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的社会观察，他的文笔，是如此细致和娓娓道来，让我恨不得重回小学，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人文社会科学“推倒重来”。对于我们这些从抑制独立思考的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人来说，到大学毕业时还能保留住自己个性、特别是保留住思想个性的人，实在渺渺无几，而能够像熊培云这样独特洞察人、社会与国家的人就更是难得了。读他对电影、对文艺、对著作的评论，是一种思想享受。他的才华是上帝给我们中文世界的礼物，这种礼物让我们没有理由不感激。

熊培云编著的《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困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围”，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至于作者为什么对中国未来有信心，读者当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梁文道序 允执厥中

自序 问世间国为何物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重新发现社会

 国富论与民富论

 “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

 爱国如何主义

 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

第二章 经济与社会

 社会化与资本化

 绿色警戒

 “社会资本”主义

 被缚的“蜘蛛侠”

 民间是个好东西

第三章 物权与税权

 果壳上的物权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没有理由不纳税”

第四章 从自由到民主

 帝国稻草人

 乳房与民主

 新“农村包围城市”

 底线理想与偷鸡寓言

 从限政到宪政

第五章 开放的传统

 从孔夫子到“孔先生”

 一个人的传统

 整理国故：从墨子到胡适

 “庸俗革命家”与“增量历史”

第六章 网络社会

 自从有了互联网

 “周老虎”——一个时代的标本

 吃吃喝喝的民主——“网络咖啡”精神源流考

第七章 补遗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巴黎答客问

 社会运动与底线政治——反思法国“五月风暴”

 错过胡适一百年

 “上帝”为什么不亲自传教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附录 减政主义

初版后记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

重印后记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书缘与书评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再版代跋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1840年，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在同一年，年仅35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漂洋过海、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此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曾以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与极权主义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政府)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与单一，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的时候使国家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或改进。

如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所说，德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而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其动力来自于社会。有学者们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见《大国崛起》解说词)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而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因为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无不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前鉴。

谈到国家的意义，几年前我在相关的评论中指出“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同理，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P5-6

有一种书会令人产生幻觉：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这本书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它走进那个课题的取径，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会选上的那条路；甚至它的语气，它的说话方式，也和你内在的声音一致，恍如己出。接着，你难免自责：为什么是别人写出了这本书，而不是自己？为什么我就这么惰怠，不好好坐下来完成自己应尽的天命？

可是回头再想，便能发现既然这本书注定要被写出来，就不该再去纠缠谁是写它的那只手这等小问题了。更何况，只要静下心来，你还会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这本书最适合的作者，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细节，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识，他洞视到了你目力以外的远方。所以，你自以为是这本书作者的感觉，只不过是个幻觉。我读熊培云兄的《重新发现社会》，就经历了一次这种由幻觉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这个书名就好，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三十年变化的要点。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政府无所不能，人民则无所逃于天地间；几乎你想得出来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规划之下。大如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小如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指挥布置。我还记得农村里的长辈告诉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间就连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点动手指，权充作揖。

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听摇滚，也可以崇拜周杰伦，因为国家不管了。毕业之后，政府不再为你分配工作；独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处；生病人院，你发现公立医院要先跟你算钱；甚至报案申诉，有时候也得花钱才能买到你以为不用钱买的服务。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还要退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此外，我们还要仔细思考这种种“该”与“不该”：要依据何等标准，何种原则，我们才能够判断国家在与不在的范围和义务？又要用什么模型和方法去解释它的在与不在？更不要忘记，这三十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三十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几乎三十年来的所有争论都离不开这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有人认为国家退得不够彻底，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自由派”；有人认为国家退得太过分，这种人通常我们叫做“新左派”。为了理解这种种混淆晦暗的现象，我们又曾经历不同的重大典范。如果不嫌过简的话，我会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题是“个人”，大家直接把改革开放看成个人抬头、人性复归的契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纪初，主题变成了“市场”，改革开放被视做国家和市场两造之间的探戈与博弈。无论是谈个人还是谈市场，我们都能画出一道轴线去安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把它们粗略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走过个人和市场，今天我们该谈什么呢？培云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兹在兹的课题：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原来还有社会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不能忘记还有社会这一大块。既然培云兄已经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去谈社会的再发现，而且说得极为精彩，我就不用赘言了。但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社会”这个东西的暧昧。按照培云兄的思路，社会虽然不尽等同于“公民社会”，但二者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高标社会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为当前的中国十分特异，曾有媒体指斥“公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的产物”，不合国情；也有左派中人认为“公民社会”只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换装，乃代替市场的好听一点的说法。然而，我们也知道社会曾经是西方右翼重点招呼的对象，哈耶克固然批评“社会”以及“社会的”等词汇的滥用，前英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公开说道“社会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其中一句口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化的社会”，似乎又在证明“社会”那左的嫌疑。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度陈仓的小通道呢？

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尽管在我看来，他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要比我“右”，但这套思路却是我非常认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它具体得不得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说“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就被认定是自由派，仿佛言论自由是右翼自由主义的专用名词。可是，难道新左派就用不着言论自由？就用不着无所顾忌地表达心中所想吗？当然不是。可见言论自由实在是任何立场都应共同预设共同捍卫的基本底线。而培云兄所说的

“社会”，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线所划出的界域。没有这个界域，没有这一系列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就什么都说不上。

我在陈丹青的《荒废集》里读到一个故事。话说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胡适、鲁迅的差异何其之大，向来被后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论敌，他怎么会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呢？他所说的“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尽可以有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但不能不保持对异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不来自外在的表面的礼貌与虚伪，它来自大家对共同底线的信守。从这个角度看，《重新发现社会》不啻是熊培云兄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期盼：让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谁，让我们回到共同的底线。

2009年7月18日

就在我准备为本书写一个后记的时候，正好接到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兄的一个约稿。2010年即将过去，力奋兄希望我能就过去的一年写一点总结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谈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出版后的一些感想。

回想整个2010年，我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实话实说，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意外。

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还在《南风窗》杂志社工作，写了一篇关于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我看来，社会瓜果凋零，国家概念混乱，既是今日中国之乱象，也是当下许多悲剧与扰乱的根源。

其后几年间，无论是完成《南风窗》的约稿，还是其他媒体的专栏写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书的体例写。这是一次很好的协调。有写书的计划，写作时你必须掌握全局，而写专栏的好处是它会逼迫你随时关注这个社会，使文字始终保持时代的热度。这也算是我的一种尝试吧。我常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写专栏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不至于因为沉入书斋而远离现实。2009年初，当书稿完成，我先后把它给了两家出版社，但都没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国内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编辑曾经找我约过书稿。但是，当我将书稿mail过去时，很快收到的答复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书稿”。我想这位编辑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百年沉浮的书稿吧，我曾经和她谈起过，她很感兴趣。而眼下这本书算是被婉言谢绝了。不过再后来，我听梁文道兄说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找我。总之，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了。

接下来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发给了他。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编辑都非常高兴，觉得书的质量很好。谁知辛辛苦苦几个月，待快要下厂时，编辑的一个念头让出版再一次泡了汤。编辑认为这部书稿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尽可能减少错字，他特别找了社里的一个老校对多校一遍，以求尽责。谁知道这位老校对只看了前两章就崩溃了——“怎么能这样写反右呢？这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有定论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故事”了。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长那里告了状，并直接导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一个不思进取的老校对“力挽狂澜”，几个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前功尽弃，面对如此荒诞的场面，我真是连一点叹息的热情都没有。

我只能安慰编辑，我不介意，我为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他也不要气馁。对于我个人而言，书稿因此延后出版，但也谈不上多大损失。我习惯积极地理解那些散落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只当是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以继续打磨书稿。这种积极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我一定是给书稿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

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几年前《思想国》书稿从上海转到广西，再转到甘肃，为了让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路给书做减法，在甘肃条形码都下来了，照旧泡了汤。最后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东南西北。因为《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未收进去，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所以，在其后的两个月里，我在书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不能因为一个老校对的反对、一家出版社老总的担心而否定书稿的价值，放弃自己的追求。紧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雁女士找到我，询问乡村书稿的进度，在知道我手头还有《重新发现社会》书稿时，她开始责怪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给她。关于这一点，除了阴差阳错，我实在没法解释。刘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仅是我思考与写作的见证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从旧体制里解放出来，多少也有我的一点功劳。

很快，书出来了，几乎未动一字。再后来的事，许多读者都知道了，该书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七次，并且陆续获评2010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及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等等。

尽管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这一年的确是我丰收的一年。从各路媒体到大学，从党校到政府官员，许多读者都表示了对书中观点的认同。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我有机会提前看到了书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说中国要有社会理想，更要有社会批评；而没有社会批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理想。

过去的一年，我感触最多的还是大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成长方面的默契。这一年，旧的秩序继续被一点点瓦解，新的事物继续孕育与诞生，社会以其特有的节奏继续缓慢生长，网络科技继续重构人们的观念与生活。这一年中国的脉搏，不是统计报表上的GDP指数，也不是体育盛典上的礼花与焰火，而是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转帖、140字的微博。这一年，人们不忘默契与坚守，继续期待围观成就社会，默契改变中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方向已明，这种默契多年来一直存在。这也是我对未来乐观的原因之一。

我在书里谈到希望找到中国的底线与共识，一年来大家对《重新发现社会》的重视也是这种共识或者底线的一部分吧。无论是评委们为该书投的赞成票，还是普通读者的夸赞或者多买几本送人，这里面都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无限期许。说实话，有时候一想到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无穷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我甚至会热泪盈眶。一是走出封闭的年代，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发现社会了；二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一次次被摧毁，一次次需要重新出发？

每有悲剧发生，许多人都在说，啊，我们需要一个真相。其实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悲剧，这么多的暴力，这么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已经支撑起一个足够大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是中国人活得还缺少尊严，就是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一个整体性推进。

网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今天，我们希望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此”字，既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包括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们所栖身的现在，即所有人都应该从现在开始，从这片土地上站起来。而非当年一人站立，亿万匍匐。我们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让社会不为权力跪求，只为权利昂扬。

回想这些年因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会各界对《重新发现社会》的认同，我尤其想说的是，尽管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们还是可以在逆境中怀抱希望，还是可以多做许多事情，而且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逆境未尝不是一种机遇，前提是你愿意解救自己，愿意有所作为。所以，在《新周刊》的获奖感言中，我特别强调“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本文节选自《自由在高处》一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