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冰川雪岭的特殊岁月，一种不同寻常的青春记忆。

本书作者毕淑敏，17岁赴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服役11年，这本书的灵感就来自她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在书中，毕淑敏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去看世界、品生活，提醒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如何面对自然、友情，如何懂得感恩。

五个年轻的女孩儿突然被命运之神托举到了极度寒冷与缺氧的西藏高原上，她们经历怎样的心理跌宕和起伏，她们将怎样克服恶劣环境中的种种不适，用乐观和激情寻找生活中的点滴乐趣；著名作家毕淑敏用细腻的笔触为青少年读者们真实地记录了在那遥远的高原上，那五个女孩儿曾经历过的苦乐交织令人感动的青春故事……

一、绿色皮诺曹

二、写血书，到阿里去

三、坐装大米的汽车去西藏

四、“回”字形银饰

五、第一次打针与针刺合谷穴

六、曼巴·牙古都

七、惊险的炉子与碗里的小太阳

八、乘降落伞的西瓜·西藏猪

九、最高的花生糖作坊

十、女孩儿用的纸·固定嘴唇

十一、女枪手·高原上的拉练

十二、高原露营·睡在一尺厚的白雪上

十三、藏族的花围裙和看电影

十四、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

十五、雪山窃贼和蛋花汤

十六、元宝饺子

十七、葡萄干王与葵花之最

后记：从西部归来

一、绿色皮诺曹

我从小就很想当兵，最主要的动机是喜欢绿色。小时候，每逢妈妈要给我买衣服，我就大叫，要绿的。

妈妈生起气来，说：“你也不看看自己，毛衣毛裤围巾手套都是绿色，再套上一件绿外衣，活像一只青蛙！”

我低头一瞧，说：“哪怕就是像只绿豆蝇，我也还要绿衣服。”

当兵多好啊！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一年到头穿绿衣服，再也没人说你一句闲话。可那时候要当女兵真挺难的，因为想当的人太多了，僧多粥少。听说男兵和女兵的比例是千分之二点五，也就是说，征一千名男兵，才要两个半女兵，简直像空气中的惰性气体。

身体检查严格极了，差不多和当女飞行员同样标准。幸好我那时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两眼裸视视力二点零还有富裕，心、肝、脾、肺、肾全像刚从工厂造出来一样合格，属于特等甲级身体。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淘汰，终于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连连问妈妈：“您说，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还会有令人悲痛的变化吗？”

妈妈说：“不会吧。你就把通知书放在枕头底下，安心睡个好觉。”

我说：“没穿上绿衣服之前，我可放心不下。”

妈妈说：“要变，你穿上军服还会让你脱下，担心也没有用。解放军应该是说话算话的。”

发衣服的时候，穿着五颜六色家常衣服的新兵，排成一队，依次从司务长面前走过。司务长像大商场里的成衣售货员，眯起眼睛打量着走过的小伙子和姑娘，大声地说，帽子二号……衣服三号……

蹲在一旁的上士，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手疾眼快取出相应号码的衣物，把衬衣铺在最下面，其余所有东西都堆在上面，一时间好似平地起了一座绿色的小山，然后麻利地把衬衣的两条袖子抻出来，把它们打个结，怀抱里就塞满了崭新的衣物。

领了军衣的人，就快乐地抱着这个绿色的半截人，走进一间密闭的小屋。再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英姿勃勃的兵了。

好不容易轮到我的时候，司务长目测了一下自言自语说：“这个兵啊，长得不合尺寸。穿一号的小，穿特号的又大……”

我赶紧说：“您甭为难。我要特号的。”

司务长说：“咦？女孩子都愿意穿得比较秀气，你这个兵倒奇怪。发给你特号的衣服，到时候裤腿踩到脚底下，窝窝囊囊，一不留神摔个大马趴，可别怪我。”

我忙说：“不怪不怪，绝不找你。我妈说过，衣服会缩水的，当然是大点好了。裤腿长了可以裁，要是短了，就得自己找布接，多不合算啊！”

司务长说：“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还挺会过日子的。好啊，就依你，给特号。”

我欢天喜地地去换衣服，一试之下，特号衣服果然名不虚传，上衣还凑合，裤子却好像是给跳高运动员预备的，腿长无比。

我把裤脚挽起来两折，自觉比较利索了，抱着旧衣服正准备从更衣小屋往外走，先换好军衣的一个女孩端详着我说：“你像一个打鱼的。”

我看了她一眼，屋里光线不好，看不清眉眼，只觉得军装好像是特地比量她身材做的，妥帖极了。我忿忿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像一个兵？”

她轻轻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说：“你还是像一个兵的，只不过是个邋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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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部归来

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

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五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除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达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养成了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地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很难考，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的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五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专门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伴们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滴水吧，在指甲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几万个叫这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首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

我用那个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我是一个很刻苦的卫生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只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时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彷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进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分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的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地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黏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是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迹。

我曾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磁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外，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冰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一九八〇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

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但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城市，已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师。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广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一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能选择其一。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轮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