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他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本书是南非著名作家J.M.库切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小说中，作者有意隐去了时代和地域背景，但却仍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显示了库切自己对当代生活的真切把握。作者试图从根源上寻找文明的痼疾，而这一切都展现在他对南非生活，政治以及种种离奇事件的悲怜的关注之下，当代文明在面对"野蛮人"时其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暴露了当代人人性中真正的弱点，揭示了当代文明的失败。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译后记

一个男人坐在法庭后面我办公室的桌子旁。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不过从他那身紫蓝色上衣的徽章上看，此人隶属国防部第三局。一堆系着粉色带子的棕皮卷宗搁在他肘边，其中一个朝他摊开着。我认出了这些卷宗：里面都是税收、征兵一类记录，时间可追溯到五十年前。他在审查这些文件吗？想要找什么？我说：“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吗？”

他没理会我，两个严肃的士兵朝我投来警觉的目光，他们和那军官一样像是两个木头人。我根本不想抱怨什么。经过几个星期沙漠中的长途跋涉，被人撇在一边已经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了。另外，恍惚之中我不无欣喜地捉摸到某种迹象，那就是我本人和第三局之间那种莫名其妙的友好关系正在走向终结。

“我可以和乔尔上校谈谈吗？”我问。冷不丁又暗自一惊：谁说乔尔回到这里了？

他仍不搭理，继续装作在看那些文件。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一副雪白的牙齿，漂亮的蓝眼睛。但空洞无物。我想。我在想象中让他坐在床上那个女孩旁边，让其身体因她的谄诱而由之摆布。在我的想象中，这种男人的肢体动作活像是机器，根本不知道身体有自己的节律。

当他朝我看的时候——他总会朝我瞥一眼的吧——就会透过那张英俊而不动声色的脸、透过清澈的眼睛，像演员似的从假面具后面朝我看来。

他从文件堆上抬起头。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你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离开这里出了一趟远门。所以当您抵达此地时我没能亲自在这里迎候。但现在我回来了，我将尽力听候您的吩咐。”

他的徽章表明这是一个准尉，一个隶属第三局的准尉警官：这意味什么？据说，最近五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拳打脚踢修理人的工作；他们对一般警察和通常的法律程序都看不上眼；也像我一样厌恶那种夸夸其谈的贵族腔的谈吐。但也许我看错了他——我离开首都已经多年了。

“你已经犯下了通敌叛国的罪行。”他说。

这就是答案了。“通敌叛国”：这是书本上的说法。

“我们这里是和平的，”我说，“我们没有敌人。”一阵沉默。“要不是我搞错了，”我说，“要不我们就是敌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本地的老百姓在和我们一起作战。”他说。我真怀疑他这辈子是否亲眼见到过野蛮人。“为什么你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谁允许你擅离岗位的？”

我对这种挑衅只能耸耸肩膀。“私人事儿。”我说，“你一定要我的口供是吗？可是我无意讨论此事。除非要谈的是不能像看待门卫的活儿那样看待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职责。”

当我夹在两名卫兵中间走向禁闭处时，脚步异常轻松。“我想洗涮一下。”但他们没搭理我。去他的。

我知道自己的快意从何而来：我和这些帝国保卫者们的结盟算是完结了，我已经把自己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纽带断开了，我是个自由人了。谁能不对此发出微笑呢？但这是多么危险的快感啊！不会这么轻易就让我得到解脱。在我与他们的这种对抗后面还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吗？难道仅仅是被新来的野蛮人中的一个逼视一番，桌子被他侵占；文件被他的爪子乱扒了一阵吗？至于这回的解脱，在我被抛弃的进程中算是到了哪一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的工作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自己更是我自己，我真的享受了全无束缚的自由吗？说来今年这段时光是我这辈子里最能支配自己生命的时刻。比方说吧，我喜欢哪个姑娘，心血来潮之下马上就可以把她当做老婆、小妾、女儿或是奴隶或随便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对她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关我的事，除非我念头一转想要多事：这是不是压抑之下的自由呢？难道不想从那种禁锢中解脱出来吗？以我这种对抗姿态，实在没有任何英雄与崇高可言——我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我们对南非那个国家非常陌生，不知道那儿是干旱还是多雨，是丘陵山岳还是一马平川，在翻译库切的小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儿是否也有飘雪的冬天。可是我们知道它曾有过非常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为了反抗那种非人道的制度曾被监禁二十七年之久。库切在描写那个崇仰和平、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的老行政长官时，是不是也想到了关在牢中的曼德拉？当然，库切的主人公并非曼德拉那样刚毅果敢的民权斗士，就身份而言也根本不是殖民主义者眼里的“野蛮人”，倒是属于“文明世界”，应该说小说借此表述的是“文明人”的自省。一个平庸而善良、高雅却未必称高尚的老人，在帝国讨伐“野蛮人”的战争中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跨入了灾难之门……

《等待野蛮人》的写作手法相当另类，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一个虚拟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人物大多是虚写，出现和消失都带有某种随意性，在某个段落中会突然冒出一个前面不曾提起的人物，而后这些人物往往又不知所终。人物和情节的虚化，时空界限的模糊，无疑给作品带来了指涉更为广泛复杂的意象性。显然，库切不想把自己的主题限定在南非种族主义那段历史上，他要说的是人类的一段痛史，从“文明人”眼里检讨“文明”如何戕害文明。那个作为帝国官员的主人公是整部小说几乎唯一有性格塑造的人物，此人政绩平平，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念头，却喜欢考古、爱好打猎，闲暇时则有文学、音乐相伴，既然镇上三六九等的女人都乐于讨好他，自也不乏寻花问柳之举。这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但绝对不是善于自我拷问的思想家，库切让这样一个优游自适的太平官走向高尚的殉道之路，最终完成灵魂救赎的主题，整个叙述过程居然如此丝丝入扣，好像过去的小说家未见有这等本事。

作者将帝国与“野蛮人”的战争作为故事背景，一开始就引入一种严峻气氛，随着战事一步步拉开，人性终于被置于非常岁月的炼狱之中。乔尔上校的到来打破了边境地区的平静生活，从这一刻起老行政长官就感受到内心被蹂躏的痛楚，然而正是这位代表帝国意志的国防部第三局要员唤醒了他的救赎之念。当那个流落街头的野蛮人女孩出现在自己眼前时，老行政长官内心的宁静被打破了（而且是永久性地打破了）。由同情变成爱，自然不是一蹴而就，小说层层推进的描述委婉有致，人物心理过程的反反复复也写得非常精彩。就说这两个人的反差也真够大的——老/少、富/穷、官员/乞丐、文明人/野蛮人、言述者/沉默者……小说的戏剧因素不谓不丰富，但库切不是那种卖弄噱头的戏剧化写手，他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个反差强烈的男女故事上面。正如他的主人公惦念着绿色沼泽地里新生的芦苇，留恋那喧嚣过后洒满月光的湖面，库切的文字很自然地赋予对象一种超越之势，因为人的精神归宿才是他关注的重点。于是有了老行政长官历经千辛万苦把那女孩送回野蛮人部落去的一章。照《纽约时报书评》一篇文章的说法，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章，许多段落充满诗一般的语句。小说家在这里显示了罕见的描述技巧，当我翻译到这一章时，一边尽情欣赏那极富美感的原文，一边又深觉译笔支绌之窘。这个华彩章节几乎给人一种结束感，末了是那女孩随野蛮人的队伍离去，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和老行政长官就这么分别了，互道“再见”之后，那女孩再也没有回到故事中来。天哪，故事到这儿才写了一半，接下去的文章怎么做？但是随着老行政长官的厄运降临，读者自然有了新的企盼，心灵的旅途尚迢遥无期。库切这部小说有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那些收放自如的笔墨不但让人感到惊讶，也伴随着沉思的韵律。

一个孩子眼中的阴霾在雪后的泪水中融化了，他复明了，这是上帝的奇迹。一个孩子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搭建雪城堡的梦，这是库切内心深怀恐惧的镜像。为什么雪城堡里没有人，为什么那蛮族女孩总是无动于衷，为什么帝国的臣民要把野蛮人视为异类，为什么……读着老行政长官被殴打被监禁遭受种种折磨的痛苦经历，你不得不怀疑人类正义的思维在这混乱的世间是否还能给灵魂以关照。信仰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颅，道德良知陷入思想和主义的围剿。流言和恐惧，新思维和爱国口号，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在失衡中的挣扎变得愈加无力。正如老行政长官所说：“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进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这番内心独白可谓字字带血，让我们知道乔尔上校那类人物用什么方法使得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它的阉割。

帝国跟野蛮人的战争没有胜者，人们输掉的是人性和有关“文明”的信念。这本书要读到最后才能明白书名的含义，“等待野蛮人”跟“等待戈多”不同，这种“等待”不仅是一种精神折磨，而且带有灵魂追问的深意。在老行政长官心目中，这是一个混合着恐惧和快意的字眼，还带着无尽的慨叹。故事结尾的地方倒不大像结尾，最后只写到边境小镇孤立无援的“等待”，若是野蛮人打进来那几乎等于引颈受戮，可是没有下文。野蛮人会来么，兵燹之后又将是什么局面？后面的事情库切就不管了，大概在他看来，检讨“文明”是每一个文明人应有的功课。

是啊，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当初从哪里出发。也许我们以为高雅与高尚非常接近，以至于忘了高尚的代价往往是高雅。

作为译者，我有幸成为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可是真没想到，当把库切的叙述变成汉语的同时自己竟也深深陷入那种冷峻森严的氛围之中。夜复一夜，随着老行政长官在牢里拷问自己的良知，把最惨烈的事实一桩一桩揭示出来，我也不禁陷入沉思。库切的主人公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归属，也许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条可行之路，当你失去一切权利和自由之时，心底若还存有仁爱就有希望——这终究是文明的根柢。仁爱是孤寂者的家，孤寂的人在倾听和发现自己的同时，也学会了理解他人和世界，从而建立起一方珍贵的精神领地。我想，这样去理解库切的“等待”也许更好，一旦从喧嚣纷扰的世间走入平静的内心，就没有什么好怕的。译到本书最后几页，库切的边境小镇上刮起暴风雪的时候，我的窗外也飘起了雪花，从来没有感受到杭州的冬天也有如此彻骨之寒，猛烈的北风哗啦啦地摧动着窗玻璃，仿佛就是书中的情形，让人一眼瞥见那个正在费劲地撰写边境历史的老行政长官。他“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这最后的一句话让我颇费斟酌，但我终于明白这正是表明库切对世界的一种悲欣交集的看法：人类似乎再也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格，而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却是最后的希望之地。这认识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安慰。随着老行政长官踽踽远去的身影，一切野蛮人或是文明人的古老灵魂都以倾身祈祷的姿态在漫天皆白的黄昏里定格了，无数彷徨无依的游魂在狂风呼啸的屋顶落下脚来。

翻译库切作品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小说中复杂的意象、丰富的用典往往颇费猜解，加之惜字如金的行文风格，初看真有一点语焉不详的感觉，所有这些都给翻译带来了重重障碍。库切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用一般现在时态，稍一疏忽，可能误读误译。所以，整个翻译过程中颇有几分提心吊胆的感觉。

由于库切对于某些情节和细节的处理大大逾出一般小说笔法，翻译中也有一些疑惑是与文意的解读有关，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如，第四章有一处看上去相当突兀的描写：老行政长官在广场上跟众人一起目睹那些被折磨的野蛮人俘虏时，心想“我救不了他们，我只能救自己”，突然转身去打了一桶水，拎回广场。可是这桶水并没有派什么用处，主人公意欲何为，这里一点也没交待。这里或许会使人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埃丝米拉达给钟楼怪人送水一节，也有人提示这是否与《圣经》中耶稣在十字架上接受别人的醋有关。我不敢对此作穿凿之解，只能把这个谜团扔给读者。再如，第五章后半截老行政长官想象着乔尔上校在沙漠里追剿野蛮人的情形，其中“登上金碧辉煌的夏宫，推翻那个象征着江山万代的虎踞金球的宝座”一句，冷丁一看让人不解，因为前文曾交代野蛮人的器用都相当原始，何以又有如此气派的宫殿？这里，“夏宫”原文是Summer Palace，但作为专有名词它未载于一般词典，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释义是中国清代作为皇家行宫的颐和园，而Old Summer Palace则是圆明园。从追杀野蛮人一下子扯到圆明园和颐和园被毁掠的历史，行文中这种跳跃性似乎不是我们所习惯的表述。我理解库切以此喻指“文明人”对弱势民族的不文明的征服，可是这里如果直接译成圆明园和颐和园仍有不谐之感，所以姑按原文的字面意思译作“夏宫”，加了一个脚注略作说明。

本书翻译能顺利竣事有赖几位朋友悉心指教，职业翻译家周丹与译者毗邻而居，每遇难处首先会想到去找她。还有浙江大学翻译学教授陈刚以及远在约翰内斯堡的作家郑海瑶（恺蒂），都给予我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译文中如有错讹之处，责任仍在我自己，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文敏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四十分改

我想，正是库切的这种低调、这种悲观成就了他小说语言的精练、冷峻以及力度。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

好小说永远是隐藏着多种可能，库切独辟蹊径，另起炉灶，他的绝妙之处，只有读了这部小说之后，才能有那种冷暖自知的体会。库切给了我们文学上的赏心悦目，他给了我们一个爱的理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看点，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沉迷的借口。

——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