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
I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是嫌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在摊放着打开的衣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的桌子上面，还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的是一位戴皮帽子、围皮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没了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的事统统忘掉该多好。”他想。但是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态了。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他试了至少一百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的头抬起来更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的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使他浑身起了一阵寒战。
他又滑下来恢复到原来的姿势。“起床这么早，”他想，“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比如，我有一天上午赶回旅馆登记取回订货单时，别的人才坐下来吃早餐。我若是跟我的老板也来这一手，准定当场就给开除。也许开除了倒更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但是事情也未必毫无转机，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得五六年——可是我一定能做到，到那时我就会时来运转了。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5点钟就要开了。”
他看了看柜子上嘀嘀嗒嗒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道。已经6点半了，而时针还在悠悠然向前移动，连6点半也过了，马上就要7点差一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4点钟的，显然它已经响过了。是的，不过在那震耳欲聋的响声里，难道真的能安宁地睡着吗？嗯，他睡得并不安宁，可是却正说明他还是睡得不坏。那么他现在该干什么呢？下一班车7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似的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甚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还是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5点钟那班火车，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那听差是老板的心腹，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那么，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不过这将是最最不愉快的事，而且也显得很可疑，因为他服务五年以来没有害过一次病。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还会引证医药顾问的话，粗暴地把所有的理由都驳掉。在那个大夫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之至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再说今天这种情况，大夫的话是不是真的不对呢？格里高尔觉得身体挺不错，只除了有些困乏，这在如此长久的一次睡眠以后实在有些多余，另外，他甚至觉得特别饿。
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6点三刻了——这时，他床头后面的门上传来了一下轻轻的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7点差一刻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不免大吃一惊。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伴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竭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正常。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
首先他要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起床，穿好衣服，最要紧的是吃饱早饭，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他非常明白，躺在床上瞎想一气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还记得过去也许是因为睡觉姿势不好，躺在床上时往往会觉得这儿那儿隐隐作痛，及至起来，就知道纯属心理作用，所以他殷切地盼望今天早晨的幻觉会逐渐消逝。他也深信，他之所以变声音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P1-4
卡夫卡，其人不可作寻常看。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派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本人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再平常不过了。
1883年，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德语文科中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1906年被授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1908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17年患肺病，1922年因病离职；1924年病逝，终年只有4l岁。在这短暂的生涯中，富于戏剧性和令人惊愕的是他的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1914年6月他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但7月就宣布解除婚约；1917年，又是6月，他再度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但这一年的12月又宣布婚约告吹；1919年5月，他与尤丽叶·沃里泽克订婚，教会还宣布了他们的结婚预告，卡夫卡为结婚找到了一套房子，然而就在临结婚前两天，当他发现这套房子已被租给别人时，就中止结婚，随之，婚约也在1920年夏天解除了。卡夫卡一生既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既非功成名就，亦非默默无闻。从形而下来看就一个常人也。然而从精神层面来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憎恶现实而又显得无奈，痛恨社会而又心存恐惧的人生。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这辛酸是思想的辛酸，这坎坷是精神的坎坷。
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与犹太教保持距离；作为一个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白领，他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公务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无法完全从事写作，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正如他是一个二元帝国的臣民一样，他的内心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无归属感、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便成为这样一种性格的衍化物。
他是犹太人，生于布拉格，受的是德意志教育，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混杂于一身，都在他的精神上自觉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就使他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无归属感的人，成了一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莫名其妙地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流浪。在另一封同样是在晚年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写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作一个祖国。”①
在这个他认为莫名其妙的世界里，在他诞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里，他把自己看成一个陌生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记(1913年8月21日)里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意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在学校里，虽然友爱和善，但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同学、伙伴保持疏远和陌生。这种人生体验和生活感受，不仅表现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也流露在他的书信、日记里，更见之于他的作品：《失踪的人》中的主人公罗斯曼之在美国，《诉讼》的主人公本德曼之对父亲，《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陌生感得到了艺术上的充分展示和表达，并且，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卡夫卡本人的影子。
当陌生感成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主宰时，他便不得不从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己的世界，这样孤独感便成为一个必然的产物。表现在卡夫卡身上，便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不仅是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对此做了这样形象的表述：“……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与他成为知已，在他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透的墙。他以那文静可爱的微笑敞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①青年时期，他渴求爱情，但几次订立婚约和几次解除婚约表明，他更渴求孤独。他在日记里(1913年8月15日)斩钉截铁地写道：“我将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不同任何人讲话。”这不是他的一时愤世嫉俗之词，而是他心底深处的声音。在他逝世前三年，他在日记中对孤独感做了这样的美化：
“与其说生活在孤独之中，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已经得其所哉。与鲁滨孙的孤岛相比，这块区域显得美妙无比，充满生机。”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是一种抗拒现实的心理的外化形式，是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是一种内省的需要。他在给他的好友勃洛德的信中一语中的：“……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的目的，是对我的极大诱惑。”②他把自己看作在夜里、在大山之中失群的一只羊(日记，1913年11月9日)。这种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孤独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在他的长篇作品如《失踪的人》《城堡》，中短篇作品如《变形记》《单身汉的不幸》《最初的痛苦》等中，……在1926年为《城堡》写的后记中就开始用宗教(犹太宗教)的观点对卡夫卡进行阐释了。到后来他越走越远，忽视了文本的存在，抛弃了卡夫卡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批判。他在《弗·卡夫卡的信念和学说》一文中，把卡夫卡变成了一个犹太宗教预言家，一个犹太民族主义“救世教义”的信仰者。在卡夫卡研究史上，以勃洛德为代表的用犹太民族的宗教观点来解释卡夫卡作品的这条路线已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拒绝。
卡夫卡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他对基督教的热情甚于犹太教，这样，有的学者异于勃洛德用基督教的精神来阐释卡夫卡，把他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福音书上的人物的象征，把他与丹麦哲学家克尔恺戈尔相提并论，称卡夫卡“作品的每一行字都说明，一种没有上帝的存在，一种没有超经验的存在是不人道的”。①
用宗教观点去阐释卡夫卡，勃洛德是始作俑者。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倾向、超现实主义色彩，使这些宗教论的学者无法渗透卡夫卡思想的本意，无法明了卡夫卡独特的表现方式，这就导致产生一种宗教上的解释成为必然了。
在对卡夫卡的接受上，异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一种观点。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为揭露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和社会生活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实质的一种高度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异化所下的定义)。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他的作品或谈话也没有提及这个概念，但是他以敏锐的感觉觉察到了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中，人在创造物的同时又成为物的统治对象，并且他以异于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把这种现象表现出来。他在与雅诺什的谈话中这样谈到了他的这种感觉：“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何处，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②他在《变形记》《诉讼》和《流放地》等作品中都描述了这种异化现象，人身上的异己性越来越少，人主宰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弱，人被物统治得越来越厉害。
卡夫卡揭露了社会中可怕的异化现象，但他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他所生活其中的、他所看到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指的是人类的存在——他是以悲观的、绝望的目光看待人类的。恰恰是这一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得苏联、一些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在对卡夫卡的接受上引起了争论。当有的学者称卡夫卡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时，就有人把他称为一只喜爱黑夜的蝙蝠。前者以法共理论家、哲学教授罗·加洛蒂和奥共文艺理论家、作家恩·费歇尔为代表，他们承认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现象也没有被克服。他们称卡夫卡是“异化的诗人”，他的“全部作品就是反对异化的一场长期斗争”。而后者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们，前民主德国主管文艺的官员、作家库莱拉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称异化论者滥用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把它用来夸大卡夫卡的意义，解释一切社会运动现象，而且使它成为一种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了。这表明对卡夫卡的接受，对他的作品的解读，所引起的争论，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对卡夫卡的接受不能作寻常观啊！
《变形记(精)》为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教师》《万里长城建造时》《致科学院的报告》《饥饿艺术家》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卡夫卡的小说采用象征、隐喻、夸张等手法，情节生动，语言简洁，故事怪诞离奇，没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前因后果，给人神秘、奇特的感觉。
在《变形记(精)》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