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是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上海文化发展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本书是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年谱。全书按年为线索，详细收录谱主的生平活动与相关资料，编成后将成为研究张元济必不可少与最全面的参考材料。本书资料丰富，多为首次公布的珍贵文献；考订严格，纠正了不少以前不正确的记载，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非常详备的著作。本书由张人凤、柳和城编著。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是我国首部张元济先生的年谱长编。采辑资料丰富，多为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献；史实考订严格，纠正了不少以前的错讹。是研究张元济先生最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之一。本书由张人凤、柳和城编著。

上卷

1867年(丁卯 同治六年) 1岁

1868年(戊辰 同治七年) 2岁

1869年(己巳 同治八年) 3岁

1870年(庚午 同治九年) 4岁

1871年(辛未 同治十年) 5岁

1872年(壬申 同治十一年) 6岁

1873年(癸酉 同治十二年) 7岁

1874年(甲戌 同治十三年) 8岁

1875年(乙亥 光绪元年) 9岁

1876年(丙子 光绪二年) 10岁

1877年(丁丑 光绪三年) 11岁

1878年(戊寅 光绪四年) 12岁

1879年(已卯 光绪五年) 13岁

1880年(庚辰 光绪六年) 14岁

1881年(辛巳 光绪七年) 15岁

1882年(壬午 光绪八年) 16岁

1883年(癸未 光绪九年) 17岁

1884年(甲申 光绪十年) 18岁

1885年(乙酉 光绪十一年) 19岁

1886年(丙戌 光绪十二年) 20岁

1887年(丁亥 光绪十三年) 21岁

1888年(戊子 光绪十四年) 22岁

1889年(己丑 光绪十五年) 23岁

1890年(庚寅 光绪十六年) 24岁

1891年(辛卯 光绪十七年) 25岁

1892年(壬辰 光绪十八年) 26岁

1893年(癸巳 光绪十九年) 27岁

1894年(甲午 光绪二十年) 28岁

1895年(乙未 光绪二十一年) 29岁

1896年(丙申 光绪二十二年) 30岁

1897年(丁酉 光绪二十三年) 31岁

1898年(戊戌 光绪二十四年) 32岁

1899年(己亥 光绪二十五年) 33岁

1900年(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34岁

1901年(辛丑 光绪二十七年) 35岁

1902年(壬寅 光绪二十八年) 36岁

1903年(癸卯 光绪二十九年) 37岁

1904年(甲辰 光绪三十年) 38岁

1905年(乙巳 光绪三十一年) 39岁

1906年(丙午 光绪三十二年) 40岁

1907年(丁未 光绪三十三年) 41岁

1908年(戊申 光绪三十四年)42岁

1909年(己酉 宣统元年) 43岁

1910年(庚戌 宣统二年) 44岁

1911年(辛亥 宣统三年) 45岁

1912年(王子 民国元年) 46岁

1913年(癸丑 民国二年) 47岁

1914年(甲寅 民国三年) 48岁

1915年(乙卯 民国四年) 49岁

1916年(丙辰 民国五年) 50岁

1917年(丁巳 民国六年) 51岁

1918年(戊午 民国七年) 52岁

1919年(己未 民国八年) 53岁

1920年(庚申 民国九年) 54岁

1921年(辛酉 民国十年) 55岁

1922年(壬戌 民国十一年) 56岁

1923年(癸亥 民国十二年) 57岁

1924年(甲子 民国十三年) 58岁

1925年(乙丑 民国十四年) 59岁

1926年(丙寅 民国十五年) 60岁

下卷

1927年(丁卯 民国十六年) 61岁

1928年(戊辰 民国十七年) 62岁

1929年(己巳 民国十八年) 63岁

1930年(庚午 民国十九年) 64岁

1931年(辛未 民国二十年) 65岁

1932年(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66岁

1933年(癸酉 民国二十二年) 67岁

1934年(甲戌 民国二十三年) 68岁

1935年(乙亥 民国二十四年) 69岁

1936年(丙子 民国二十五年) 70岁

1937年(丁丑 民国二十六年) 71岁

1938年(戊寅 民国二十七年) 72岁

1939年(己卯 民国二十八年) 73岁

1940年(庚辰 民国二十九年) 74岁

1941年(辛巳 民国三十年) 75岁

1942年(壬午 民国三十一年) 76岁

1943年(癸未 民国三十二年) 77岁

1944年(甲申 民国三十三年) 78岁

1945年(乙酉 民国三十四年) 79岁

1946年(丙戌 民国三十五年) 80岁

1947年(丁亥 民国三十六年) 81岁

1948年(戊子 民国三十七年) 82岁

1949年(己丑) 83岁

1950年(庚寅) 84岁

1951年(辛卯) 85岁

1952年(壬辰) 86岁

1953年(癸巳) 87岁

1954年(甲午) 88岁

1955年(乙未) 89岁

1956年(丙申) 90岁

1957年(丁酉) 91岁

1958年(戊戌) 92岁

1959年(己亥) 93岁

引用资料

人名索引

后记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 致盛宣怀书，谓：“丧事少竟，展阅各报，乃知东南十余省之安全，患由我公调剂之力，不能不俯首顶礼矣。报称江督札饬沪道遇事奉承方略，岘帅固知人善任，然非我公感以至诚，亦乌能使其推心置腹，一至于是。元济窃谓今日之事，我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一守事豫则立之训，剀切为东南各帅一言而谋所以联之之道，庶无负岘帅倚托之重，与夫东南数千万生灵仰望之诚。嗟乎，祸患至亟，事变之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各疆臣既不奉伪诏矣，外人亦声明专攻团匪矣。为督抚者，正宜认明各国代剿乱党，正所以保全政府，亦明知掩耳盗铃，然舍此一层亦无可以着手之处，则何如抱定此义以与从事，将来议结尚可少留余地。何李鉴帅、既帅、武卫先锋各军以行，而苏抚、湘藩又均有统兵北上云，信将以清君侧乎？师以义举，不宜无宣示之文。将以剿团匪乎？中国之兵，岂能与外人共事？元济窃恐此勤王之举，非徒无盖，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时之美名，而不顾后来之祸变。元济诚不解主此事者之出于何心！此时此事祸犹未甚，数月而后朝局一变，各省疆臣有一于此，则南方必大扰乱。裕寿帅尚非全无知识之人，且有攻击租界之事，况南方督抚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时再假忠义之名，以泄其一时之忿，则官军、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参互错综，乱无已时。我民何辜遭此涂炭！此我公之所最宜切筹者也。南方主保护之义，自是应尽之职，然使北方糜烂至此，咎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鄙意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仅以保护为事，各国何以征兵为我殄孽也，则宜有以飨劳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无道也，则宜有以抚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筹数百万金充此两项之用。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和平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即至不堪设想之时，而东南遗民亦可稍免压抑之苦。至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此我公之所亟宜商办者也。傅相奉召，无非为外交之事，然政府方持两端之见，岂能听受善言？即听受矣，各国岂肯于兵未入京之前遽行开议？两宫受逼，使馆濒危，各国兵未入京之前，又岂能保无他变？傅相于此亦窃恐束手无策矣！非特此也。傅相办理洋务数十年，而庸耳俗目之何以相待，公当亦习闻其说。今京、津之间，兵匪腐集，方欣欣然以灭洋为号，岂无以非礼相加者。或日可提兵自卫，然以南兵北上，必至□地不良，且傅相履粤未久，所部营队未必足为股肱心膂之用。或又谓可招集北洋旧部，然宋、聂各军不能与团匪划清界限，傅相又乌从而用之？为傅相计，目前实无可以入京之势，且一离粤，粤必乱。彼时入京不能，归粤不得，岂不为失水之鱼，离巢之虎乎？傅相为今日中外倚赖之人，岂可自失凭藉。故元济终谓其不宜离粤也。袁慰帅雄才伟抱，亦当今之豪杰，自去年出抚山左，团匪即移徙而北，今江北犹能安全，未始非其保障之力。山左为江南屏蔽，稍有疏忽虞，淮徐必乱。淮徐乱而江南危，江南危而全局散矣。东南各省似宜并力接济，毋令少有支绌，庶各省得以一意南顾。此又我公之所兼宜代谋者也。井蛙之见，荩臣谋国，断无不虑及之，然未见有所举行，毋宁赘陈，以备采择。元济读礼家居，本不当冒昧言事，只以事关大局，故敢越礼率陈，并祈鉴宥为幸。”(《全集》第3卷，第201—203页)

7月26日(七月初一日) 赴愚园，出席唐才常召开的“中国国会”成立会。“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按，叶瀚)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日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按，容闳)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孙宝碹《日益斋日记》，《自立会史料集》，第113页)

7月29日(七月初四) 出席“中国国会”第二次会议。“诸同志在愚园第二次开会，到者六十余人，题名者五十余人。容公命余及菊生掌会计，余及菊生皆辞，遂改命荫亭(按，孙多森)、佛尘(按，唐才常)权理其事。”(同上引书)

是年夏严复在沪，先生时与过从。

约8月 李鸿章在沪，先生尝晋谒。“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一卷三期)

11月11日(九月二十日) 致盛宣怀书：“昨日昭扆(按，值光建)交还命译英商律两册，云不胜任。兹代交上，乞查收。”(《全集》第3卷，第203页)

12月 英国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甲部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是月27日《新闻报》广告：“南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欧洲二百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本公学……译成是书以备参考。……全书共分五部，现在先印甲部，约得十二万言，即日出书……”后陆续刊印。(《上海交通大学纪事》，第21页)

是年 何嗣焜与先生酌定按每部《原富》3角5分给严复余利。(同上引书，第22页)

是年 南洋公学聘伍光建为编外译员。(邹振环《伍光建、伍蠡甫两代文化名流》)

是年 同年刘葆真失踪。“葆真任大学堂教习，有‘二毛子’之目，后竟失踪。时都中舆论对喜言新学者均称为‘二毛子’。义和团辄送至坛前，焚香上表，以候神谳。余亦久负此名。葆真既以此丧生，余亦岂能幸免。”(《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54页)

是年末 致盛宣怀书：“日前趋谒，未获聆教为怅。稻村合同届满，已于前月杪离院。计译成兵学书十四册，均经校竣，送请梅翁复核，计当转呈台览。译院房屋业已退去，所有书籍器具均经移庋敝寓。梅翁传谕，留济办理院事，仰维厚谊，感何能忘。惟是译政既停，事务稀简，素餐自懔，恋栈弥惭。梅翁谆属再四，姑将已译之理财。(按，下缺)”(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是年末 黄遵楷自日本致函汪康年，询“菊生之行止何如？时晤面否？乞将其住址开示，以便通信。并祈代为致意”。(《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30页)P94-97

20世纪80年代初，在研究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过程中，“张元济”——菊老的大名第一次印入了我的脑海。1984年春夏之交，顾廷龙、方行、朱维铮、姜义华诸先生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学术聚会结束后，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被告知，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筹划一套“祖国丛书”，第一批选题约1000种，其中“张元济传”命我作为撰稿人。之后拜访了菊老哲嗣张树年先生，记得在树年先生家洒满阳光的客厅里，我翻读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捧出的一大堆他多年搜集的材料，其中就有1983年2月叶宋曼瑛女士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完稿不久的博士论文《从清代的改革家到二十世纪的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张元济的传记，英文本后来由张人凤先生与我合作译成中文，1992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5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动工兴建奠基礼，在奠基礼座谈会上，陈从周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读商务出版的书，很少有人不知道菊老大名的。会上他向学界发出的应该展开有关张元济研究的急促呼吁，至今犹在耳畔。二十多年过去了，学界有关菊老的学术论文已经以千百来计数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原由我承担的“祖国丛书”张元济传一题被取消，但各种张元济传记亦已出版不下十来部，其中就有张人凤的《智民之师》和柳和城的《张元济传》。

作为近代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旧学者，张元济是朴实的，而关于菊老的研究也是无华的。在众多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199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令人瞩目。树年先生将其多年积累的资料，在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先生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而系以大事，并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的年谱，这部70多万字以个人为中心的编年体传记，在已问世的张元济的传记文献中独树一帜。该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线索，不仅使张元济研究得到了显著的推进，而且使这些年有关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也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繁荣面貌。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推动下，大量书札、日记、稿本和抄本等文献纷纷问世。随着大陆地区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使近二十多年来档案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许多原本无法亲眼目睹的有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新老档案文书，和张元济佚文旧札纷纷现身学界。于是，修订增补1991年版《年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长编》的两位编著者虽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多年来，他们致力于菊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以各自有关张元济研究的多篇论著而蜚声学界。此次两位再度合作，在1991年版《年谱》的基础上，将有关张元济生平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展，使《长编》在原有《年谱》的基础上，不仅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在考订的精审方面，亦有可喜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学术史的步步推进，在张元济研究中可见一斑。相信《长编》的出版，亦如《年谱》，将为学界的菊老和相关研究，奠定更为坚实之基础。

我曾在《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有《张元济研究概述》一文，对之前的菊老研究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希望学界能够提供一部资料详备的菊老年谱，现在我们不仅已经读到了《年谱》，而且即将收获年谱《长编》，这一个近十年的跨度，亦可见菊老研究之切切实实的推进。二十多年过去了，张元济研究已跨越了“初创阶段”，但我在该文中所提出的关于菊老的“研究面有待拓展，研究点尚须深入”的看法，似乎仍未过时。作为中国旧传统的守护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张元济位居19世纪下半叶文化界的枢纽地位，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期出版界大师级的核心人物，我以为对其生平事业和文化思想的剖析，仍有可以深入的点和拓展的面，点和面的勾连，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是为序。

邹振环

2009年7月20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几经寒暑，努力耕耘，《张元济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终于完稿。面对一大叠油墨幽香的校样，我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感到有些情况也应该向读者作一说明。

二十年前，我们两人与陈梦熊兄一起参加张树年先生主编《张元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编著工作。《年谱》于199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俩均非专业出身，边学边干，在实践之中逐渐学会取材、考证和编写条目等事。但受到当时诸多条件限制，《年谱》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停止收集整理谱主史料的工作，又积累了不少资料。由此在《年谱》基础上，重新编著成《长编》。《长编》与《年谱》相比，不仅篇幅增加一倍多，而且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突破。即关涉谱主生平、事业及心路历程等方面，收录了一大批新的材料，填补了《年谱》若干空白点，纠正了《年谱》某些记述失当或考证有误之处。

从较大“板块”来看，以下四方面谱主生平事迹增补最为突出：

一、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中保存的若干信函与相关文件，大大丰富了谱主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编书、译书的细节，以及与盛宣怀、何嗣焜的工作交往。比如一份《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无疑是谱主1899年主持该院翻译、校阅、印书和管理的“工作总结”，十分难得。一些与盛氏的通信，涉及译书院计划、经费开支等具体事务，还提到《日本法规大全》等许多图书编印问题，史料价值很高。谱主一些评论当时时局的文字，对张元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增加了新的史料。1899年谱主与内藤湖南的笔谈，我们这次录有全文。这些新材料的补入，配以《严复集》、《汪康年师友书札》、《郑孝胥日记》、《艺风老人日记》及交大老档案中相关史料，组成一幅谱主四年南洋公学生活较为清晰的生活画卷。

二、主持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纂。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加入商务，我们考定为1903年初。他不久即主持编纂新式教科书。这是商务馆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由于年代久远，实物存世稀少，以往研究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少见过这些教科书原书，编纂过程与内容只能泛泛而论，缺少说服力。张树年先生晚年曾不惜代价购入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与《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等老课本。这为我们《长编》编著奠定了基础。接着，从海盐张元济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又陆续找到谱主参予编纂的笔算、国文等课本，几乎囊括了谱主编纂教科书的全部。特别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珍藏的《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套8册，首尾完整，相当珍贵。张人凤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抄录下准备编入《长编》的部分课文。这些由张元济亲自编纂或校订的老商务教科书与教授法，反映了他当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应该是《长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均不惜篇幅择要引录。

三、日本访书，借印古籍。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引回一大批国内失传的古籍善本并编印出版，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谱主生平应该大书特书的伟业之一。以前《年谱》中有所反映，可惜材料甚少，分量明显不足。特别是谱主访书归来后，向日本各藏家借书、照影等细节，向来知之甚少。当事人回忆对此也语焉不详，长期以来造成一个错觉，似乎许多书为张元济亲自带回的。其实，借书、照影过程相当艰辛曲折。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有3卷老商务的档案，内容罕见，令人瞩目。其中有两卷即为张元济与商务方面向日本各公私藏家借影图书的通信，日方来函大多还是原件呢！经过排比，当时谱主回国后，先通过中华学艺社马宗荣、后请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一并协助经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反映出谱主为保存和流通古籍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以及高效率的工作态度。后来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丛书一些善本书，由此也能找到其渊源。

四、抗战八年的工作与生活。张元济1926年退休后在商务的主要职务是董事长，主持古籍印行一摊子事。抗战爆发后，总经理王云五与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后又移重庆。上海总馆、几家印刷厂(包括北方分馆)的运营指挥重担，实际上落到张元济的肩上。《年谱》对此虽有所涉及，但比较零碎，难观全貌。相反参加社会活动较多，诸如星期聚餐会、与郑振铎等抢救古籍、创办合众图书馆等，又给人产生误解，好像谱主管商务事务少了。其实，他在参与众多社会活动的同时，仍然以大量精力投入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工作。那时他写给王云五的大批书札即是明证。由王云五先生公子王学哲先生编定、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收录谱主书札130余封，其中“孤岛”时期与上海沦陷后的信札最多。除少量相托私人事情外，绝大多数均为商务馆务，涉及书稿出版、人员调动、工潮处置、职工薪金、股东借息以及开拓南洋业务，等等，内容相当丰富。《长编》补入这些史料，谱主抗战八年的工作与生活更为完整了。

十余年来，众多近代名人日记、信札、文集、年谱整理出版，大批图书文献对社会开放，为我们采撷、钩沉谱主史料提供了大好机遇。《长编》新增引用材料有：《蔡元培全集》、《郑孝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刘承斡《求恕斋日记》(稿本)、孙毓修《起居记》(稿本)、张耀曾《求不是斋日记》、《顾廷龙年谱》、《赵凤昌藏札》、《黄炎培日记》和《史久芸日记》(稿本)等。此外，近年流散于民间的老商务部分档案文书，也陆续现身收藏界。凡能见到者，我们均尽量予以采用，以期丰富谱主馆务活动内容。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张元济早年捐赠书籍之中，我们发现了若干谱主未刊序跋；一些老商务出版物上，也找到不少值得引用之处。《长编》又适当增补了谱主社会活动与家庭生活方面的条目，以期展现谱主生平的另一侧面。

《长编》新增内容除上述四大“板块”外，还有甲申县试、府考，壬辰会试，翰林院散馆等科举考试细节；浙路风潮期间北上请愿，与那桐、袁世凯等外务部官员的谈话记录；1911年拒绝接受清廷任命而致袁世凯的公开信；投资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始末；合众图书馆历次董事会记录；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经过，等等。新增谱主一些早期信札，如1897年致吴葆初、1904年致金武祥、1905年致杨士琦、1906年致陈鸿周，虽则数量不多，却展示了谱主当年生活某些侧面，弥足珍贵。新增谱主友人往来信札，如1930、40年代朱经农、韦福霖、史久芸等商务同人与谱主的通信；1950年代与陈叔通往来书信，等等，谱主各个时期的思想、工作与生活，或许能够由此显得更加丰满和多姿多样。尤其值得一提，发现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涵芬楼购书杂记》稿本，经过反复仔细阅读，认定16则张元济亲笔书写的购书记录，列入《长编》。这些涵芬楼善本购藏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得到披露，令人欣慰。

当年编著《年谱》时，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偏颇，也受体例与篇幅束缚，谱主大量诗文、序跋往往只设一条目，未摘引原文，为读者带来查找麻烦。《长编》收入谱主著录时，按内容的重要性或全文，或摘录，尽量保持谱主著作原貌，便于读者对谱主学术见解、事业发展、人际交往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由于各种原因，谱主的一些诗篇、文章、信札在以往公开出版过的数种文集中，曾被人删削或改动。为了维护历史文献的原真性，我们均按手稿或最初文本作了校正。谱主一向主张“喜新’厌旧主义”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轨迹，也许由此能得到更为真实的反映。

写作有成功的喜悦，更多还是背后付出的艰辛。可以说，我们俩都经历了一场“磨难”。《长编》从2007年初开始动笔，其后与其他许多和张元济研究相关的工作同时进行，压力很大。张人凤正接受《张元济全集》的辑编，从编选、抄稿、校对到增补，几乎与《长编》同步。二者虽有联系，但毕竟是题材不同的两种书稿。《全集》共10卷，第10卷“补遗”辑编最吃力。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旧报纸、老期刊，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期间，张人凤还要接待电视台等的采访。柳和城则正巧遇上前几年完成的另一部作品《孙毓修评传》书稿修订和校样校阅。两部书都有时间限定，只能交叉进行，日夜兼程。说是“磨难”，不如说是磨炼。编著《长编》，让我们学到许多知识，懂得了学无止境的道理。由于两人分头执笔，如何统一体例，规范文字，我们着实没有少花工夫。直到校样出来，还在不断讨论修改内容、增删注释、划一格式……限于我们的水平，还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长编》编著过程中，我们得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商务印书馆、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暨校史博物馆、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海盐张元济图书馆，以及诸多专家学者、亲朋好友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张杰先生、邹振环先生为本书撰写序文并予以热情鼓励，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任雅君与冯勤两位编辑，在我们编著之初，就拟就一份编写范例，包括年月日的使用规范、出处标注格式，等等。这对于后来编著工作较为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2008年6月我们交稿后的两年时间中，新发现资料不少，增补和修改不胜枚举。我们电脑水平不高，仍然大多采用纸稿编写。他们两位不厌其烦，都及时、准确地予以补订、修正。藉此机会也表示我俩深深的谢意。

《长编》上半部分(1867年—1926年)由张人凤执笔，下半部分(1927年—1959年)由柳和城执笔。

张人凤 柳和城

2010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