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纪实之一》这本书是徐杰舜教授在一年内在金钟山景区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总结。书中大部分都是教授的调查手记、录音已经相关资料整理，显得格外细致、真实、客观。

历史的转向有时很慢，有时又很快。慢的有时历时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快的有时只要几十年、几年、几十天，甚至几天。

一个偶然的机缘，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漂泊中，我发现了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西山村的福村，这个离永福县城仅20公里的小山村，存在着令人惊奇的一个现象：改革开放30年了，甚至解放60年了，但是定居在此三四百年的福村人，竟然长期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之中。这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当过兵，也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我曾考察过除西藏以外全国各地的农村，甚至跑遍了新疆南北，也没见过这样落后的村庄！

更令人惊讶的是：1998年，福村所处的金山发现了美丽绝伦的溶洞——福岩和桂北唯一的天坑后，从2000年开始，历经十年，最后被浙江开发商建设成了已在远近出了名的金山景区之时，福村仍然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之中。与金山近在咫尺的福村，在文明已经走到了自己家门口之时，为什么竟然无动于衷呢？

为了解开这个桂北小山村长期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中之谜，我带着我的学生林敏霞博士、罗彩娟博士、韦小鹏硕士、温美珍、王晓艳和丘文荣硕士研究生等6人进入福村，开展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有幸目睹了福村的历史转向，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

在我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经历中，一般都是对已有的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概括、分析、提炼和提升，然而在福村的田野考察中，我与我的学生们不仅目睹了福村的历史转向，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了福村的历史转向。

这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田野经历，于是我用田野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了福村的这个历史转向。

总序

序

主要人物一览表

进点

 一、在路上

 二、进点

 三、见面会

初访

 一、赶集

 二、访童耳丰

第一次村民大会

 一、风波

 二、探路：访锦镇王书记

 三、探路：与龙甲、童少友座谈

 四、会议前奏

 五、村民大会纪实

访龙甲

 一、龙甲及其一家

 二、访龙甲

一天三访

 一、失约

 二、访南、冯二副镇长

 三、走村串巷访少友

官员、农家乐、农民

 一、访永永福县妇联主席张主席

 二、师生话旅游

 三、品农家乐

 四、访仁军

第二次村民大会

 一、路在何方

 二、第二次村民大会纪实

福村乡村旅游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一、两个世界

 二、采访童汉口

 三、“福村乡村旅游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互访交心

 一、龙林来访

 二、访童胜

 三、交心

志在富民

 一、回首

 二、志在富民

 三、彻夜难眠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四人谈

 二、乡村社会与农村工作

 三、条条致富之路通向福村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一、调查总结会

 二、电话

 三、我们走在大路上

后记

在公路没有修通前，福村人进山出山靠的都是徒步。公路修通后，福村人出行有了较为便捷的交通工具。有坐上两三个人驰骋山间的摩托车，也有可以搭乘十来个人的三马仔。

今天我和我的学生敏霞、彩娟、小鹏、晓艳一行5人到锦镇上赶集，乘坐的就是一辆三马仔。这种三马仔结构很简单，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它是时风三轮农用车的山寨版。三个轮子，前轮上方是个简陋的驾驶室，除了驾驶员外，还可供一位乘客乘坐；后两个轮子支撑的是篷式车厢，车厢内并不是很宽，而设置在车厢两侧的乘客座位就更窄了，一条长条凳子，仅够支撑一个瘦子的屁股。车厢内的过道则相对较宽，宽度可供两个成年人并排站立，但当乘客们坐下来时，过道的空间已所剩无几，况且这里还是农副产品的地盘。

当驾车的司机看到车上乘客数量达到满意的心理指数后，便开始发动车子向山外开去。不知道是车的缘故，还是油的质量问题。车刚开出不远，我们就连续听到几声拔尖的爆炸声，吓得我的几个学生直叫起来。

车子下坡以后，在金山景区办公大楼停了下来。上的是一位留着一头寸发，身着咖啡色夹克，黑色长裤，脚穿黑色长筒雨鞋，手提一个篮子的老人，他看上去有60来岁的样子。上车后，这老人并不言语，只是听着我的学生们在谈论昨晚上在村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车子行驶不久后，在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村子前停了下来。一位去赶集的妇女急急忙忙地上了车，她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就把装在鸡笼里的两只鸡塞进座位底下。

当车行至金山跑马场附近时，身着咖啡色夹克的老人开始和我搭讪。

“你就是昨天晚上到村里的老教授？”

“是啊！我昨天晚上到的，这几个都是我的学生，有博士、硕士，你贵姓啊？”

“我姓童，童耳丰。”

“姓童，哦！童耳丰，也是福村的吧？”

“是！昨天晚上就听讲你们来哦！”

“哦！我这次带学生来搞社会调查，主要了解我们福村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哦！好的！今天你们也去赶闹子(赶圩)？”

“是啊！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上街看看你们这里过清明的风俗，看集市上有什么买啊！你们拜山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哦！多咧！这个要慢慢看，慢慢讲。”车驶出金山景区山门不远处时，童耳丰老人指着公路悬崖下方的一道山门说：“下面有个老山门，那是我们老祖们盖的。”

“哦！山门，还有城墙。”

“对，那里还有个碑文，讲这个山门是成丰十年建的。”

很健谈的童耳丰，一路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福村的事儿。闲谈中，我还了解到童耳丰也在金山景区上班。热情的他，还邀请我晚上到他家喝酒。而采访童耳丰老人的计划也在此时此刻定了下来。

山里的天气变幻无常。为了方便走村串巷，我今天特地带学生到锦镇赶集，购买雨鞋等相关物品。可就在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换上雨鞋时，天突然放晴了。现在走路是不用提着心了，但双脚似乎进了蒸笼。

锦镇集市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集市上有什么收获呢？下面就看一下王晓艳的田野日记。

清明节就要到了。因此，福村的每户农家都包了很多粽子。早上起床后，在房东童老师家里“过早”(福村人管“早饭”叫做“过早”)，吃的就是粽子。这边的粽子外层包糯米和红豆，中间是肉和芝麻，味道相当不错。  尽管天公不作美，我们仍旧按昨天的计划前往锦镇赶圩。早上8点半从福村出发，中午十点半从镇上坐车子坷来，收获不少。徐老师给我们买了红色的安踏队服。锦镇不算很大，只有一条主干道，而且这条主干道还有一段近百米的坑洼路，非常难走。听说这里是两个地方的交接地，属无人管地带。圩日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小镇变得热闹非凡。人们交流的语言大多为桂林话，而那些地方特有的方言，我听得不是很明白。集镇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就连安踏、乔丹、鸿星尔克等著名品牌的专卖店也赫然在列。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厅、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就不用说了。总之，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明天是清明节。因而今天集镇上处处都能看到祭祖用品。除了冥币，就是品种繁多的纸质的现代的祭祖用品：衣服、烟、酒、小轿车、电脑、洗漱用品、黄金，等等。由于这些用品时尚，逼真，价格又实惠，因而博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在一家摊位上，有一种特别的祭品出售。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竹制框架，匹方状，外敷红纸，上面写有“某某人寄给某某人，在阴间独自使用”等字样。买这种祭品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这个是给去世还没有满一年的人用的。P20-22

历史的转向有时很慢，有时又很快。慢的有时历时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快的有时只要几十年、几年、几十天，甚至几天。

一个偶然的机缘，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漂泊中，我发现了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西山村的福村，这个离永福县城仅20公里的小山村，存在着令人惊奇的一个现象：改革开放30年了，甚至解放60年了，但是定居在此三四百年的福村人，竟然长期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之中。这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当过兵，也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我曾考察过除西藏以外全国各地的农村，甚至跑遍了新疆南北，也没见过这样落后的村庄！

更令人惊讶的是：1998年，福村所处的金山发现了美丽绝伦的溶洞——福岩和桂北唯一的天坑后，从2000年开始，历经十年，最后被浙江开发商建设成了已在远近出了名的金山景区之时，福村仍然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之中。与金山近在咫尺的福村，在文明已经走到了自己家门口之时，为什么竟然无动于衷呢？

为了解开这个桂北小山村长期停滞在贫穷和落后中之谜，我带着我的学生林敏霞博士、罗彩娟博士、韦小鹏硕士、温美珍、王晓艳和丘文荣硕士研究生等6人进入福村，开展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有幸目睹了福村的历史转向，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

在我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经历中，一般都是对已有的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概括、分析、提炼和提升，然而在福村的田野考察中，我与我的学生们不仅目睹了福村的历史转向，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了福村的历史转向。

这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田野经历，于是我用田野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了福村的这个历史转向。

在我的乡村社会田野考察经历中，有着许多不同的经历和感受：

有在广西贺州南乡镇的田野考察经历。选择南乡是因为当时贺县文化馆的刘小春的介绍，感到桂西北的壮族研究者很多，成果也不少，相比之下，桂东北的壮族研究者较少，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决定选择桂东北汉族包围之中的壮族唯一的聚居乡——贺县南乡镇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1989年冬进入南乡时得到镇干部的全力支持，我与我的学生罗树杰基本上在镇所在地进行文献搜集、开座谈会、参观访问、深入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活动，此后，我们又于1989年7月、lO月和1990年1月三次进入南乡，先后进行了为期百余天的田野考察，还请全镇有资历、有威望的6位老人审阅全稿，并在镇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汇报，最后在镇里的资助下，于1990年9月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一书。现在回顾反思起来，这次田野考察我们是以客位他者的眼光在审视南乡40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头10年社会文化的变迁。考察完成后仍然时不时想起南乡，事隔15年后，2005年初又带学生去重访南乡，分别对南乡镇的江坪、沙垌、大汤三个村做了田野考察，了解了南乡改革开放近15年(1990—2005)的变迁，虽然对人类学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进行了论证，但对南乡没有产生牵肠挂肚的责任感。

有在广西贺州八步镇(现改为八步区)的田野考察经历。选择八步是因为我们对八步复杂的族群结构特别感兴趣。自从1989年考察了南乡以后。了解到八步不仅有壮族、瑶族，汉族的族群也特别多，主要有客家人、八都人、铺门人、鸬鹚人、本地人、胥民、湘人等。由于族群繁多，方言也复杂，八步人几乎都是语言学家，每个人都会讲五六种，甚至七八种方言。于是我于1999年1月到2月，在贺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与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桂兰、罗树杰、韦树关、盘美花和李远龙老师组成课题组，对八步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田野工作，分别考察了八步镇的厦良村、良凤村、三加村，以及黄洞瑶族乡的都江村，鹅塘镇的盘谷村，撰写了16份考察报告。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撰写出版了《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这次田野经历时间并不长，使我们具体地认识了贺州八步复杂的族群结构，虽然对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进行了论证，但对八步也没有产生牵肠挂肚的责任感a

有在新疆的田野考察经历。2000年6月《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后，8月初我与徐桂兰初赴乌鲁木齐和吐鲁番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田野考察，完成了400份入户问卷，采访了20位维、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获得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初步看法。2001年7月到8月，我与徐桂兰，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余振教授等人又入疆考察了乌鲁木齐、阿克苏、和田、喀什、伊宁，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了新疆的民族关系。这之后，我与徐桂兰受中央统战部之托，于2004年8月三赴新疆，考察了乌鲁木齐、喀什、阿勒泰和哈密。这三次对新疆的田野考察使我们目睹、聆听和感悟了新疆民族关系的症结之所在，除经中央统战部审查，2004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中发表了《新疆民族团结考察报告》外，汇编成三卷、200余万字的《目睹·聆听·感悟——新疆民族关系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公开出版。新疆3年的田野经历，虽然对人类学的族群关系进行了论证，也有忧国忧民之感，但对新疆也没有产生牵肠挂肚的责任感。

有在浙江武义县的田野考察经历。选择武义纯属偶然，2006年3月夫人徐桂兰退休后回故乡武义探亲，深感二十多年来武义变化巨大，多次打电话叫我回去看看，甚至激将说：“你搞人类学的人，不回来看要后悔的！”于是我于5月1日凌晨飞到杭州，回到武义。不看不知道，一看受震撼，昔日贫穷落后的武义，今日已换了新貌。于是5月3日急就了《重读武义》一文，特别感叹地说：“今天重读武义：武义变了，变美了，变富了，变文明了。借用孟浩然的问话，如果现在‘鸡鸣问何处’，那么新农村是武义！”此稿被我过去教过的学生，时任县委办副主任的高济敖拿去后，又上了武义新闻网，并加了编者按，又上了《今日武义》报。不久，县委办打来电话，约我面谈，为武义新农村建设总结经验。6月初我应邀专赴武义，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交换了意见，遂接受委托，《新农村建设武义摸式研究》正式立项。7月15日，我与徐桂兰率4个博士生和2个硕士生进入武义县，开始了历时近2个月的田野工作。这次团队式的田野考察得天时地利人和，纵横武义上下，顺利地完成了课题研究，并获得了以郑杭生教授为组长，由曹锦清、贺雪峰、顾益康、黄祖辉和陈华文等著名学者组成的评审组的高度评价。这次田野经历用郑杭生先生的话来说：“立意高远，资料翔实”，“既可作为武义县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份历史总结，更可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一个‘新乡土中国’的图像。”①但对武义也没有产生牵肠挂肚的责任感。

这次到桂林永福县绵镇福村做田野考察，却不知为何从一开始选点，到进点，到全面展开田野工作，一直到撤出福村，始终有一种牵肠挂肚的责任感。

选福村为田野点，开始是无意识的。2008年8月应桂林金钟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志辉先生的邀请，考察了金钟山由他和郑世武先生投资开发的金钟山风景区，发现景区中的福村很穷很封闭很落后，一个新开发风景如画的人间仙境金山与一个贫穷落后的福村，组合在一个空间里，仿佛在时间上隔了上百年，极不协调，也极不相称。几经了解，福村不仅很穷很封闭很落后，而且与政府和开发商也有比较尖锐的矛盾。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田野点吗？

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后，我于2009年4月3日，带了2名博士、4名硕士生进了福村。没想到矛盾积累已久的福村，由于我们的进点入住，一下子炸了锅，把我们推上了福村矛盾的风口浪尖，从此以后，福村40多户人家、150余人不仅是我们的考察对象，更成了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田野考察组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工作组。

从此以后，福村生话的每一个人，福村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必须关心的，必须了解的。从4月到9月的六个月里，我们牵肠挂肚地关心着福村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为福村的现代转型搞规划，跑项目，找经费，沟通与政府的关系，协调与开发商的关系，从客位完全转向了主位，我似乎成了不是村长的村长，及至今日，福村的村民有事有难都还要打电话找我，我时不时地也要去福村看望村民，这种对田野点牵肠挂肚的责任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会对福村产生这种牵肠挂肚的责任感？

我想来想去，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前所考察的田野点，我基本上是客位的观察，田野点上的所有工作都是本地人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考察完毕，写出了田野报告，出版了著作，获得了学术成果，也就大功告成了，岂会产生对田野点牵肠挂肚的责任感？显然不会，也不可能。

而福村则不同，我们已不单纯是进行人类学的学术考察，而是遵循了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教导，把学术研究与新农村建设的工作结合了起来，福村的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都融进了我们的心血，我们能不对福村牵肠挂肚吗？

正因为有了这种牵肠挂肚责任感之使然，所以从进点一开始，在紧张的田野工作中，就记录下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这本纪实性的民族志报告，奉献给读者，不仅作为对福村人民在现代转型的讴歌，也是对民族志文本书写纪实表述的一种尝试。

2010年6月29日在南宁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的第5届文学人类学年会上，我以《民族志书写的纪实表述》为题作了发言：

时间很宝贵，我不敢超时。这次来参加会议，我还是学习到了不少。因为年轻的学者越来越多，目前在国际上跨学科的互动，其实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的人认为，文学和人类学搞在一起或许有点滑稽，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要把人类学拉过来？那么人类学本身也有一种表述，一种方式。任何一种学术都有一种表述的方式，物理有物理学的表述方式，数学有数学的表述方式。那文学人类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参加文学人类学的会，就应该对文学人类学有一个了解。质疑是可以的，质疑说明你们在思考，思考就要想问题，那么我也在思考。说实话我既不是文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我是学历史的，本科历史出身，我为什么慢慢走向了人类学，慢慢走进了人类学？还钻进去出不来了！就是因为人类学有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吸引力。因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学科都在跟人类学牵手，经济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我甚至预言数学人类学、物理人类学都会出现，为什么？我们现在被化学包围了，从早到晚有哪一样不是化学在参与，那我们人类学就是人不是化学本身，那化学人类学应该出来吗？数学人类学，我们现在数字化了，你们手机定了位了，永远也逃不掉，以后手机越好，你们越逃不掉监控，这就是数学人类学的东西，要关注的还要多。物理人类学一样，每人一个手机，一台电脑，，不就是物理人类学的东西吗？

所以说文学人类学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看起来是文学和人类学牵手的一个现象，我怎么理解它，我们是在学习，我们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是叶舒宪教授。文学人类学就是从破译历史文献开始的。中国那么多的历史文献，他们为什么要破译呢？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解读和理解古代人是怎样去思考问题的，这个工作正在做。别人不承认，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中国人类学史的发展少不了这个声音。

好，我怎么学习？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表达自己，我对人类学的理解就是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表达，表达就要表述，是说，还是写？刚才我们盂老师很精彩地讲了物语，把东西拿来说话。叶舒宪用考古的东西来说明，四重证据，厉害吧？证据就摆在那里，熊图腾PK狼图腾。所以刚刚每个人也都在表述，之前我们主持人提醒时间，每个人都在表述。之前有学生的发言，说他老师提交的论文基本上是他写的，很大胆，是对老师的一种挑战，对于老师而言，很可怕，很恐怖，他也在表述。学生是一种精神，从老师的角度讲，不能占有学生的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当老师我跟学生合作的话，如果自己参与了，肯定把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了，但是也有学校规定老师的名字必须放在前面，那也没办法，那你不能在这种场合下把老师卖掉，这就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表述了。

我去年到田野，半年的时间在一个田野点上，我进了这个田野点，就是因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三方利益PK、博弈，非常激烈。政府很厉害，农民也很怕，开发商也很恼火，投资一个亿却没有办法实施开发计划，农民不愿迁出原址搬进已经新建好的住宅区。

这个点我做了半年，我怎么来表述它，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就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表述问题了。我的表述采取的是全记录的表述，或者是叫纪实的方法。农民住了四百多年，在大山里，以前他们走到镇里都要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的山路，现在开发商修好路，摩托车出来十分钟。但农民还是很矛盾。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首先要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于是我就带着我的两个博士、四个硕士进了这个村。

我们采取的是人类学的方法，开发商也不完全信任我们，政府做工作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去还行吗？镇里的乡里的干部，更不相信。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行呢？但是我们两个博士四个硕士加一个老师用十天的时间，使他们开发了将近十年的村子的村民的思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农民服我们，因为我们讲得对。我们讲政府和开发商把你们迁走的路线错了。旅游人类学讲开发景点不可以只能有景点本身，把农民迁走了就不行了，而是主张农民就地开发乡村旅游。我们采取的是全记录的方式，我们如何说，农民、政府、开发商是怎么说的，全部如实记录下来，两个田野报告，一个三十万字，一个五十万字，全纪录了这个过程。谢谢。

没想到我这不到十分钟的发言，竟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这给我对用全记录纪实的表述方式来写民族志报告以信心，今有机会出版这本全接触、全记录的民族志报告，以飨读者，除了衷心地感谢福村的父老乡亲们，感谢永福县、镇干部，以及金钟山景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外，我想本书的出版的价值在于：

一则可供所有做田野考察工作的朋友们一个很具体、很微观的参考。许多人一听说下田野，就紧张、就发毛，不知从何做起，也不知从何说起，那就看这本书吧，这本书给你提供了一个示范样本；

二则可以作为民族志报告书写的一种表述方式，这对正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民族志研究不啻是一种补充；

三则对福村的现代转型作一个历史的记录，将来有一天福村与金山景区一样发展了，那时，人们再看这本书，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新农村的建设是如何起步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上起步的！

感谢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的韦小鹏硕士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我的田野考察，没日没夜、不辞辛苦地协助我录音，并整理了全部录音。

徐杰舜

2010年9月2日

于武汉江南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