自然中的石头、树木、云朵、山峦、动物，都是他最喜欢的题材。那些精致的小品文，融合了叙述、评论、回忆、轶事，就像画家画布上景物的细节。蒋彝知道，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突破表象，掌握最根本的形式和内在精神，以便最完美地呈现主题。他对爱丁堡古堡的描述，就具体说明了这点。蒋彝以不同观点，由不同景况向读者传达他的印象：阳光下、雨水中、黄昏时、风中、月下。这些小品文都是简单的文字意象，描述每日生活及日常事件，细节丰富，逐步呈现作者不经意新发现的意外和狂喜。这些印象化的文字一旦摆在一起，便会在读者心中激发起昂扬和诗意的情绪，类似莫奈(Claude Monet)的杰作《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和《睡莲》(Water Lilies)系列带给观众的感觉。

由于其导师、同事兼故友庄士敦爵士(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关系，对蒋彝而言，苏格兰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庄士敦为苏格兰人，自牛津毕业后前往亚洲，并在那儿待了三十几年。他于1906年至1917年间，在英租威海卫担任南区行政长官。1919年3月初，他成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生动有趣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记载了许多他在神秘紫禁城里担任皇帝老师的经历。由于身为著名学者、多产作家、汉学家，1931年，庄士敦成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

1934年10月，经由庄士敦面试之后，蒋彝受聘于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蒋彝崇拜庄士敦，因为他知识广博，又深刻了解东西方文化；同样的，对庄士敦而言，能有一位年轻中国同事分享他在中国文化上的许多兴趣，进行讨论，也是极大的乐趣。1936年，通过资格考试后，蒋彝成为博士研究生，追随庄士敦研习佛学与中国书法。只不过，蒋彝一直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因为庄士敦于1937年辞去教职后回到爱丁堡，并于1938年3月与世长辞。

1934年，庄士敦在阿盖尔(Argyll)附近，买下克瑞尼思湾(Loch Craignish)内的艾林瑞岛(Eilean Righ)作为居所。退休后，庄士敦邀请蒋彝至岛上他的住处游玩。1937年7月，蒋彝到那儿待了两个星期。蒋彝当时相当彷徨，在事业及个人生活上均面临着许多困扰。他不确定是否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能否继续于东方学院担任教职；七七事变后，他不确定他的家乡、家人是否安好；还有，虽然伦敦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出版社已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哑行者画记，他却不确定那书的命运将会如何。不过，1937年夏天，蒋彝首度造访庄士敦的住处时，却有机会欣赏到庄士敦由中国带回的优美的文学、艺术收藏。他享受着四周田园般的景色，乘坐小船，自由自在地徜徉于高山中的明镜湖泊上，在那儿，邮差一周只送一次信。“简直是世外桃源”，蒋彝当时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这么表示。由于那趟行程，他得以暂时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中获得疏解。那次经验，必然也在他美好的苏格兰回忆中占了一席之地。

蒋彝曾和朋友分享他坚信的生命价值，“我努力工作，因为我相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借文艺创作超越时空限制，一直是蒋彝四十余年来努力不懈的目标。他希望，下一代的人依旧能记得并欣赏他对文艺的贡献。如今，距离他出版第一本书已经大半个世纪，蒋彝的哑行者系列仍然保有最初的新鲜与活力，仍然受到新一代读者和批评家的欢迎。的确，读着这些书，我们感觉，仿佛蒋彝就在身旁，他的旅行文字和深具洞悉力的评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自己、对外在世界产生全新认识，并提醒我们，文化交流、互敬互重与全球合作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