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女导演黄蜀芹在50年的从艺生涯中，拍摄《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人鬼情》等多部影片，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她执导的电视剧《围城》和《孽债》也曾产生广泛影响。

本书由黄蜀芹导演的口述实录和黄蜀芹导演作品漫评两部分组成，将其50年的艺术生涯做了总结和回顾。自述部分没有华丽的谈吐，却朴素真诚、深沉冷静；评论部分没有虚假的热情和矫情的恭维，却有对黄蜀芹导演艺术发展的客观总结。由此，一个才华藏得很深，毫无锋芒而潜能丰富的黄蜀芹跃然纸上。

黄蜀芹是我国著名的女导演，她拍摄的《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人·鬼·情》、《画魂》和《我也有爸爸》等电影获得过多项国际和国内大奖，由其执导的电视剧《围城》和《孽债》，在播出时万人空巷。

本书由黄蜀芹导演的口述实录和黄蜀芹导演作品漫评两部分组成。自述部分没有华丽的谈吐，却朴素真诚、深沉冷静；评论部分没有虚假的热情和矫情的恭维，却有对黄蜀芹导演艺术发展的客观总结。由此，一个才华藏得很深，毫无锋芒而潜能丰富的黄蜀芹跃然纸上。

书后附赠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策划的黄蜀芹专题片(DVD光盘)。

前言

上编 大道似水——黄蜀芹访谈录

 访问者语

 一、童年往事

 二、回忆女中

 三、学做导演

 四、我和电影

 五、人鬼情殇

 六、偶尔为之

 七、永失我爱

 八、人生导师

下编 灿若恒星——漫论黄蜀芹的导演作品

 一、激动人心的青春形象

 二、如歌行板

 三、爱的仪式

 四、女性的尴尬与拯救

 五、示范性作品

 六、华丽转身：从一种聚光到另一种聚光

 七、上善若水

 八、黄蜀芹的美学追求

结语

我知道黄蜀芹的名字先于她的父亲黄佐临先生。

我是看《青春万岁》长大的一代，对于她作品的熟悉和感情由来已久。在我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就曾经无比渴望着她电影中那些中学生青春烂漫的纯真年代，渴望那些纯洁和无私的热情和友谊，渴望林问溪边的野餐，渴望冬天冰面上的滑翔，渴望那新年钟声前的舞会，渴望宿舍被窝里的倾心交谈，渴望能够和杨蔷云们一样在下课的铃声中冲出教室，跨过花篮，跃过跑道，奔向辽阔的草坪，在那里尽情地欢乐，尽情地畅想，尽情地歌唱。甚而为了成为杨蔷云，成为她们，我和我的同学们留起了那样的发辫，我们有勇气拿男生开玩笑，我们努力地学习，认真地思索。

在记忆的最深处，《青春万岁》是中国电影馈赠给中学生和年轻人的珍贵礼物。我永远也忘不了暑假里守在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地观看《青春万岁》，直到能背下其中的台词，忘不了王蒙的诗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所有的日子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后来又看过黄蜀芹导演的《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人·鬼·情》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画魂》和电视剧《围城》、《孽债》等作品。无论如何，“黄蜀芹”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早就和“大导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撰写黄蜀芹口述笔录，我有机会走近这位大导演，这在我的内心萌生起一个愉快和郑重的期待。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带我去黄蜀芹导演家拜访，这是我和黄蜀芹导演的首次见面。

黄蜀芹导演的家在上海市徐家汇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里，对面是一所小学，站在小区门口可以看见小学的林阴道。透过林阴的空隙，法式老洋房的红色的屋顶透露着它的历史信息。休憩的白鸽，分散着，亲亲我我地点缀在那红色的屋顶上。上海的早晨，街道依然宁静，来往行人稀稀疏疏，从对面操场上徐徐飘来学生晨练的青春气息。

淡定从容、安静随和是黄蜀芹导演给我的最初印象。她很少说话，更少滔滔不绝，没有太多的笑容，却有着一种内在的智慧洒脱、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她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倒了水，招呼我们坐下，坐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写写别人吧。”我静静地坐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凝望和聆听她跟黄一庆两人的谈话。我见过好几个热情奔放、个性张扬的女导演，但黄蜀芹导演跟她们完全不同，她是那样深沉和冷静，又是那样朴素和真诚，没有华丽的谈吐，没有明眸善睐的眼神，没有虚假的热情和矫情的恭维，自在自然，静如处子。与她相处、和她交流，似乎多余的表情也需要收敛了去，再浮跺的心灵也会沉淀下来。

我悉心观察每一处，只见四壁洁净，门口的墙上悬一小照，最熟悉那般慈祥和庄重，那是他的父亲黄佐临；下置一张单人沙发，上覆白色的厚毛毯，旁设一张小几，翻过的书，用了多年的茶杯，一副老花镜，许是她独处时，最喜欢靠在那里看看书，想想问题，抬头冥想的时候，和父亲做灵魂的沟通吧；东面窗户的旁边赫然一幅昆曲的海报，那是上海昆剧院上演的《牡丹亭》，据我所知，在所有的戏曲艺术中，她是最喜欢昆曲的，她还曾经为上海昆剧团导演了根据白居易诗改编的昆曲《琵琶行》。

我的目光转向了我们围坐的这张餐桌，古老的一张桌子，只有那特殊的红色和光泽透露着它的年代。我好奇地询问关于这张桌子的历史，想勾起她对于往事的追忆。果然，她告诉我们，这张桌子大约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从祖父时代起就有了，在这里前后曾经围坐过四代人。她起身扶住椅子的把手，把那把年代久远的椅子的神奇之处展示给我们看。原来椅子的坐垫是双面的，正面是动物皮革的，冬天坐；反面是木头的，夏天坐，两面可以自由翻转，还可以完全拆卸下来。她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就把板子拆下来，站在里面当马骑。我爹他还拿这个椅子和我们做游戏。”此刻，在座的人无不被她的率真所打动。

接着，她带我参观了她的书房，钢琴上面放着她母亲丹尼的照片，她的母亲异常美丽。钢琴旁立着一张黄蜀芹的照片，那是裴艳玲所在的河北梆子剧团为她扮妆，拍摄于《人·鬼·情》创作期间的照片，这是艺术的知音和深厚的友谊的见证。在一大堆的书籍和资料中间，我发现了《黄佐临全集》，发现了《我的戏剧观》，发现了她和她先生的合影，发现了一张画有李慧娘的水墨画，形神兼备，功力非凡，黄蜀芹告诉我，那是郑长符先生生前的遗作。他们两位，作为夫妻又是同行，作为伙伴又是知己，几十年相濡以沫，如今，只有这些凝结着才华和回忆的画作陪伴着她。这个书房里有着亲切的回忆和人生的安慰。

我们临走的时候，她从书架的最高处，搬出厚厚的十多本书，她告诉我，这些不是书，是剪贴本，上面剪贴着从她当导演拍电影以来所有大大小小的评论文章，她自己写的或者是别人写的，报纸上的或者是杂志上的，是关于她创作的所有资料的汇集，完成这项工作的是郑长符先生。她说这是她最重要也是最贵重的财产。我翻着那一页页泛黄的报纸杂志的文章，读着那些细微之处的注释，我感到她在我身边又变得沉默起来，我总感觉有什么哽咽在我的喉咙里……

在黄一庆的劝说下，她好不容易接受了采访的日程安排，却面有难色地告诉我们，自己很不善于谈话。告别出门，在电梯关闭的一刹那，望着她的身影，我再次感悟到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丰富；人生的成功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自在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高山仰止，而在于大道似水。P3-5

知道黄蜀芹，是因为和她两个妹妹比较熟悉。一个是黄海芹，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著名编剧。我曾在上海电视台参加过电视剧拍摄，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在那里出出进进，所以就和黄海芹成了朋友。另一个是黄小芹，上海戏剧学院的钢琴教师，我们是同事，学院很小几乎天天能碰到。从她们那里知道她们有个姐姐叫黄蜀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我从中学时代就喜爱电影，高中毕业一门心思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那年没招生，所以电影成为了我的梦想。因而爱屋及乌对从那里毕业的人有种羡慕之情。

敬重黄蜀芹，并不因为她是戏剧名家黄佐临先生之女，而是喜欢她的作品。我之前没有看过黄蜀芹导演的全部作品，第一个看的是《画魂》，稍有点失望。第二个看的是电视连续剧《孽债》，喜欢之极。因为我也导演电视剧，但当时还没有导演过电视连续剧，所以天天守着电视机看。那次播出的是沪语版，非常亲切动人。第三个看的是《围城》，播出时因为在外地拍戏没看上，回来听余秋雨介绍就一直找机会看，后来终于看到了，佩服不已。说起《围城》，记得有一天老朋友孙雄飞打电话给我，说黄蜀芹导演要拍《围城》想找个执行导演，希望文学素养比较高的来担任，孙雄飞就向她推荐了我。可惜我当时担任导演系主任，一时走不开；又没读过小说《围城》，不知道分量而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最后看的是电影《人·鬼·情》，拍案叫绝！百思而不解，黄蜀芹如何能拍出这样精妙精致的电影来。如上所述，我看黄蜀芹的这四部作品没按公映的顺序观看，而恰恰是像看戏一样，从低潮发展到高潮，留下的印象跟别人大相径庭。

以我研究导演艺术多年的经验，在评判导演艺术高低的时候，我通常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要求，包括：主题鲜明，叙事清晰，人物生动，风格统一和节奏准确。再一个是高要求，包括：创意新颖，塑造天性形象，独创艺术形式，创新导演语汇和有独特的美学理想。虽然这10条尤其是后5条不可能全部做到，但总是可以判断出高低来。黄蜀芹导演的作品并不算多，原因很明白，十年动乱耽误了这一代人的宝贵年华。她一共导演了8部电影、3部电视连续剧、2部电视电影和2部戏剧。但总体的导演艺术达到了最好的水平。《人·鬼·情》今年被推选入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影就是明证。

所以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要为上海杰出电影人写书立传，首批是孙道临和黄蜀芹，我自告奋勇写黄蜀芹。因为我的博士生顾春芳副教授正在研究中国女导演，已经有相当好的成果。我们俩合作想必可以交出一份较好的答卷。

如何来写？我们认为，中国电影导演有非常大的苦恼，就是受到的限制特别厉害。人们按通常的习惯总是从作品来看导演而不是听导演的解释。但是，中国导演碰到的问题是不太能自由地进行表达，有时表达了也会在行政命令下被删除。而且，作为已经金盆洗手的导演，不了解她的真实想法，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决定采取现在本书的做法：一半是黄蜀芹导演的口述笔录。这项工作主要由顾春芳副教授完成，我在文字上做了些调整以有利于阅读，但原意都不作改变。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新闻中心编导崔轶参与全程录像，并制作了电视专题片附于书后。书的另一半是选择了黄蜀芹的大部分电影和电视剧《围城》、《孽债》进行漫评。也是顾春芳副教授写出初稿后我在她的基础上进行或大或小或重写、新写的调整修改。因此这不是一本评传，更不是传记。它像是一种对话、漫谈，比较放松和自在的交流。当然我们尽可能吸取了先前的很多成果，它们大部分被收在黄蜀芹导演的先生郑长符花费巨大心血编撰的《东边光影独好——黄蜀芹研究文集》之中。感谢黄蜀芹导演审阅了“黄蜀芹访谈录”，认真加以修改，并提供了有关的图片资料，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发表。

第四代导演作的艺术电影居多，而黄蜀芹导演不仅导演了艺术电影，也进行了商业化电影的创作尝试，她还在电视剧这个大众化艺术中贡献了被誉为“上海最好的电视剧”的《围城》和收视率极高的《孽债》，她既跨电影和电视剧，又跨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应当说作品不多但成就全面。

黄蜀芹导演是个心静如水、稳重如松、内蕴深沉、悟性纯真、极为聪慧的大家闺秀。她善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她具有高度的自知之明，与日积月累的真本事。正如著名编剧张弦生前所言：“她的才华藏得很深，毫无锋芒而潜能丰富。”她的三位大师级导师——黄佐临、田风和谢晋，言传身教给了她艺术秘籍，加上她善于融会贯通，又结合自身体验，真的做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中国导演中杰出者之一。这也应验了她求学时班主任田风教授的预言——郭宝昌问：“咱们班谁有希望成为大导演？”田风毫不犹豫地回答：“黄蜀芹！”

愿我们这本小书被大家喜欢。

张仲年

黄蜀芹是中国女导演中的杰出者，她的成长历程和成功之道，具有特别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女导演(包括电影和戏剧)相对世界各国而言，可谓数量众多，人才济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导演群体的异军突起，构成了当代电影史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电影而言，早在1989年就有过一个统计，在“文革”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总共有59位女导演活跃在中国影坛，拍摄了约182部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做过一个统计，有一年，全厂三分之一的电影是由女导演拍摄的。到了90年代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增加，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壮大。

这群女导演中，大导演王苹堪称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她拍摄了《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影片；导演张暖忻拍摄了反映“女排精神”的励志电影《沙鸥》。张暖忻作为纪实美学最早的实践者，她的《青春祭》、《北京，你早》、《云南故事》、《南中国1994》等作品，显示了她在电影美学上的不懈探索。陆小雅是《红衣少女》的导演，影片中花季少女安然纯真坦诚，追求一种弃绝虚伪与谎言的理想人生。她力求排除各种外在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就是我”，她的艺术形象至今影响并感染着我们。王好为根据铁凝的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哦，香雪》，让我们至今难忘那第一列火车闯进沉睡的山沟的轰鸣声，新生活憧憬的欣悦和惶惑，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期待和失落，与山区秋色的灿烂绚丽交相辉映，像一首回荡着时代足音的散文诗。还有拍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的王君正、拍摄《女大学生宿舍》的史蜀君、拍摄《泉水叮咚》的石晓华、拍摄《四个小伙伴》的琪琴高娃等一批活跃于中国当代电影的女导演。黄蜀芹以自己的《青春万岁》、《人·鬼·情》、《围城》、《孽债》等多部蜚声海内外的影视作品，尝试并实践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她的《人·鬼·情》获得法国克莱黛尔妇女电影节最高奖，成为女导演中令人瞩目的佼佼者。

80年代的女导演群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这种历史的巨变给予中国电影发展以根本的动力。时代的变革驱动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她们参与了中国电影的理论争辩和革新浪潮，其电影创作亦照应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时代变奏，并且承载了历史变革带给她们的个人命运的转折。她们始终如一地守护着电影的银色之梦，有的甚至用生命熔铸电影艺术，在摄影机前奋斗了人生最后的10年。

近百年前，女性个体的思考和表达以诗歌、小说、戏文的创作并形成笔端的文字为特征。除了需要面对来自主流文化的批评和攻击，面对并不公正的社会舆论和人生压力之外，女作家的创作过程尚可以束之高阁、远离尘嚣。然而，女导演的出现无疑宣告了女性职业和艺术生涯的一种更为特殊的存在形态：投身社会，直面矛盾，独立思考，感召人群，时刻被异己的话语体系所裹挟，时刻为男性的强大特权所笼罩，时刻需要给予不公正的现实以有力或者无力的回答，时刻要设法解决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所必须要面对的一切更加具体而又尖锐的问题。80年代电影女导演的整体崛起已然没有“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的那份悲壮和惨烈，她们已经不用声泪俱下地大声奔走告知“女人是人”，应当获得“人的权力”。她们的抗争与解放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和时代内容，那便是关于“平等”两个字真正内涵的讨问和捍卫，以及女性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权利。女导演的整体崛起在中国戏剧、电影史上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是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对于职业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从而为女性争取经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最重要的戏剧和电影艺术院校导演系每一届招生基本上都保留了女性的席位。虽然女生的席位相对男生而言只是少数，但就是这少数的席位，保证并推进了女导演职业化的历史进程。张暖忻、黄蜀芹、琪琴高娃、王君正、史蜀君、石晓华、李少红等，大都来自于这些艺术院校。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思潮和导向，为女性涉足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职业和行业造就了必要的社会和时代条件，女司机、女战士、女干部、女劳模、女工程师、女医生、女教授、女指挥家、女作曲家……女性在这样的时代感召和文化背景下，从传统女性狭窄的职业选择中解放出来，参与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建设中去。从20世纪50年代的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和劳动，“男女不分”一度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是被男性视为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出现了许许多多“铁娘子”的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是整整一代女性的审美习惯，女性如果当众表现出女性的弱势特征，将会被视为一种耻辱。于是，除正规导演系的毕业生之外，在从事演员的女性行列中，也走出了未来的“导演”，她们自觉选择具有独立意味和权力色彩的“导演”职业，一来顺应社会潮流和文化导向，二来出于掌握更多的权力话语的潜意识要求，总而言之，对于女性也可以成为“导演”，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可、不足为奇的事实。女性真正获得从演员到导演的角色转变的历史机遇。

依仗着强大的时代精神和共鸣而生，导演及其作品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或民众的普遍精神情绪的代言人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逐渐复苏。在这场理性湮没愚昧的浪潮中，女性也被赋予一种思考的使命和言说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学创作的主题精神呈现了对于以往作品很少论及的“人性”的思索、颂扬和赞美。对“人性”和“真理”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对于这群女性导演而言，无所谓女权主义或者是男权主义，她们的银幕言说呈现了女性主体对于时代政治深层思考的历史共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女导演的兴衰，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权力中心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励，这种鼓励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与男性理论家的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掀开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进程的篇章，这一时期在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张扬自由意志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而又深刻的颠覆，同时也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求新求变的渴望。80年代和90年代女导演们的艺术观念、时代使命和作品的整体意义不尽相同。80年代的女导演处于中国电影史上一个转型时期，处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叉点上，她们的创作参与了历史的转折中具有突破和开创意义的探索和变革，她们承担了那个时期中国电影的重建、艰难和困惑，并开始了中国电影现代化的思考和脚步。因为历史的客观原因，她们的创作沉默了将近10余年，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40岁之后才开始拍电影，她们直接见证了一个从“文革”极“左”思潮的深恶痛绝和拨乱反正而起死回生和焕发青春的时代。因此，她们的作品和那个时期的电影导演们一样有着自觉和强烈的批判理性和悲怆色彩，有着对于人、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重新审视和重新丈量。她们率先突破了工农兵题材和创作内容的局限性，发掘和尝试了新的电影题材，在创作的手法上实现了审美理想和传统规范的变革、丰富、拓展和实验。她们和“第五代导演”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处传统和现代、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碰撞交融的新的历史时空。改革开放，既给她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跨越传统的可能性，但是更为她们带来了抉择中的艰难和彷徨，使她们面临再一次的挑战和危机。

对黄蜀芹的研究有利于对女导演整体研究，也有利于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客观总结和对于未来发展蓝图的展望，为此这本书如能为大家所关注，我们的心愿就实现了。

2008年8月初稿

2009年8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