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性本来就差,现在就更不济了,又懒,不记日记。近来搜肠刮肚,回忆大学岁月,感觉就像赤手在河里(时光之河)抓鱼,徒劳一场,末了手上只沾上了几个鳞片。原来蛮想给诸君看看活鱼的,现而今只能看看变干了的鳞片了。
一、享受奢华
奢华有两类,江瑶海错、皮尔卡丹、豪宅名车、钻石珠宝……这是可复制的奢华,有钱就能买到。当然,钱并不容易挣。
但还有一类奢华,无法复制,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七七级享受的正是这一类。这类奢华享受从招生之际就开始了。去外地招生的是谁不清楚,但有把握的是,在北京招生的人中有大名鼎鼎的谢冕先生(最近读了李彤的回忆录,更证实了我所记无误)。按科举例,他该算是北京考生的座主。每一位北大中文七七级的北京考生于是都有了一份值得炫耀的资本。那以后,再没听说这么使用名教授的了(补:最近读r谢老师的文章,才知道因为“文革”耽误十年,那时他还是个助教,但很快,他就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确立了第一流学者的地位)。
入学以后,最寻常的奢华享受是名师授业。说“寻常”,并且加上“最”,是因为几乎每天授业的都有名师,当时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如人瑶山琼林,满眼是宝,反不以为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可是一个超奢华的阵容,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周祖漠、林庚、阴法鲁、吴小如、金开诚、严绍■、陈贻焮、叶朗、何九盈、袁行霈、乐黛云、谢冕、孙玉石……每一位的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风采,一同把我们引领进五光十色、令人眩目的学术殿堂,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第一流的学问,什么是第一等的境界。那些先生中,有的当时就已经六七十岁了,“文革”中胆战心惊地蛰伏十年,一旦迎来“教育的春天”(当时频繁见诸报刊的时髦语),本性使然,仍想重登讲台,一试身手。七七级的学生故犹能亲承謦欬。但先生们毕竟年事已高,后来就再没有力气给本科生讲课了。记得建功有一篇写吴组缃先生的文章,称吴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课是“绝唱”,大约就包含这一层意思吧?可以称为“绝唱”的又何止吴先生的这一门课,可惜当时未留下录像,如今不少先生已归道山,只能在深情的怀念中重温他们的神采了。
当时先生们对七七级似乎格外关切,课上倾心传授,课下悉心指导。有的先生有时还到学生宿舍来,答疑解惑,也闲聊,海阔天空,言笑晏晏。陈贻掀先生最让人难忘,身体胖胖的,脸圆圆的,很像弥勒佛,聊到得意时常朗声大笑。陈铁民先生当时好像是他的助教,后来也是著名教授了,曾陪同贻掀先生一起来过,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转过去,花费一整晚。这样的不拘形迹的课外辅导让学生如沐春风。不知道后来的学生还能有幸同时得到像这样的两位名师的课外辅导否?怕是不易了吧?
课程之外,形形色色的讲座更是让人愉悦的享受。课程讲究系统性,讲座却足浓缩的精华;课程无法挑选,讲座却任凭兴之所至。那时讲座多,且精——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敢别北大来卖弄的确是少数。我印象最深的讲座有三次。一次是侯仁之先生讲北京史。他从北海公同团城之上的渎山大王海讲起,具体而微地展开了北京城的由来,一下子把人引入浮想联翩的胜境。再一次是侯宝林先生讲相声史。他刚被聘为北大名誉教授,大约是第一次到北大讲课,意欲整点儿学术性,开头从“象声”说到“相声”,用了野史杂传材料,不甚熟悉,竞有些紧张,头上冒汗,用同一块手绢一会儿擦擦额头,一会儿擦擦嘴。不过_}月声大师很快就从期盼的眼神中看出听众最想听的是什么,于是撇开过于学究气的讲稿,说起自己学徒的经历,气氛立马活跃起来,开始笑声不断了。还有一次是叶嘉莹先生讲诗歌。她现在是天下知名了,当年却是“文革”后头一次回大陆来,名气未彰。但加拿大小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的头衔,还是颇具号召力,大教室座无虚席,陈贻掀、袁行霈先生等也都临听。依稀记得她分析的是老杜的《秋雨叹》和《秋必八首》,既用了考据之法,也用了西方理论,当时颇感新鲜。尤其她频繁使用的“意象”一词,给人印象很深。古典文献的陈植锷硕士阶段改读古代文学,论文选题为“唐诗与意象”,后扩展为专著《诗歌意象论》,该就是受到了叶先生的启发。植锷兄若还在世,询问其选题之起,我想他大约会谈到这次讲座。类似讲座,每一次都让人兴奋好几天,同味好几天,心里熨贴舒坦得像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大有孔夫子闻韶乐之感。
在我们的奢华享受里,还不能不提到看演出。那时念书不仅不花钱,领取助学金,还另有经费用于课外活动。中文系常结合专业学习组织观看电影或话剧。头一年,光话剧就看过三场:《丹心谱》、《雷雨》和《茶馆》,全是人艺的戏。老舍巨著《茶馆》仍是“文革”前的演出班底: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其演技个个已入化境,几乎一开场就把人带入到那个时代的气氛中,观众完全忘记自己了,被迷住了,沉醉了。自打观看归来后,三十二楼四层的水房里就时不时飘出李彤模仿王掌柜或者刘大麻子的台词,惟妙惟肖,让人会心一笑。这样的顶尖艺术演出,不要说外地,就是北京的大学生,又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呢?
二、垂拱而治
旧地方志往往用一两个字标明地方治理的难易程度,难度最高的用“剧”。“剧”含有事物丛杂、职务繁重、治理艰难等多重意思。当过教师的人都不难体会,管理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这个班,就用得上这个“剧”字。一是学生年龄差距太大。大的过了“而立”之年,有的已经娶妻生子,最小的才卜八九岁,还没有走出青春期,几乎相差一代人。大的入学前,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工人、农民、教师、银行职员、警察、军人、编辑、干部……多数人还插过队,颇见过一些世面,面相上就带着沧桑。小的从中学直接升入大学,尚未在社会上混过,嫩面孔上显出青涩。大的、小的,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问题。二是恃才傲物者多。许多人在原单位都是舞文弄墨的秀才,有的还发表过小说、诗歌,顶不济的,作文也上过报纸。人人自谓抱灵蛇之珠,怀荆山之玉,自然“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想想看,几十号自以为是的家伙凑在一起,文人相轻,你争我斗,是不是难得和谐与平静?
幸运的是这个班遇上了张剑福老师。
头一次见张老师的情景有点模糊了,印象稍深的,一是其额头宽且亮,好像已经有点谢顶。二是脾气好,说话带着笑,斯斯文文,间或还露出一丝腼腆,待学生平等,绝无一点架了,说话用商量的语气,让学生顿生亲切之感。
可就是这个从来不会疾言厉色的老师,三下两下,就把我们班理顺了,像善于凋和鼎鼐、燮理阴阳的高手,不露声色,一切搞定,并很快见出成效。一年之后,文学七七级被评为三好先进集体,受奖一块镜屏。这镜屏如今或许还能找到,那是“见出成效”的有形证叫。还有无形的,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班风:端正,团结,融洽,刻苦向学,同时又很活跃,自由,不失个性。
张老师的管理很有些“垂拱而治”的味道。垂拱而治,容易误解成不花力气,无所作为,放任自流,水到渠成。其实要“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垂拱”是一种境界,那是在下功夫研究了治理对象、对对象了如指掌之后的胸有成竹,是凡事想在前面、一切都应付裕如的从容淡定,是善于因势利导、因人制宜却不显山露水的明敏睿智,要达到此种境界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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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前初春的一个晚上,班主任张剑福老师召集了第一次班会。议程无非也足选班长选学习生活文艺诸委员之类,与悠长的北大校史上此前此后所有班级入学新生的第一次班会,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非比寻常的是同学们的年龄差异,从最小的18岁到最长的31岁,济济一堂挤在三十二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兴奋得发亮的眼神,彼此点头致意:是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于焉正式开始了。
这些人能相聚在这里,真不容易。他们中没有几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是些煤矿、油田、毛皮厂和工艺厂工人和下乡知识青年。在浩劫中早已荒废学业多年,突然恢复的高考令人措手不及。重要的不是一向智商高品学优当然出类而拔萃,或是原本文史根基扎实动乱中也没断了温故而知新,也绝非因了高人的指点如何恶补了数学,而是大环境的拨乱反正。大有能者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大折腾之后,终于体认到其在正常治理现代生活方面的无能。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教育,终于摆脱了激进而荒谬的乌托邦梦魇,重拾正轨。因为正常,所以难得。
不能不提及的是,一众同学之中,不少是早就断了此生还能上大学的念想的。政治贱民的烙印与生俱来早就入了另册,阴影如霾挥之不去,有的人来到燕园已经大半个学期,置身课堂环顾四座,仍然怀疑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不可能的梦境。在那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负责到各省市招生的老师们,担着风险破格取生,其胆其识,至今令人心怀感激。当然,这些考生当年得以被破格录取的一大依据,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在七十年代后期的特殊氛围中,发表过一些诗歌和小说。——因为这是文学专业。
文学,是的,文学对这些人来说将不仅仅是一种专业。起初也许只是一种爱好,一些怎么也杀不灭的文学细胞,一种阅读与写作的不良习惯,甚至也许非常功利主义,为了从乡间、矿井的重体力劳动中喘口气而舞文弄墨。但那时候弄“文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实在祸福难测。历史的转折使“文学”再次承担起“新一国国民之精神”的使命,因为是“七七级”而且是“文学七七级”,这唯一的理由,就无从闪避,切切实实领受了此一使命的感召。遂有“早晨”文学社的成立,油印刊物《早晨》的发行,对《未名湖》《这一代》和《今天》等文学杂志的参与;遂有卷入当年的文学论争的种种活动,遂有推动文学新潮的众多作品的问世。文学,是的,文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再仅仅是一种专业,拜北大红楼精神的教诲与熏陶,文学最终成了他们的志业。
当年,北大的老师们,也一样刚刚“归来”,在名副其实的“大学的废墟”上,重新开始或者真正开始他们久被摧残的教业。教的人和学的人,心里都揣着一团火,甚至可以说,一团鲁迅所说的“愤火”,一团发愤罔强之火。共患难的人生遭逢,铸成此前此后都再难复观的师生情谊。不是通常所说的传道授业、教学相长,而是使老师成为真的老师、学生成为真的学生的互相认同。尘封的讲稿与新辟的专题齐现,严格的考核与宽松的讨论并仔老师们周末列学生宿舍,一间一间闲坐聊天的情形,更是那四年里文学七七级独享的奢华。硕果仅存的那几位名师老教授上课的时分,就像过节一样令人兴奋。同学们当时就体会到莫大的幸运,自己可能是亲聆大师教诲的最后一届本科生了。而中文系的老师们又显然达成了某种默契,坚决不肯提及在那阴晴不定的日子里,如何殚精竭虑地保护了被权势者判断为闯祸的学子们。
如今回首往事,多少沉重、激动、不安都已随岁月的流水淘洗而去。记忆中,那是一个接一个新鲜而明亮的早晨,一切都刚刚从梦中醒来,生机勃勃的希望和憧憬还来不及经受后来的历史重挫。郊游、舞会,宿舍里的连床夜话和路灯下的熬夜温书,图书馆占座和大饭厅加塞,骑着自行车从二教冲到俄文楼转堂,提了五个热水瓶到小南门外的长征食堂打啤酒,……这些非“文学七七级”所特有的校同正常生活,才是鲁迅所说的“思乡的蛊惑”,引得同窗们时时反顾的吧!先逝的三位,毕业之后,在北京,在上海,在北美,各自辗转于生的艰难和死的突然;而留下来鲜活如昨的印象,仍然是话剧舞台上饰演“美丽”的北玲身影,没大没小的梁左用社论语言改装的俏皮话,晚自习回宿舍启华一推门呵呵呵憨厚的笑容。
三十一年前初春的一天早晨,瑞雪飘飞,满目晶莹,空气冷冽而湿润。文学七七级全体出动,北京同学领着大惊小怪的南方同学,燕园踏雪,像一群大孩子般滚雪球打雪仗,绕湖乱转,还照了很多张黑白相片。如今仔细端详,都说往后拍的集体照再没有那天的好。
2009年3月15日
“这本书是我们班级——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和我们老师为纪念曾经的北大岁月而作。
我们班级的同学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2月底入学,1982年1月毕业。
我们班级一共有48位同学,班主任是张剑福先生。
我们班级在北大中文系的四年中,系主任是季镇淮先生。”
这是我请设计师放在本书封底的一段文字。
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我就觉得松了一口气:《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的编辑工作终于完成啦。
李彤曾经建议我用“散文笔法”在《后记》中把整个编辑过程记录下来,我真不敢当。这两年,我已经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哆嗦起来了,所谓“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后记》要真按我的“散文笔法”写下来,得吓跑多少人!呵呵。
但“前因后果”还是要留个记录的,牵头主持编辑了这本书,总得有个总结,得给各位同学有个交代才是。
所以,哆嗦就哆嗦了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编这本书的动议应该是在十年前就提出来了。
1999年5月初,某日,因为黎宏(李志红)从美国回来,到北大一游,我们约了一些同学在勺园二号楼吃饭,席间有人提议,编个入学二十周年或毕业二十周年的纪念集吧,大家都附和,而且还当场分工,谁谁负责外地同学的联系,谁谁负责国外同学的联系。
那一年,昊北玲已经离世7年,徐启华还在美国洛杉矶的《侨报》当总编,梁左还在忙乎他的室内情景剧,其他同学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风华正茂地忙着。
但是,离开二号楼之后,这事儿就像随着饭菜入口,没了。就像从没说过似的,不了了之了。想来也许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繁忙,谁也顾不上,也许是那时我们也还算年轻,对岁月的匆匆流逝还没有太多感觉。
又过了十年。期间有过多次聚会,编纪念册的事儿也有几次提起过,但都议而不决。而在这十年间,梁左和徐启华先后辞世了。
2008年4月底,北大校庆的日子快到时,杨柳问我,聚聚不?我说随便啊,谁张罗?她说你张罗啊。
一说二说的,我就被她赶上架了。就给各位同学发短信,说是大家聚聚吧,没有主题,就聊聊天,八卦八卦。还给远在江苏、浙江、广东的同学都打了电话发了短信。老宋在山东接了电话,很痛快地说他会来。
本来确实没有什么主题,后来跟张老师一商量,聚会前翻出一堆老照片,跑到晓虹家扫描出来,又花钱找人做了个“文学七七级青春映像”的展板,把当年读书时的好些照片做了个大镜框放到五院走廊里(当时没有想到学校档案馆后来会有那么大兴趣,把它收归立档了,要知道的话,应该做得更精致一些,呵呵。后来听说许多学弟学妹们都来看这个展板,他们本来对文学七七级很是“仰视”的,看了展板后,却说:哎呀,这不是《北风那个吹》嘛!哈哈)。
看着这些老照片,想起许多当年的故事,又想起编纪念册的事儿来。跟老班长叶君远和杨柳商量了一下,准备在聚会时重新提议。如果大家支持呢,就做,如果都没兴趣,作罢。5月5日回校相聚。那天实在奇怪,早起还好好的,快到九点时,突然黑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一泻如注。
等小聪开车带着我和张鸣、晓虹九点半到五院时,雨停了!
已经有好些同学在五院了,老宋坐了一夜火车,一大早就到了。在香港教书的小刚也来了。老杜来得也很早,好像没有被雨淋着。
刘志达身体不好,本打算要来的,天气变成这个样子,我给他电话劝他别来了。许柏林在郊区开会没有来,陈建功也有会。李春临出门时突然有事,来个电话请假了。
等大家陆陆续续拎着湿淋淋的雨伞来齐后,居然也有21位呢。
中午时,和张剑福老师一起,大家又在勺园二号楼聚餐了。先为已经故去的吴北玲、梁左、徐启华三位同学斟上酒,然后大家再碰碰杯,说说话。
似乎还是三十年前的班级活动,可是人人都已双鬓清霜。倏忽间,岁月已经带走我们三十年的人生了。
想来酒酣之后,各位同学也有相同感慨吧。所以我一重新提起编纪念册,在场的同学没有反对的。大家再一起哄,我就以“曾经的班长”身份,成了“牵头人”,于是,很不客气地当场点将,把杨柳、龚玉、王娟、宋红、老杜几位收鳊成立了纪念册筹备纽。
老班长叶君远又“火上加油”,张罗着让每人出了一百元钱,“神色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还强调说是“启动资金”。
呵呵。
后来,在向“海外同学”通报的聚会上,查建英很疑惑地问过:“编纪念册这个动议是怎么来的?”
不复杂,就是以上这么个过程来的。
顺便再提一句哈,5月5日早上那场诡异的大雨过后,天放大晴,胡锦涛到北大视察来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编纪念册的事情仍然是“议而不决”的状态。终于有一天张老师提醒说,恐怕还得有个“独裁者”吧。
于是我就来做这个“独裁者”了,嘿嘿。敢做,当然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牵头人,这事儿当然不能“无为而治”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各位同学都是我背后的那堵墙。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班同学都为这本书撰写了或多或少的文字并提供图片,到了今年5月初,绝大部分稿件都来了,于是筹备组开了第一次编辑会,在原先筹备组的班底上,又以卢仲云、王林、杨柳、沈楚瑾、宋红、王娟各位资深编辑大腕组成了最佳阵容的编辑组。
之后,根据稿件的情况、版式设计的情况,编辑组不定时地召开了多次编辑讨论会。现在,终于“尘埃落定”啦。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编辑为几个部分:一是“我们同学”,是全班同学为本书所作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旧文,均有注明;二是“我们老师”,是老师们为本书所作的文章;三是“我们记录”,主要是我们班级在校四年的一些学习和活动的文字记录和图片,其中篇幅最大的是班级刊物《早晨》。收录这些当年的“老物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为了留住我们那些过往的记忆。
在这本书中,“我们同学”的文章按作者年龄大小排序,从全班同学的年龄差异中,我们可以再次触摸到1977年的时代印记;“我们老师”的文章按姓氏拼音排序;班主任张剑福老师的照片和题字单作设计,名为“我们班主任”。
书中有全班同学的简单的个人资料,它们来自现存于北大档案馆的学籍表,都是我们当年入学时填写的;个人简历由同学们为本书自撰。
吴北玲、梁左、徐启华三位同学已经作古,吴北玲的简历由她的妹妹吴北跃撰写、她的先生孙立哲改定;梁左和徐启华的简历分别由苏牧和郭小聪执笔。书中为他们作了特别设计。现在,他们是我们班级最年轻的同学了。
有四位同学未能联系上,很遗憾书中没能收入她们的文字。好在还有她们的学籍资料在,有她们和同学们的合影在,有她们毕业时的亲笔签名在,收入书中,以表示全班同学的完整到场。
那么,现在……我就“按惯例”,在这里说一段“感谢CCTV……”之类的话吧。呵呵。首先,非常非常感谢全班同学的尽心尽力。
三十年过去,还能不能组织全班同学一起来做成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同学表示存疑,我也不是一直都有信心的,倒不是怀疑大家的“向心力”,而是各位同学确实是太忙了。实际上,在张罗的过程中,筹备组也曾经遇到过一些比较为难的事儿,有过一些困惑,有过一些郁闷。但最终的结果还是给了我们大大的惊喜,惊喜之余还有大大的感动,除了筹备组和编辑组的m-l学外,其他同学除了为这本书写下文章和贡献图片,还力尽所能,做了很多工作:两位老大哥叶君远和颜乾虎像场外“啦啦队”,不断地给筹备组鼓励打气,老颜身先士卒,几乎是最早交来稿件的;如果说张剑福老师是咱们的“场外指导”,老颜是把握方向的“党支部书记”,那老叶就是名副其实的“执行指导”,真正意义上的“老班长”。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向老叶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当然老叶总是大力支持,甚至还亲自上场,分担了部分稿件的校对(真为难老叶的眼神了,呵呵);宋聚轩不仅第一个交稿,还创新提供了“班级纪事”的框架;李彤现学使用扫描仪,从加拿大传回了大量保存多年的珍贵老照片,并以自己日益“赏心悦目的书艺”(黄子平语),抄录当年我们给老师的信;张玫珊发来了吴北玲的亲笔签名;郭小聪和苏牧分别执笔编撰了徐启华和梁左的简历;夏晓虹为纪念册扫描图片、复印文稿;张鸣请吴小如先生为纪念册题写书名;黄子平在完成了最难的作业——“前言”后,又在我的请求下赶写了“具有史料意义”(王林语)的《早晨,北大》,详细地回忆了当年办刊的过程;朱晓进补充了宋红做的大学课程表;丁夏每稿必评,以激励同学们写作的积极性;朱则杰想方设法联系上高少锋的家人;黄蓓佳和陈建功、李矗为编辑工作慷慨“捐资”;高小刚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这一代》(据说此刊在海外已叫到800美元的拍卖价了哦);王小平、刘志达、孙霄兵、江锡铨、许柏林、陈京松、张继凌、李春……同学都来过电话或邮件,或校正一些稿件的错误,或询问可以做点什么,表示随叫随到……
还有高少锋,虽已久病卧床,不能写字,仍坚持以口授的方式,让夫人记录下他为这本书要说的话……
这期间,还有过几次小范围的小会,李彤、王小平、查建英、高小刚回北京时,我们都有“情况通报会”,让各位“境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零九年元旦,黄子平在首师大讲课,我们也曾小聚一次,听取了他对编辑纪念册的意见,正是在这次聚会后,我们很不客气地让老黄承担了撰写“前言”的重任。
最终,除了李志红、谭桂兰、郭丽平、赵小鸣实在联系不上外,所有的同学都为纪念册作出了贡献(算不算得上“一个也没有少”?)!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全班同学一起“抬”出来的。套用一句老话,“这是全班同学心血的结晶、智慧的结晶”。呵呵。
如果筹备组和编辑组同学同意,我希望能代表他们谢谢各位同学,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就没有今天这本书。
然后,非常感谢筹备组和编辑组同学的辛劳。
我曾经跟好些同学说过,各位同学可以随便放“卫星”,筹备组的同学却不行,他们得管“卫星回收”,得做地面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儿。所以,相信大家也都看得见,在前期,筹备组的同学做了大量的、琐碎的、细致的工作。特别是王娟,在电视台这种“把女生当男生用,把男生当牲口用”的地方,工作强度之大,外人不太了解,我是深有体会的。而她居然一次不落地参与了所有的讨论和会议,并负责了人数最多的北京地区同学的联系工作和催稿工作,负责了部分稿件的校对,还忙里偷闲,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更改同学通讯录,把两位老师的手稿录成电子版。
后期的工作更为艰巨,编辑组全体同学对这本书的重大贡献难以埋没:从封面设计、内文版式设计,到稿件校对,既繁杂又专业的工作,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尤其是沈楚瑾、宋红、王娟,她们以精湛的技术和敬业的精神,为几十万字的书稿做了两次校对;为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王林不仅请来了自己的朋友、当下著名的年轻设计师孙初、摄影师黑明,无偿设计封面和内文版式,无偿为这本书拍新照片和翻拍老照片,自己还从头至尾监督了全书的设计过程;杨柳则一直都在以自己的资深编辑经验悉心指导和验收这本书的版式设计。
最为要紧的是,作为本书的责编,卢仲云从始至终都在以极其敬业的精神和强大的责任感,督促着整个编辑工作。有了这位一丝不苟的“监督员”,编辑组所有人都屏气噤声地把这本书的质量当作了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搞了个豆腐渣工程。呵呵。
尽管在以往各期简报中,都及时地严重地表扬了应该表扬的同学,但在这里,如果同学们愿意的话,我还是要代表各位同学向筹备组和编辑组的同学表示感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为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为文学七七级的学生,我想我们还应该一起感谢为这本书撰写文章的老师们。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没有老师,文学七七级是一个不完整的班级,当年中文系老师与文学七七级的密切关系,大约说得上是“前无古人”了吧(是否后无来者?待考吧)?而这三十年来,老师们与文学七七级还一直保持着不断的联系,现在,有十六位老师在百忙中应邀为这本书题字、寄语或写下了文字,吴小如先生题写书名;袁行霈先生为书题字;周先慎先生为书起名;谢冕先生的激情;孙玉石先生的厚爱;费振刚先生的挚诚;乐黛云先生的睿智;严家炎先生的深情;洪子诚先生的严谨;刘烜先生的真挚;闽开德先生的诚恳;吕乃岩先生的和善;马振方先生的爽朗;李思孝先生的细致……
老师们当年的风采依旧。
袁行霈先生和何九盈先生还通过电话希望我在《后记》转达他们的留言:
袁行霈先生:我始终保存着对文学七七级同学的美好回忆,我至今还记得许多同学的姓名和面孔,这是我三十年来十分珍贵的记忆。
何九盈先生:你们七七级是我教过的最好的班级,呼应得最好的班级。
感谢老师们对文学七七级一如既往的关爱!
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老师。张老师的身体不好,但一直在做着我们的“场外指导”,没有张老师的坐镇,我想我张罗这事儿也是很不踏实的。
张老师为这本书题写了:“阅尽沧桑情缘未了 文学七七——我永远的朋友”,字里行间,饱含着三十年来张老师与文学七七级同学亦师亦友的情谊……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都希望您多保重!
编书的工作确实很繁琐,很费时,尤其费心思,事无巨细,都得想周全,稍有点想不到的,就有可能留下遗憾。因此,张罗这个事儿,多少还是有压力的。但是我还是兴致勃勃地、没心没肺地、乐此不疲地、毫无顾忌地张罗着,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非常感激各位同学给了我一个机会,做这件事,让我有了一种表达感恩的方式,终于能为老师和同学们做一点点事情了,我觉得很开心。
这一年多里,我像催命鬼似的给各位同学打电话、发短信、发电邮,以至于让自己炼成了文学七七级“史上最唠叨”的人!就算各位不烦我,我自己都烦自己啦,呵呵。
现在,书编完了,这个最唠叨的人也该消失啦。曾经被我烦扰过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啊,请你们多多原谅哈!
我知道我做得还不够好,因为自己能力不及。但是我真的是尽力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那是因为全班同学努力的结果;但若还有让各位不满意的地方,那我先在此表示歉意啦。
我真的希望在下一个十年,所有的同学都退休了,有更多的时光去回忆,有更好的心情去反思,有更大的冲动去写作,有更多的空闲去操作了……而且,所有的同学都能联系上了,那个时候,咱们再推举另一位同学来主持,再编一本更加更加棒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续集)》。
到那时,无论是谁来主持,我一定会做最坚定的支持者。
各位以为如何?呵呵。
特别感谢吴小如先生为我们题写书名。吴先生曾经为我们班级讲授了“唐宋词研究”,这是当年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课程之一。
感谢著名设计师、《青年视觉》设计总监孙初为本书设计封面和版式。
感谢著名摄影师黑明为本书拍摄了图片,并翻拍了全班同学的老照片。
感谢新华出版社为我们班级出版了这本书。
明年,2010年,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了,谨以《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作为献礼,表达我们对中文系的感念之心。
2009年夏酷暑中
于京郊博雅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