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探险游记中，斯文·赫定以通俗生动的笔法记录了1927年-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整个考察探险过程，记录了考察路途中许多有趣和罕见的人文、民俗、地理等景观，以及考察队一路上遭遇和发生的一系列或有趣或悲伤的事件，给读者栩栩如生描画出了探险考察队的一路所见所闻和所感，呈献给读者许多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逸闻趣事。

全书文笔生动活泼，记事精彩，融通俗性、趣味性、猎奇性于一体。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一本具有较高可读性的探险游记译作。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不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在中外合作探险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并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活动。

1926年冬天，已经61岁的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这次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准备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新的地理考察。但考察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团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人(瑞典5人，丹麦1人，德国11人)。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民俗学等。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所有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

译序

第一章 终于离开了

第二章 土匪出没的地方

第三章 蒙古会师

第四章 合众之城

第五章 任务之一：气象观测

第六章 考察纵队

第七章 在呼图尔图古尔的最后一天

第八章 骆驼暴动

第九章 在13号营地的战争会议

第十章 善德庙之旅

第十一章 在骆驼受难的路上

第十二章 抓贼

第十三章 从神话岛到黑城

第十四章 田园牧歌般的营地

第十五章 中国节日和德国信使

第十六章 泛舟额济纳河

第十七章 经由苏泊淖尔到嘎顺淖尔

第十八章 1号气象站

第十九章 沙漠行军和沙暴

第二十章 寒冬腊月

第二十一章 焦虑的日子

第二十二章 戈壁圣诞

第二十三章 新疆将不会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

第二十四章 终抵哈密

第二十五章 经善鄯和吐鲁番前往迪化

第二十六章 新疆省主席杨增新

附录：罗布泊，游移的湖

第六章 考察纵队

蒙古的土地留住了我们自在呼图尔图古尔建立营地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弄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大家并不烦躁，人人都在工作，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制订计划，每天都等待着出发，可是骆驼怎么还不来？

买骆驼的人找到各色商人和中间人，这些人与某些蒙古共和国的富人有关系，这些富人好多牲畜过千。几天以前我们的两个蒙古人回来报告说他们已经买到了100匹上等骆驼，每匹100墨西哥元。但在交割牲畜以前各卖主的要求是先交银子时局很坏，谁也不知道他们与之做生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因此，在还没看到这些骆驼的影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拿出10000银元(超过1000英镑)的数目交给代理人。付钱的场面非常浪漫有趣，太阳如红莓般落下，其光线扫过正在进入沉睡状态的草原，夜晚的清凉贴着地面悄然而来，许多人都披上了皮衣。银元山堆在俱乐部帐篷的前面，银元摆成长排，每排1000元，旁边站着冷静的蒙古人和精明的汉人，他们有的等待，有的点数，有的把银元放入口袋，这些口袋被装入木箱在次日早晨由冯·玛森巴希和穆伦温格保护着送到骆驼的所有者那里。

6月16日第一批新买的骆驼送来了，它们个个高大丰满，漂亮动人。我兴致勃勃地在拉尔森和他的蒙古人的引导下观看了新到的24匹牲畜。它们的驼峰厚实坚挺，上尖下圆，站得很稳，这些骆驼基本上都已脱去了冬毛。此时霍德博士正在释放气球，气球冉冉升起，在蓝绿色的苍穹下闪闪发光，如一颗美丽的钻石。新来的两个蒙古人成了旅队的新成员，他们可爱、结实、饱经风霜的面孔是他们的种族自成吉思汗以来就具有的特征。他们看到气球升空时的表情很有趣两人盯着那明晃晃的气球，惊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至肉眼无法再看到气球为止。

目前旅队拥有200匹骆驼，虽然营地里只有104匹。根据最近的清点和称量，我们需要294匹骆驼驮运行李，这个数目经过对行李的重新打包后下降到270匹。63匹骆驼用来乘骑。每三天就能空出一匹骆驼到哈密时将有大批骆驼无物可载。我们支出15000块银元买270匹骆驼，这是一笔活的资本，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根据需求或赚或赔地将它们转变成现金。

太阳下山以前我又去看了一次骆驼，它们有的站得笔直，显得颇为高贵，另外一些在躺着反刍食物。

斯文·赫定与身边的汉族、蒙古族工人们交谈周围一片寂静，在水银泻地般的月光下呈现的是帐篷的深黑色的影子。我一直站在自己的帐篷前，凝视着装饰帐篷的白色带子。它们不是没有生命的装饰品，而是具有深刻的含义，在带子每边的两个底角上可以看到一个寿字。在帐篷正面的中间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符号以圆状显现出来，这个圆的周围有5只蝙蝠展翅欲飞，其意为福，两边则是片片白云。

向未知的地方派出一群带着10000块银元的蒙古人似乎有些冒险，当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没有他们的消息时，人们不可能不着急。我给冯·考尔、索得鲍姆、哈斯伦德在包头、归化城、北京和天津办事的18天期限也已超限4天了，但仍然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们听流浪的中国人说，国民党的旗子已在包头升起，张作霖成了北京的独裁者。如果这些我们无法证实的消息是真的，那么京包铁路只对军队开放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的人肯定被这种倒霉的事延误了。但如果他们已带着银子和行李上路并在途中遭遇土匪的话，那么消息肯定会传到百灵庙和大本营的。

6月26日星期天，我们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一群陌生人进入了营地5个男子、3个女子和6个脏兮兮的孩子。他们说自己是一个巡游剧团，想给我们表演几个拿手节目。我们的人认为他们是乔装打扮的土匪的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装得倒很像。一个可以到全中国去的演艺团为什么偏偏游荡到蒙古的荒漠中来呢？也许是竞争太激烈，因而只要给钱，他们也可以给蒙古人演出。这样的冒险者无需害怕土匪抢劫他们得不到报酬。再说，土匪们也需要娱乐。

巡游剧团在仆从们的帐篷附近安顿来下，受到茶饭招待以后，那几个夫人就开始彼此帮着抓虱子，于是一场对寄生虫的无情屠杀就上演了。胡莫博士觉得这种可敬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因为这会使我们面临沾上带有斑疹伤寒的寄生虫的危险。于是我请求袁教授把他们遣送到河流对面的什么地方安顿好，这样，寄生虫就不可能渡过河来钻进我们的帐篷。

喝下午茶的铃声准时响起，大家都集中在俱乐部帐篷里的桌子边。通常下午茶比较随意，花的时间也不长，但没人会错过因为在白天5点的热气侵袭后大家都渴了。然而，我们今天坐的比平时要久，因为那个巡游剧团要求为我们演出。于是，椅子、凳子在俱乐部的遮阳篷下和门口的桌子前面一字排开，大家各就各位。演员们在包装箱和给养袋子围起来的空地中央搭起了露天戏台，其位置就处在帐篷前面、我们称为马可·波罗街的公共道路南面。一只空箱子就放在那儿，两个巡游乐人坐在椅子上，一个吹笛子，一个演奏一种弦乐器。

为了打扮和化妆，演员们一直待在旅队仆从们的帐篷里。观众逐渐安静下来，蒙古人和其他仆从坐在箱子和旁边的地上，露天的畜舍被撤掉。如果这些演员是伪装的探子，那么我们这个移动城的居民数量将使他们三思而行。

现在两个男人上台了，天生一张女人脸的男人扮演旦角，头戴女人的假发，身佩中国妇女的饰品。另外一个戴着一副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将自己的眼睛周围抹得惨白。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很熟悉，忽儿歌唱，忽儿尖叫，忽儿咆哮，发出一串串无法理解的话语，与此同时，乐师们也在起劲地演奏着。我问徐教授和袁教授能不能看懂，他们说只能零零星星地听懂一两个词。但毫无疑问那段子与爱情有关，男的问：请问芳龄几何？女的则以骂作答。那出戏分为四折，两个恋人自始至终都在吵架。虽然听不懂那些充满双关语的口角，但看戏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如果能够读一读这出美妙的戏剧的剧本的话，那肯定很有意思。人们也许认为，两个恋人在整出戏中都打情骂俏肯定会显得乏味，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那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说话，演员们跳着舞着，用扇子击打彼此的前额，造成了一种掌掴的声音效果，或者用一种硬木制成的板子发出有节奏的嘎嘎声。他们跳跃如体操运动员，蹲踞如老鼠，频频做鬼脸。毫无疑问，他们讲的都是琐碎事，但其动作不具有攻击性，其模仿也很出色，中国观众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音乐也很棒，虽然具有亚洲音乐艺术的单调节奏，但我却是百听不厌。在从东到西的整个亚洲我倾听着这种具有魔力般催眠作用的音乐，梦想着更加美好的时光，它能抚平内心的狂躁，它使思绪走向安宁人们知道，弄蛇人的笛声能使眼镜蛇平静下来。

演出结束了，演员和乐师接到奖赏后就离开了，观众们四散而去。不管怎样，总算在我们的城中有了一次像样的娱乐活动。

白天，霍德博士在温度计上读到了322摄氏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在大本营遇到的最高温度。晚上气温降至148摄氏度，但这一温度对我们而言似乎也热得非同寻常，因为一种褐色的小甲虫出来活动了。我在自己的灯笼周围发现了600多只，它们的紧密团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我写字时它们在纸上到处乱飞。零上几度时见不到它们，那时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记日记和写信，而现在则不同了。

P45-48

本书原名《穿越戈壁》(Across the Gobi Desert)，著者为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20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与考察横跨时间长达40余年。他屡次深入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各地，搜集了大量有关地理、地质、人文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被后人誉为“西域探险之父”。

本书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一部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纪实游记。

曾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无论在新疆探险史上，还是在中外合作探险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的探险考察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并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中外合作的多学科的大型科学考察。

1926年冬天，已经61岁的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准备对中国西北进行新的地理考察。但考察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学者们的意见而与外方做出交涉。经过近6个月的谈判，达成了如下协议：本次考察由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双方团长，团员有中方人员10人，欧洲人员17人(瑞典5人，丹麦1人，德国11人)。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所有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于1928年2月到达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考察期间，中外学者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遗址，中国学者还在考察中加深了对中国西北历史和地理状况的认识。

考察结束后的1937年，考察团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瑞典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陆续出版考察报告达50余种。本书最早于1931年以德文出版，后于1968年由佛斯特格林伍德出版公司以英文出版，译者为H.J.CANT。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艰苦枯燥的地理探险活动以轻松风趣的笔调展现给读者，它既记述了探险的成绩，又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同时还毫不避讳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军阀混战对探险队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当探险队接近新疆时，当时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草木皆兵的恐惧心态跃然纸上。在该书的附录部分，斯文·赫定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通过对新疆的考察不仅发现了罗布泊南北摆动的规律，而且还极其罕见地亲眼目睹了这一规律的现实发生。同时，作者在本书中还不厌其烦地呈献给读者许多逸闻趣事，读来引人入胜。

总之，本书生动活泼，记事精彩，融通俗性、趣味性、猎奇性于一体，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一本具有较高可读性的探险游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