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舞》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高博文的一部虚构性家族传记小说。故事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上海，澳门和香港。通过想象中的痕迹，小说一直追溯到了相互交叉的各个帝国，从17世纪的巴西，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长崎，菲律宾，利物浦，到巴黎，再到1997年英国从香港的撤离，最后，小说刻画了主人公在当代澳大利亚的复杂生活。

《上海舞》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的一部虚构性自传作品。作品的叙述者名叫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在澳大利亚生活了40多年，后来，他决定离开澳大利亚，于是借道香港，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乘船返回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摄影师吴凯呜，在她的帮助下，他们一起翻阅着那些老照片，回忆起过去的一个个镜头。卡斯特罗通过蒙太奇般的跳跃式叙述，讲述了他的家族故事，或者说他的家族在上海的来回跳舞。叙述者的故事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上海，澳门和香港。但是通过想象，叙述者将故事一直追溯到了彼此相连的各个帝国，从17世纪的巴西，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长崎，菲律宾，利物浦，再到巴黎，包括1997年英国从香港的撤离和他在澳大利亚的复杂生活等。在这错综复杂的叙述中，读者们读到了他们家一代代的家族故事，各种各样的秘密，鸦片，小妾，沉默寡言的母亲，放荡不羁的父亲，各种赌徒，三合会成员，情人，孤儿，等等。小说打破了传统的自传形式，呈现出多元主题。

冬天降临上海。

找到番茄的希望是没了，不过你还是在找。这是某种治疗。不，不是番茄，而是寻找本身。

有时候，一想起过去，想起那没有经历过的生活，那闪现在眼前的一片乌黑，你就感到喘不过气来。记忆犹如黄色的奶油，碎得一片一片的。这里面有原胆汁酸，原硫酸铁，氰化钾，我们还是少点专门术语吧。至少现在不要太专业。它曝光时问太长。仍然在黑暗中。你记得过去在上海，人们习惯于用薄纸包裹番茄：就像本故事，就像历史，一切都包在一张薄纸里，有文字，有记忆，也有谎言。

说到跳舞，那又是一回事了。你对此得有无限的耐心。时间与定时，优雅与欲望，像潮汐一样来回摆动，直到有什么给冲上岸来。总是有东西给冲上岸来。

上海舞。一切还没开始。没有凄凉情景的突然显现，头上也没有闪烁摇曳的煤气火焰。

我想弄明白这一切，但是我所拥有的只是一沓照片，包在玻璃纸里。本来我的皮夹里应该放的是信用卡，但是现在这些起皱剥落的照片却粘在了皮夹的透明塑料纸上。

上海舞。听上去既像是上层社会生活，又像是下层社会生活，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我父亲只提过一次，不过不是对我。他提的时候我才7岁。当时我正躲在俱乐部的桌子底下，而他则跳着茶舞。他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女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她们脚上穿的长统丝袜，那皮鞋的高跟细得惊人，足可以刺死人。有时候，她们会拖我坐在她们那富有节奏的膝盖上。我很早就了解了女人。

上海舞。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天夜晚，我睡在自家的卧室里，这时一阵脚步声将我惊醒。一根绳头轻轻地敲在玻璃上。一个小偷爬到了窗台上，气喘吁吁，好像肺里有病。我转过头来，父亲出现了，他用警棍敲了一下，夜盗者跌到了十层楼下。我听到了一声沉闷的轰响，就好像有一次我将西瓜丢到了厨房地板上的声音一样。我父亲来到我床前，告诉我没事了。不过不是西瓜。为那事他曾经痛打过我一顿。

小偷的尸体给裹在一张毯子里。他下坠的时候给楼下饭店上的可口可乐广告牌挡了一下，要是他给挂在广告牌上就好了。要知道这样一种商品本来是可以救他的命的。他的光芒一闪而过。我发现他有一缕头发给楔在了霓虹灯管上。我用透明胶带将其粘在一本练习簿里，主要是想凭借自己的客观印象来打动自己，而实际上这开始了一段痛苦的见习期。

没过多久，我被送走了。

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十年。我的头脑一直不正常。时光流逝。然后我产生了回到中国的欲望，回到那些沉沉浮浮的城市，任由记忆的潮汐不时将其展现。我想追寻那些日益消逝的空白。

有一天，天下着雨，我带着小狗，离开小屋，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漫步，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于是，我打好包裹，永远地走出了我的婚姻和我的生活。我心平气和，达到了他们所说的上帝般的宁静。我的内心再也没有了荒野的焦虑。我就是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往前行。我头戴帽子，固定好路线，好似一名圣徒在进行朝觐。

上海舞。我骨子里的东西。

我过了四十年后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这片脏兮兮的水域，两边分别是飞地和岛屿。那天正下着小雨，他们将我转到香港的港口，登上“上海号”船，转航驶向上海，驶向其船籍港。

三天的行程十分疲劳，天天做噩梦。我待在船舱潮湿的洗手间里，倚靠着毛巾架，两眼盯着冰冷的衣服，到了夜晚，我身上盖着粗糙的中国棉被，浑身发冷。到了第三天，我起来看到了一只海鸥大清早就在觅食，尖叫着寻找鱼饵。就这样从珠三角来到了黄浦江。我的祖先多年前就是这样来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硬币……一个欧洲水手来碰运气，结果成了一个杰出的上海人。

船在水中往后退了退。一艘拖船将其往边上推了推。

外滩两边，灯光闪烁，薄雾飘浮，冬天的树分开了叉。炭黑色的天空飘浮在一个个建筑起吊架之间。上海简短地陈述着自己的代码，开始为夜色降临做准备。一束束灯光咳嗽，感染，消亡。一股潮湿的水味堆积在寒冷的空气之中。走在那些高楼之下，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疯狂的开始，伴随着的是和我心态一样的另一种心态，一个疯狂的影子，说起话来不合时宜，神经错乱。一条驳船向水的上游缓缓驶去，光线逐渐变暗，驳船一会儿看上去大，一会儿看上去小。一幢幢摇摇欲坠的房子像动物一样蹲伏在夜晚的烟雾中，一只乌鸦在铁灰色的天空中折来折去。一些矮小的房子浮现在墓地边。不，不是这儿。远处传来了有轨电车的吱吱尖叫。一艘陈旧的蒸汽船发出痛苦的呻吟，向河的上游慢慢驶去。不，我父亲不会同意在这儿死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此时，夜幕说降就降，于是我猛然跑了起来，想离开这一切。我先是穿过片片温暖的空气，然后又穿过热气腾腾的晚饭所散发出来的味道，穿过工厂残渣和塞满了铅条的街道，来到了河边。我听到了刺耳的警笛声，噼噼啪啪的火焰声，对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产生了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我品尝着锈色，感到自己是如此残忍地给固定在这儿，如此孤独地在小路上徘徊，就连整个世界都在我的喉咙里裂开了。我别无他法，只能走进那座迷宫口里，发狂似地喘着气。

我自己款待自己，喝了四杯马提尼酒，然后才感觉好些。

上海舞。从一根古老的线轴上抛一根线：得到的是方向的迷失和稳定性的消除。

要想捕捉到我父亲很难。他曾经在这家饭店住过……和平饭店，这是现在的叫法。仿佛有人会相信似的。没人能天天这样生活在豪华奢侈之中，除非到游客去不了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那儿，你会看到他们笑来笑去，穿着拖鞋在钢丝之间跳舞，驱除身上的痛苦。和平，和平。他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了解他们，就像我了解自己的心脏一样。

但是在我父亲的年代，这家饭店叫华懋饭店。那时他真是超富，胸袋里总是放着一只哈瓦那雪茄盒，他每次都要租上三个月的屋顶公寓，因为在屋顶他可以透过观剧镜观看他的船，然后在真皮封面的笔记本上记下日夜缓缓驶过的船只。“日日夜夜”。这是他的曲调。穿过苏州河，他可以看到他公司里的蒸汽船，木制的，主帆上有斜桁，他的锡克族船长在甲板上转悠着，擦着铜管。这是他的领域，是蜜糖堆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他的小工用血和汗在给仓库地板上蜡，用一堆一堆的稻米在擦拭楼梯扶手的弯斜部分；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合法程序。接下来是他的儿子，再接下来又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一代人总是要摧毁点什么。你还甭不信。

就这样，我父亲看着外面的黄浦江和苏州河，这是1932年的某个中午。他泡在温水里，冲洗着自己的生殖器，并因疼痛而不自觉地退缩，然后，他穿上奶白色的西装，系好领带，准备去饭店吃早中饭。他筹划着下一个季节搭乘总统号轮船去温哥华，也许再去一下北美五大湖区，然后从日本回家。他拿起烛台式电话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扬手招了一辆汽车，一路前往法国总会，到了法国总会，他见到了若昂、梅梅、卡利尼奥·德·席尔瓦，还有两名法国女孩，他们一起打网球，并游了一个多小时的泳。三点钟他来到美国总会吃顿午餐，打几圈保龄球。球道上打过蜡，十分锃亮，球过之后传出咣当的声音，雪茄的烟气如云雾缭绕。打完球后来到阅览室，用报纸盖上脸，睡个午觉，在台球完美的撞击声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直到六点，伙计将他唤醒，给他刮了刮胡子，让他享受点按摩，然后回到华懋饭店，换件衣服，参加沙逊家举办的茶舞会，这是鸡尾酒会前开始的一种随意的慢步华尔兹，通常在斑驳的阳台上，给未来的生意确定一下日程。到了九点，饮料给送到了船上，他们一面吃着北京烤鸭，一面开着玩笑，整个水面上都洋溢着他们的笑话。梅梅由于肝硬化，将香槟酒放到了气窗上。但是到了十点，随着歌舞表演开始，死神也开始传递，先是大使，然后是逸园跑狗场，也许是兰桂坊餐厅，接下来是人力车夫，再回到后街地下酒吧，上等人，中等人，没有等级的人，每种人都塞给舞女一块钱，跟她一起跳个舞。这时你就会听到餐厅领班诱人的声音：你自己选择吧；那个大眼睛的，她的名字叫小乌，她可想你了。就这样，他在她身上随意挥霍了十沓票子。第二天一大早，他一溜小跑回到华懋饭店，浑身散发着香水和女人的味道，他从内衣店里订了一盒真丝内衣和一束玫瑰送到霞飞路。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中午；观剧镜；所有这一切活儿。上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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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问，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人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r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凯王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薇章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I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人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所有这一切使小说产生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力度，一种元现实主义的紧凑性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更大谜团的一部分，只有将所有这些拼凑起来，这个设计才会浮现……从而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是小说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

——泽维尔·庞斯

在《上海舞》中，卡斯特罗使用了一种精心雕琢、充满感性的散文和图谱、摄影、文件和信函来探讨一个瞬息万变的多语世界。该小说获得了澳大利亚一系列声誉很高的文学大奖。有人认为，该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又是一本跨越了各种文学形式的书籍，讲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亚马逊网站书评

如果想在布赖恩·卡斯特罗的新作《上海舞》中区分真与假、写实与虚构，那一定是在浪费时间，破坏阅读经历。作者说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但是他的真实意图就是反对定义，颠覆限制性归类。

——《亚洲书评》

《上海舞》的伟大主要就在其丰富的肌理。当一本书有许多内容需要奉献的时候，你不可能指望它一下子全部展现出来。在作者的经历中也包含着社会和历史等各种复杂成分，不可能轻易得到商榷，因此，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需要缄默、用典，或某种机警。《上海舞》在处理这些复杂成分时采用了一种十分浪漫的方式，它以家族史的形式出现，而记忆和回忆则穿插其间。

——艾弗·印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