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是散文的一种，写随笔就像与邻家谈心般轻松，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严密的结构。随笔的形式可以不受体裁的限制，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可以观景抒情；可以睹物谈看法；可以读书谈感想；可以一事一议，也可以对同类事进行综合议论。随笔也不受字数的限制，短的几十字，长的几百字，篇幅长短皆由内容而定。

本书是2010年度中国随笔年选集，收录了张念、李长声等人的数十篇作品。

本书是2010年中国随笔年选集，收录了《从“禁低俗”说到权力的边界》、《对文两则》、《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外一篇)》、《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以规则建设化解社会戾气》、《谁应该感谢谁？——从赵作海被要求感谢说起》、《关于男女双重标准》、《为什么中国不是文化大国？——厦门演讲》、《我们都“被信仰”了？》、《青春过剩与文化贫困》等作品。

序言

第一辑

 沙上的卜辞 

 还是那个太阳——我的2007独白 

 你的腹中有一千道光芒 

 论社会自治 

 犬儒主义：中国式的启蒙逆子 

 被诗化的权力 

第二辑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亚裔男之忿(外一篇) 

 历史玩了个小周天 

 秋菊男的故事 

第三辑

 偶然之必要 

 夜晚的宣谕 

 加缪：美与历史的博弈 

 铁盒遗稿：《水手比利·巴德》 

 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 

 四方山闲话 

 谈艺两题 

 无厘头(外一篇)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 

 “造反文艺”与暴力美学 

 我的纪录片是媒体——艾晓明和赵亮的影像实践 

 文学与政治——近距离看林达 

 日暮酒醒人已远 

第四辑

 哲人不王

 读史七则 

 好疼的金圣叹 

 中国知识分子何时失去对“道统”的担当？ 

 利玛寞与晚明的辛苦遭逢 

 愚昧与开放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我们为什么要谈论民国？ 

 告密 

 聂绀弩的“独立王国” 

 病理切片上的群星 

 “美丽岛”事件始末

第五辑

 信仰与自由 

 《路标》百年

 人文教育和民主政治 

 反美主义的幽灵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 

第六辑

 从“禁低俗”说到权力的边界 

 对文两则 

 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外一篇) 

 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以规则建设化解社会戾气 

 谁应该感谢谁？——从赵作海被要求感谢说起 

 关于男女双重标准

 为什么中国不是文化大国？——厦门演讲 

 我们都“被信仰”了？ 

 青春过剩与文化贫困

对一段新闻的评论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听到这种智障语言的人来说，我猜想，这种掩耳盗铃的话语只是说给国内“人民”听的吧。它希望至少愚弄百姓直到真实显露的最后一刻。萨达姆政权直到最后灭亡的一刻所信誓旦旦的胜利就是一例。或许它习惯于以不容置疑的权威、真理本身的立场说话，不习惯于依据事实说话，形成了权力背书式的、几乎是智障式的可笑的语言态度。智障语言似乎根本不考虑与他人的最低限度的交流，它只想彰显其权势威严、发泄其面对复杂事态时弱智的恼羞成怒。：它似乎信仰某种“唯名论”超过了对事实的理解的起码愿望。信仰某些固化的词句背后是对自身绝对权力的愚蠢而野蛮的自我信奉。似乎只要某种词句的固定搭配被固定地重复了，其权力与威严本身就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了。智障语言成为独裁权力的根基，而论证的、调查的、交流语言则是民主生活的基础。野蛮总是伴随着自大狂式的愚蠢，和某种程度的智障。也许这是喜剧化的极权主义的弱智特性。而遗憾的是，政治领域的弱智或智障，常常导致暴力态度。

智障语言也是恐怖主义语言，是劫持者的语言，可奇怪的是它把要挟变成一种对他人的指责。这些指责与批评不是根据经验与事实，而是依据它自身的主观意志，任何与这种主观意志不重合的思想意见，都被视为敌人，或被视为敌视、阴谋、邪恶、别有用心。它先发制人地发出强烈的指控，让他人处于被动的辩解位置，如果他人依据事实做出了辩解，他仍然可以接着指控别人的“真正意图”、“真实目的”，并且反复声称它一定是不可告人的。如果他指责你是分裂分子，他人就必须花费大量口舌再三再四声明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指控并不会随着这种声明而终结，相反，“真实意图”和“真正动机”因为谁也看不见，只能据称，所以他仍然可以继续怀疑他人真实目的与诚意，他人只能反复声明，这种指控就能够永远置他人陷于难以辩解的处境。由于在指控话语中早已事先声明定性了对方是一种什么“分子”，因此，无论你怎样辩解说明都不能使人信服，想想看：一个分裂分子如何才能依靠声明辩解说明自己不是呢？这种非论证的恐怖主义语言，是一种威胁性的话语，一种事先就宣判别人有罪的语言。一切恐怖主义语言都是在澄清事实和真实经验之前就宣判他人有罪的语言。

权力的精神分析

权力能驱散孤独。权力是一个没有孤独感的场所，即使阴谋也不乏帮闲在场。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围绕着自身构成一个味道极差的场所，像腐蚀物招来苍蝇一样，可它们驱散了贫乏的心智中营营作响的孤独。孤独如同贫穷，只属于贫贱者，虽然也曾经属于圣人。穷人必须听自己不想听的，看不想看到的，孤独无助。权力相反，它能够只看想看的只听想听的。永不缺少助纣为虐之徒。也许言重了，公平一点说，权力产生小丑。尽管不真诚，尽管早已是无耻谰言，权力围绕着自身布满赞美的语言，它不区分天壤之别的东西，比如与献媚阿谀之间的鸿沟，以至于你要怀疑它的弱智：自古以来它都会被低能的太监之流所“蒙蔽”。以至于整个权力都太监化了。权力如果不是终身制，就几乎没有多少魅力——因为权力的最大功效最终在于驱逐日益浓重的死亡阴影。对于活着来说，有限的权力足以暂时抵挡孤独。但要驱散死亡意识，只有无限的权力方可奏效。即使如此，渴望不朽的权力最终仍旧失败于方士之流。没有人能够幸免于孤独，用以驱散孤独的东西产生了差异。也没有人不渴望不朽，差异在于借以超越死亡恐惧的方式。

生活为什么突然空洞了？

诗、思想、爱、自由感、希望，曾经是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真实的，这个名字高于一切帝王，虚构的人物拉丽萨是真实的，她才是我渴望最后遇见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活跃于我的内心。许多年中，我能够将这些虚构的一切高置于一切世俗利益至上。虽然我生活的世界依然是贫苦的，然而我没有感到内心匮乏。看《天鹅湖》、读契诃夫、《黑骏马》或听马勒使我感觉充实。一切美好的表象我都信以为真，奉为真理的化身。我连最基础的技术都不考虑，我根本不在意舞蹈是训练的结果，也不在乎程式，我相信美只能来自内心，或来自高于我们自身的地方。一个美的表象让我坚信，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一切译成中文的晦涩思想与语义暖昧的诗篇背后，我知道本源是存在的。我懂得它，感知了它，一切咬文嚼字与我无关。生存的巨大意义涌动在世界的表象之上，思想与诗歌的巨大意义颤动在文字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和怪癖与内心的真理无关，他就是真理本身。自由与爱是真实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为它献出生命，甚至愿意放弃世俗的一切捍卫这个真理。

可为什么世界突然问空洞了？世界突然间空洞了。人心突然间空洞了。诗？思想、艺术、文学？语言？自由？说白了，是意义感突然间蒸发了。即使还在写诗、作画，又能怎么样？还是抵挡不了意义的蒸发啊。这些东西不是被思想史上自身的批判与解构所消除，而是被看似实在的东西消解了。填充这个空洞的是支配感、占有欲及其所伴随的快乐的罪恶、阿谀与沉默。

是我周身的不适感？是肌肉难以说清的酸痛？骨质增生或高血脂症？是时代的绝症，是财产与权力之外一切的空洞化，是一切在与金钱、权力的兑换中的贬值，诗、思想、玄想和一切美丽表象的虚无化。无疑，我自身也是一个空壳，一个脆弱的、倒空的容器。生活世界的空洞化从我自身深处被感受到了：没有深处感。我心中曾经带来无限欢愉的话语已经明显属于另一个遥远的时代。

如果

如果意义崩溃至如此程度，意义感蒸发如此彻底，一个人要在生活中寻求意义都会招来嘲笑，甚至要在写诗作画中寻求意义，都显得滑稽，都显得远没有那些嘲讽意义、解构意义的人显得深刻。那么下一代人要存活下去，必得更新对意义的知觉，如果不是更新时间的话。如果抵抗不是从自己开始，对下一代人的期待也许只是一个幻觉。人们会重蹈覆辙：在我们尚未成熟起来时，已经深感疲劳了。疲劳不是为什么事而奋斗，而是没有这个目标。疲劳是因为内心空洞，不是负重感。

也许我所写下的一切不过是一种精神分析：没有精神的精神分析，恰当地说是心理分析，不过它不是精神分析学家所以为是的私人悲剧。以溃散的没有叙述形式的文学方式记录着社会病理学。

诗学

占据启迪核心的不是任何一种神灵，而是隐喻，是话语的修辞形式：是圣言的剩余价值。我不是一直在重复表达着这一点？思想的饶舌有时是需要被原谅的，因为思想在兜着圈子，这是它的真实处境。——正因此诗为启迪保留了一个永恒的仿像。似乎任何一种偶然境遇、偶然世象都能够转化为这个隐喻，能够为空洞化的核心提供一个临时的意义结构。似乎任何一种诗学思想、任何一种临时性的感知都显示了意义，但空洞化的局面只是临时得到了控制。正因为是瞬间的意义结构，它无法延续到下一时刻。无法普遍有效。一个人必须每时每刻为意义的临时存显而在语言中工作。

戏拟

总有人喜欢学着西方“后学者”的腔调把我们社会里发生的一切罪责甚至是祸端推诿给“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启蒙理性”，似乎这些罪责与灾殃就与非理性、蒙昧、不合法的暴力、对权力的迷信、不受控制的权力行使脱清了干系。似乎人道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制度已经在中国行使了几百年了似的。他们深刻的智慧、他们长年累月的专门思考就只是为了达到无视自身历史记忆与切身经验的自负地步，或就是为了超越自身的尴尬语境终于达到与西方学者口径一致？似乎他们有了一张绿卡或只是有了些专业书籍，就一直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与历史之中了。同步的幻觉使他们免于意识到自身令人尴尬的不自由，包括我们思想与表达的不自由。  (原载《延河》2010年第7期，此为节选)P5-7

九年了，常有读者询问这个选本的选文标准。他们疑惑：何以有些文章是酣畅的美文，有些读起来却简直累煞人？

如你所知，随笔是文学体裁中表达意见最直接的一种。“文学”的魔术性与“意见”的直接性构成这一文体最为内在的紧张。那些以极大的张力“统一”了此二种对立属性的篇章，便成为随笔中的佳品——它们既是“诗”的，又是“真”的。更多的时候，“文学”与“意见”分道扬镳。“文学”视“意见”为难以背负之物。“意见”视“文学”为虚文多余之物。由于时代问题的迫切性，“意见”常常脱掉诗性的外衣，以更加质直的语言表述出来，并呼吁将其变为行动，且这种意见的表述本身也成为行动之一种。

当文学拒绝表达任何内在与外在的“意见”，文学就会成为自身的杀手，而沦为平安的无聊。“观照无聊”的作品或许会有好的，但是无聊本身却不。因此，本书的编选原则是美与真实。这意味着某种危险。而危险是随笔必备的要素。

在本书中，作品按题材分为六类：

1．境遇随笔。这是些言说当下存在与思想境遇的作品。今年有两位诗人的心血之作——任洪渊的《汉语红移》和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辞》——引人瞩目。任洪渊《还是那个太阳》(《汉语红移》导言)将一位诗人哲学家的书写野心展露无遗。他与一切对话。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暮霭到戈尔巴乔夫的黄昏，从杜尚的“物与废物的艺术装置”到巴勒斯坦的“人体的死亡装置”，从人的“姓、名、氏族的记忆”到乞隆人的“型号、序号的记忆”……自然现象与人类事件超越了各自的界属，在他历史化的生命意识中重聚、重生，化作新的意味与命名。言说者无视宇宙和文化熵增法则，拒绝人类精神的虚无与衰老，依旧悍然宣布“仅有一身，一生”的“人”必须更新生命，“重新发现人”。这种不灭的童真乃是一个“文艺复兴人”的生命态度，其间涌动的诗与思，极尽意象的联想和跳跃、能指的发散与汇聚，文体异，不留余地。

耿占春《沙上的卜辞》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部18万字的作品(本书仅节选)以无序断片的形式，呈现了一个诗性主体当下感知的世界悲剧。没有统一而坚固的构，其随想随写的碎片形貌全息地呼应着外部世界的瞬时样态，同时，与之对立

均却是言说者从始至终的精神同一性。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末代诗人、一个意信徒、一个无人聆听其预言的预言家在大地根基动摇之际，对世界乱象和根基毁不者的判词。言说者对自己的悲剧身份早已了然，但始终与言说对象保持着从容的眶离，即便在表达金刚怒目的主题时亦是如此。而悲剧的力量恰恰产生在这里——再也没有比诗与意义的信仰者一览无余地目睹和描述意义蒸发与诗意毁灭的过程，更令人痛楚的了。而这是整部作品隐含的唯一场景。

2．经验随笔。此种作品风格化地讲述主人公“我”的亲历经验，余音袅袅之际，读者自能领会文章的言外之意，题外之旨。在《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中，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以文学家的笔触，描述了眷村父辈在“大历史”阴影下的个体生活史，其苍茫辽阔的人生况味令人动容。今年突然“冒”出地表的旅美作家王昭阳以《新世纪周刊》上的随笔专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敏感目光——他在系列文章里高浓度地“压榨”自己浪游欧美的日常传奇，貌似漫不经心、玩酷耍帅，实则不说理地说理、反抒情地抒情，从文明批判到个体内省无所不及。

3．诗学随笔。这是些关于文学、音乐、电影等等的艺术探讨，非为学问，只关心灵。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的文字总是同时饱含感怀与谑意，如同黛玉眼泪与猴子捣乱的奇妙混合，在随笔《偶然之必要》中，随扫随生的典故和驳杂另类的经验穿插其间，密度与速度齐飞，热闹共冷清一色。在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之后，他说出一个凄怆的心得：“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原创这回事……一旦透见个人创作只是众多凌乱足迹之一瞬，作者除了置身于荒江野老屋，自成素心人之外，夫复何求？”写作过程的竭虑殚精与写作结果的速朽本质，乃是一个作家必须承受的悖论。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在《夜晚的宣谕》中对“失败的偶像”鲁迅的默契解读，音乐评论家李皖在《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里对中国摇滚乐的精神追问，亦是响鼓重锤，令人难忘。

4．历史随笔。如果一个地方不能随便谈论当下，那么品评历史定是一大热门。诗人刀尔登的读史随笔令人拍案叫绝。这些短小专栏以举重若轻的春秋之笔，直刺中国历史的腐朽心脏，并将其翻转为当下自我的认知之镜，从中不难读出历史循环的悲哀，却也默示打破循环的信念。

以“事件史、现象史、问题史”的方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李洁非，近年推出了两部厚重之作《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在《告密》一文中，他延续了此种追踪方式，提出这一问题：何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成为“告密者”？他的结论是：“‘五四’前后中国式的启蒙，存在两大失误：一是单纯引进新知、新学，而忽视引进现代的精神原则、精神立场；二是只讲开启民智、疗救国民心灵，而不开展知识者自我建设，明晰知识者的应有之义，树立和完成对知识者角色、身份、本质的认识。这个工作的匮乏，造成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巨大空缺；此后各种弯路、悲剧、迷失乃至堕落，无不植根于此。”他不无悲观地感叹：“也许直到今天，我们知识者对于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蹉跎，仍未取得根性的觉悟。”——呜呼，若还不觉悟，我们就没有时间了。

5．思想评论。批判地援引西方资源，为国人的选择提供更多精神参照，乃是这种随笔写作的目的所在。何光沪的《信仰与自由》、金雁的《(路标)百年》和徐贲的《人文教育和民主政治》，尤为启人深思之作。

6．社会批评。此种随笔是公民社会自觉发育、知识分子公共参与的产物。它们探讨的焦点多集中于公权力的限制与公民权的伸张，肖雪慧、邓晓芒、于建嵘、周泽雄、田松、张绪山等诸位学者的文章，对此问题多所触及。

一些青年学人／作家的崛起令人刮目。若以年龄段划分，则可看到“70后”女批评家张念锐利奢华的文化批评，女作家刘春坎普老辣的谈艺随笔，“著名教师”罗永浩放诞幽默的经验随笔，电影评论家王小鲁富于行动性的电影批评，文学评论家朱航满知人论世的读书随笔……“80后”学人／作家群亦颇可观：范昀和张定浩融政治批评于文学评论之中，羽戈寓现实关切于历史描述里，咪蒙以今化古的读书随笔声色撩人旁选斜出，杨不风的学术随笔则时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韩寒的社会批评以“坏小子”形象嬉戏禁忌于有口难言之中，消解了庞然大物的恐怖威力……

可以说，青年作家的随笔已渐渐呈显出别样的质地——智性更轻盈，语言更放松，视角更个人化，言说者对精神使命的承担更少沉重的严肃性，更多自在和游戏的成分。与其将这一现象解读为新式青年膂力变弱的信号，不如将其视作精神解缚的表征。因为自由与意义的表述在他们的书写中并未消失，而是在以另外的身姿飞舞延续。

201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