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外国资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经济中来，这使得以外商投资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三资”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大量出现，是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带来的直接现象和结果。外资的来源，一开始主要是香港、澳门、东南亚的华侨人士。而所谓的“三资”企业，一是外商独资企业，二是外商联合国内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创办的中外合资企业，三是中外合作企业。其中的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一种，它们之中，包括了外商投资联合国有经济开办的企业，也包括了外商与集体经济或者私人合办的企业。
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优势在于，企业的技术及设备都较为先进，所以，生产出的产品往往档次较高，出口率也高，内地企业受之带动，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另外，这种模式的企业发展很快，1991年，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的总数量，已经有8500家之多，而总产值达到了196.1亿元，实现利润9.8亿元，上缴税金2.86亿元。
在这一波外商投资浪潮中，很多企业由于抓住了机遇，在日后成为各个行业的佼佼者。TCL便是这些优秀企业的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TCL公司正式创立，当时的情况是，企业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TCL顺势而为，抓住了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崭新机遇，合资企业一经建立，在资金技术得以引入，市场得到开拓的形势下，企业的生存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一决断，是TCL迈出的关键一步，可以说为TCL长远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TCL集团的起步，要从“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开始说起，这家公司是在1981年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改组而成，在此基础上，利用财政借款5000元，与外商合资创办了生产磁带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十三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其股权结构是中外两方各占50%，的股份。 TCL不走寻常路，从1990年起，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TCL打破规则，越级兼并，打造出了一家由三级企业组成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集团企业，其一级企业为国有独资的集团公司，二级企业为公众公司，三级企业为中外合资或者股份合作制公司。此后，TCL为谋求规模化经营，形成大产业，集团与香港投资方合资，进行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的开发经营，先后有26家下属企业通过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等形式得以建立。
TCL集团从一家只有5000元家底的不起眼小企业起步，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集团，前后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1996年，TCL集团产值达到6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58.3亿元，利润2.6亿元，为国家贡献税收2.3亿元。当年，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名单中，TCL集团排名第9位；在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TCL集团排名第156位；在广东省70家大型企业中，TCL集团公司被列为第2名……
1996年还是TCL新一轮发展的起步之年，从这一年开始，通过完善混合所有制结构与大规模资产流动，一面扩张主导产业，一面缩减副业，TCL迅速走上了国际化发展道路。
TCL集团的实践表明，在新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有资本不能再存有固守其所有制不变的老旧观念，不能再排斥与其他经济成分的联盟合作，选择合作与否的关键，应当在于这种联盟与合作是否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否有利于国有经济发挥对国民经济的有效参与和导向作用。
混合所有制条件下，通过资产增量调整，采用灵活的形式和策略，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使国有经济在中国战略性产业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混合经济的发展可以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如依托经过初步改革建立起的现代公司制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股权转让或收购兼并等活动，实现对国有经济的改组和调整，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根本途径。不仅如此，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实现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和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平与保障经济效率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之一。
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范围都在逐年增加和扩大。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加，增大了外资经济与我国现存各种经济形式的联合，必然使得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壮大。P20-22
我长期致力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近10年来，先后从国有资本安全体系、国家出资人财务监督体系、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管控体系、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体系等5个视角，探索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资本活力效率的机理。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近几个月来，很多地方陆续出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意见，但整体来看，突破不多，力度不够，招数不鲜，路径不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标准、方法及路径都未明确和统一。2014年7月15日，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召开了发布会，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集结号就此吹响。这个发布会是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和分水岭。未来，改革还会有更大的进展。
当前，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无论是各级组织，还是个人，都对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充满期待，各种观点的交锋也已成常态。这些观念泥沙俱下，需要加以甄别，去伪存真，一些错误的观念要及时纠正、坚决反对：
一要反对“改革基本完成论”。认为本区域国资国企改革都已基本完成，不需要改了，或存在为改而改，为混而混，为合而合。改革与发展永无止境；
二要反对“深化改革困难论”。认为好改的都改了，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分歧区和雷区，存有畏难情绪，怕得罪既得利益阶层，或许有政治风险；
三是反对“观望等待论”。不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不对所属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不出台适宜的改革方案或细则，坐等上级“顶层设计”或政策方案细则，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与发展中无所作为。
就目前来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和民企中还存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和焦虑。一方面，国有企业担心“混合”之后会失去“超国民待遇”，更担心改革过程出现问题，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另一方面，民资对改革充满期待，想参与进来，但又怕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面对中石油、中石化之类的大型央企，民资即使进入，由于股权小，也很难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控制权。
错误的观念需要纠正，国企、民企的忧虑，需要用成功的实践来消除。只有消除阻力，步步为营，改革才有最终成功的可能。
从目前来讲，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须统筹推进，全面安排，切忌表面热闹，片面追求改革速度，为改革而改革。改革会牵涉到企业分类监管、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组建、职业经理人制度、董事会建设及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等，如果没有这些系统的设计和安排，新一轮改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同样重要的是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不断试点，总结经验，并依靠成功的经验推进改革。这就意味着，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博士论文到博士后出站报告，再到国资监督工作，到以解决国企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为导向的一系列研究，我都是在试图解决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当下，我认为或是缺少国企改革的理论体系支撑，或是国企改革意识形态问题没有解决，或是国企改革总体框架及战略地图尚未明晰，都构成了“混改”推进过程中的障碍。
本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体系、标准方法论、国企精准分类监管、国有资产运营平台的组建、业绩与薪酬管理改革、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及董事会建设、资产证券化率的有效提高、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等方面，都体现了我的研究成果。在详细勾画了国企改革总体框架、路径的基础上，书中还引用了大量实践案例，以便增加本书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使改革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最后，这本书能够以较高水平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要感谢杨国英先生和经观读书会的吴亚洲、黄为一和董吴等人。杨国英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历年在财经领域的不竭努力已经开花结果，强将手下无弱兵，他所带领的经观读书会同仁，年纪虽轻但都朝气蓬勃、求知欲很强。另外，本书的另一作者刘福东先生，也是一位国企改革的长期关注者、研究者和参与者，他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亲身参与主持了多家国有企业(校企)改制、产权多元化和股份制改造，本书的部分章节由刘福东先生所撰写。还有，《第一财经日报》资深记者王培霖先生对本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的学生寇小琳、李扬、耿博闻、花伟圆、王佩倩和郭倩倩也为本书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
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怎样的逻辑
赵晓
著名经济学家 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了很多积极的信号，总的来说，就是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很有新意，也很受关注的一个亮点。
关于混合所有制需要怎样的逻辑，我先说说我的看法。
我对混合所有制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2004年初，我就发表了《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时代》一文，其中重点阐述了我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些看法。当时在上海、浙江等地，混合所有制经济表现出了很好的发展势头，根据当时的实际，同时结合我的研究，我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主流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历史的必然。
遗憾的是，同样在2004年，“郎顾之争”发生了，对争论双方的孰是孰非，我们姑且不追究。但是，由这起争论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发酵，事实上却使国企改革就此陷入停滞。
“郎顾之争”导致的国企改革止步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0年后。今天重启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做的，应该是重新审视和评价“郎顾之争”。现在看来，“郎顾之争”反映的是制度规范和法治缺失给国企改革带来的尴尬。在国企改革缺乏制度规范和法治之下，只要进行改革，下一个“顾雏军”就一定还会出现。顾雏军是幸运的，比他运气坏的是曾成杰，他连命都丢了。为此，我注意到，2012年在亚布力论坛，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都在表达他们的担忧和恐惧，而往年，他们关注的是市场机会在哪里，新的增长点在哪里，他们关注的是市场和财富。
今天，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出发点，用法律、制度来做保障，并且用事实在民营企业中重树公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要注重公平正义，承诺完善法制，转变政府职能，是走对了第一步。
没有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没有办法推进。但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一混就灵”，国有企业应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并主动进行变革。
首先，政企不分是国企问题的根本。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是管人、管事、管资产，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虽然后来国务院国资委在央企中实行董事会制度，在公司管理人员中尝试市场化选聘，但央企的一把手依然是行政任命，在管理体制上还沿用一些行政体制，类似红头文件的做法，还没有得到纠正。
当前，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意味着国资委职能必须尽快转变。国资委应由“管人又管资产”转变为“只管资产不管人”，更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运营。同时，还应通过顶层设计，完善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和年终审计制度，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监督和管理的去行政化。总之，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行政化和市场化身份一分为二，剥离国有企业的特权身份，才能使政府真正作为市场竞争的维护者，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使国企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次，应正确认识、积极防范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资流失现象。以往的国企改革，监管缺失、产权不明等一系列不足，给企业改制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在新一轮改革中是需要严加防范的。防范国资流失，最根本的是从完善制度入手，使改革的流程规范化、可视化，增强改革细节的可控性。
同时，必须认识到，绝对完美的、理想化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界定到解决，都不容易，改革的过程只能做到相对可控。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转轨，都是以较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的，只不过，这种代价最终换来了好的结果——更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即极力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出现了私人资产流入到国有资产中的现象，以致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改革的目标也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所以，政府需要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加快市场化转轨之间寻找平衡。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也需要严加防范，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会导致市场的不公平。过去过于保守的改革策略，已经带来了金融改革的滞后、证券市场的扭曲以及宏观调控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
总之，当前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更多的权衡和变通来适应现实。在改革思路上，目前比较可行的，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最佳的平衡。这样的思路，更能满足改革成果最大化的要求，但同时也要求学术界和社会拿出对改革应有的理性和宽容。
以上，就是我认为混合所有制应有的逻辑。现在我谈谈《混合所有制的逻辑》这本书。就我的了解，这本书可能是国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部专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关注和议论不少，对它的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却不多，《混合所有制的逻辑》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于很好地兼顾了专业性和普及性。一方面，它涉及了国企改革的历史，涉及了当前改革的背景，也涉及了民营企业对改革的欢喜和担忧等内容，这些内容的设置，可以使没有相关基础的读者以最快的速度弥补知识的空缺；另一方面，这本书又有着很好的专业性，在理论建构和操作方法上，有不少独到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在混合所有制研究上的深入度，这些内容，是专业研究人员从事相关研究的帮手，是企业家实战的参谋。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各取所需，从阅读中受益。
经济新常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动了谁的“奶酪”？国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将走向何方？民营企业因何欢喜又担忧？国有企业如何重新激发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关注和议论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却不多。宋文阁、刘福东编著的这本《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和民企机遇)》在回顾国企改革艰辛历程、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深刻解读混合所有制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在当前的历史性机遇下，从操作层面给出国企与民企借势升级的指导意见，为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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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阁、刘福东编著的这本《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是国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部专著。本书的一个特点，在于很好地兼顾了专业性和普及性。一方面，它涉及了国企改革的历史，涉及了当前改革的背景，也涉及了民营企业对改革的欢喜和担忧等内容；另一方面，这本书又有着很好的专业性，在理论建构和操作方法上，有不少独到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在混合所有制研究上的深入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