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1895)
中国第一所自办与公立大学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自办与公立大学。如果不算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那北洋大学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
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1952年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最早一批近代学制大学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优秀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科技教育的航程。它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永远占有极为特殊和最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北洋西学学堂时期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几个月后，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朝廷，在天津开办“西学体用”的北洋西学学堂(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光绪帝迅即降旨照准。于是，这所后来被称作国立北洋大学的新型学府，便在天津海大道梁园门外北运河畔(今大沽路小营门外海河中学、解放南园一带)的博文书院旧址(由1887年成立的吞纳学院改建而来)开始招生授业。
创办初始，盛宣怀兼任学堂督办，聘请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为总教习(教务长)。依据规划，学堂常年经费需银55000两，由天津海关道掌控的电报、招商各局筹款支用；学堂内分设头等、二等学堂，合计招生定额为120名(最后正式招生125名)；其头等学堂初设工程、矿务、机械和律例(法律)4个学门，属专科和大学程度；二等学堂则类似于大学预科。学制各为4年，经过8年，培养出专门人才。同时，资送头等毕业生出国留学，也是学堂创办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之后又增设铁路专科班，1898年更设铁路学堂。该班庚子年间避难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使得盛宣怀在沪上创办的这所学校悬置已久的“上院”(大学部)终于有了第一批学生。
北洋西学学堂自一开创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并以高水平的新式大学出现。创办之始即援照美国模式办学，在功课设置、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方法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相关学科皆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体现了北洋学堂“兴学救国”的创办宗旨。
盛宣怀之勇于并能够开设“外国所谓大学堂”性质的西式学堂，除了他在辅佐李鸿章筹办“洋务事业”过程中深感人才奇缺的内在需求，以及操办近代公用企事业可以游刃有余地调度财力支撑，而且适时把握住了甲午战败、举国思变的有利契机之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得到了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的协助。丁氏不仅深度参与学校章程的制订和未来谋划，而且在此后11年间成为北洋学堂的实际掌门人(尽管包括二品大员伍廷芳等在内的津门高官轮替挂名学校最高职务，却极少涉足实际校务)。
如此一来，学校便出现了如北洋校友孙越崎所说“北洋大学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的独特现象：教师绝大部分是美国人，教材则是原版美国教科书，课堂上主课一律用英语授课，作业和考试亦复如此。丁家立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办学模式植入北洋校内，使得其起点颇高。当然，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和活动在此不曾出现，表明国立办学的性质。
不过，北洋西学学堂的高起点，与中小学教育殊欠发达的晚清社会不相匹配，形成生源难求的困局。虽然最初也曾略微降格变通，但总体而言，北洋校方始终不肯“放下身段”，秉持“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因而造就了甚佳的社会声誉，也使得本科毕业生数目相对较少。北洋学生在清末以广东籍居多，民国初年以江浙籍为多，此后则以河北籍为多。生源的地域分布由南而北，与国人接触“欧风美雨”的先后情形大体吻合。学堂开办之初到香港招生，报名应试者数以千计，实际录取者仅10余名，其中即有在皇后学院就读的王宠佑、王宠惠兄弟。据他们忆述：北洋的课程简洁、完善而注重实用，学校延请专家演讲，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当年即曾来矿科演讲数次。4年以后，王氏兄弟成为数目寥寥的北洋首届毕业生。
丁家立聘任的美国教师，月俸银200两，较之在本国优渥，其聘任合同通常以3年为期；教授国文的中国教师月银40两，在当时亦属高薪。戊戌变法前后，吴稚晖曾在北洋担任国文教员，虽任教时日短暂，但西方的机构和著作习惯于称他为北洋大学教授，视为一种身份和荣誉。美籍教师中也不乏知名学者，譬如福拉尔和莫里斯两位教授，前者求学瑞士期间与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深悉相对论要旨，曾为北洋学生作专题讲解；后者则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赴亚洲做地质考察后留在北洋任教。
丁家立作为总教习，对学校管理认真而严格。据早期学生回忆：冬夜，学生中有违反作息规定迟睡闲聊者，事为丁家立所知，“有一次突然掩入，学生们闻声熄灯上床装睡，丁家立乃遍摸学生之足，发现足部凉的数人，即为迟睡者，加以训诫”。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丁家立引领学校步入正轨、声誉鹊起之时，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校园被用作军营，学校师生四处星散，学校被迫停办，教学设施、文档案卷损毁殆尽。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一次大劫难。联军占领后期，丁家立协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向德方索要校址，不得要领。丁家立自告奋勇，亲赴柏林，援引德国法律，竟讨回赔偿费白银50000两。袁世凯拨出西沽武器库旧址和部分款项，由丁家立组织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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