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总销量已达200万册,法、德、意、俄、荷、日等国竞相出版。同名电影《圣诞舞鞋》《圣诞祝福》全球热映,央视热播。
在信仰与道德严重缺失的当今中国,唐娜·凡里尔编著的《圣诞·希望·爱》这样一本书具有最温暖人心、也最振聋发聩的力量,它会让我们明白爱与信仰是人生中最伟大的礼物。
作为温馨亲情类的图书,该书一度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法、德、意、俄、荷、日等国竞相出版,同时还被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改编成电影,全球热映。
《圣诞·希望·爱》讲述了三个发生在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舞鞋》、《心灵奇迹》《圣诞希望》,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故事中,蕴含着感人的力量。让读者在平静的阅读中感受到的来自亲情、友情、爱情的强烈震撼,并从中得到启示。
《圣诞·希望·爱》讲述最温暖人心的圣诞故事,在冰冷的人生中感受最圣洁的爱意!
《圣诞·希望·爱》是三个有关爱、希望和信仰的故事。
这三个故事看起来浅显、平常,却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并值得我们去深刻领悟:在这个世界上,爱才是最为珍贵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的人生,才能时刻充满美好的希望。
《圣诞舞鞋》的故事是:8岁的内森想为身患癌症的妈妈买一双舞鞋作为圣诞礼物,但在挑选好准备付款时却发现自己的钱不够。正在购买礼物的罗伯特帮助内森实现了心中的愿望。
《心灵奇迹》的故事是:内森的母亲因癌症过世,已是医学系学生的他在一位因先天性心脏缺陷而永远无法成为跑步冠军的女孩帮助内森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圣诞希望》的故事是:帕蒂与丈夫马克的婚姻触礁。这时,一个9岁女孩艾米丽闯进了他们的生活。乖巧的艾米丽使帕蒂和马克重新找回爱情,破镜重圆。
在这样一个冰冷的时节,就让我们一起去体味唐娜·凡里尔送给我们的最温馨的感动吧。
第一章
1985 年12月
我们不敢小声地祷告
也不敢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痛楚
因为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已经死了
那死去的就是希望
——王尔德
(英国剧作家)
1985年的感恩节那天,小镇上下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在那之后,每隔一两个星期,好像都有暴风雪光临这个地区。厚厚的积雪好像毯子一样,装点着这里的风景,使得整个小镇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圣诞贺卡,不过,圣诞节还早着呢。
那年冬天,学校停课的次数要比以往5年的冬天停课次数加起来还要多。多丽斯·帕特森没有料到的是,几乎每周她都不得不彻底修改原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她教的那些二年级的学生所做的教学计划。因为总有大雪要降临。
做了29年的教师之后,多丽斯已经习惯了去面对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有时,情况在别人看来是一片混乱的,而她却能从中发现机会。当校长通过教室里的广播宣布提前放假时,多丽斯正绞尽脑汁地要给她的学生们在通常的拼写和数学作业之外,再布置一个既有趣又新鲜的任务。比如,“白雪覆盖下的花儿们在想些什么呢”,或者“鸟儿们是什么时候打算往南飞的呢”。虽然这些任务很简单——但是却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也为她的剪贴簿里填满了精彩的回忆。
在最近的几年里,多丽斯已经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了。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也就这样一直到了现在。最近,她告诉校长,今年将是她教的最后一个学年了。她的丈夫4年前就从邮局退休了,他非常希望能和多丽斯一起开着新买的房车到处转转。他还在车子的备用轮胎罩上用油漆喷上了蓝色和粉色的“赫伯和多丽斯”。今年冬天这里也许一直都会是冰天雪地,而西南部的暖冬对她来说就更有吸引力了。
多丽斯从不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偏心,但每年班里都有一个小孩会博得她的偏爱。而在1985年,那个小孩就是内森·安德鲁斯。内森是个很安静的孩子,而且很善于反省自己。他有着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脸上时常会露出腼腆的微笑。多丽斯发现,内森这种温和的性格让他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富于激情。就像前两年她在学校里看到的那样,其他的学生会跑到她面前说,“帕特森太太,查理打喷嚏时把鼻涕弄到我头上了”,或者,“帕特森太太,雅各布用唾沫打湿了纸团扔我”。而内森则会走到她的桌子旁,并不用大声地喊叫来引起她的注意,只是轻声说:“你好,帕特森太太。”然后就耐心地等着她把注意力转向他。与她班上其他25个性格活跃的8 岁大的孩子们相比,内森这种谨慎而严肃的性格却显得有点忧郁了,这和他的年龄是极不相称的。
她的一些同事认为,穷人家的孩子不容易教,也不太守纪律。而且跟来自中上流家庭的孩子相比,他们总是闹喳喳的。多丽斯则并不这么认为,她知道内森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爸爸杰克·安德鲁斯在本地的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听别人说,他们家都有些入不敷出了。然而,在多丽斯当老师的这么多年里,内森是她见过的最有礼貌的孩子了。多丽斯发现,造就一个性格善良、有教养的孩子,并不取决于一个家庭人数的多少、收入的高低,而是要看这个家庭是否充满了关爱。
内森的妈妈麦琪·安德鲁斯在秋天的时候还经常自愿到学校来帮忙。她就曾经到多丽斯的教室里来帮过忙:为数学课剪裁一些图形和数字,辅导那些发音有问题的学生,或者帮忙往公告牌上贴纸做的花和树。每当看到妈妈来到教室帮忙,内森就会露出自豪的笑容。可是,多丽斯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妈妈了。
一天,内森的爸爸到学校来告诉多丽斯,麦琪得了重病,是癌症,而且医生估计情况不会太好。难怪内森经常会有些心神不宁呢。他还太小,也许还不能完全明白现在的情况,甚至还不知道他妈妈就要永远离开他了。但有些时候,多丽斯还是能从这个孩子的眼神里看到那种极度的悲伤。
在多丽斯才20岁的时候,她的妈妈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这件事给她带来的伤痛至今都难以抹去。那个小男孩用橡皮擦作业本时,不小心擦了个破洞,他用手背抹平了擦破的地方,又继续做他的作业。看到这些,多丽斯的心都碎了。在她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还从来没有哪个学生失去父亲或母亲。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好。以前要是有哪个小孩失去了心爱的宠物或者其他远亲时,她都会给他们一个温柔的拥抱,或者给他们安排额外的游戏时间,即使这么做并不一定很合适。她依然记得,在妈妈去世后她就在想,与其让别人说些老套的出于同情的好话,还不如他们什么都不说。多丽斯认为,宁静是自己能够提供的最好的礼物了。看到这个小男孩艰难地转动着削笔器的把手来削铅笔,一阵剧痛又涌上了多丽斯的心头。她默默地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降临到这个小男孩的身边,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砰地一下挂上了办公室的电话。为了打个电话,我都试了无数次了,可听筒里传来的总是忙音。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而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缺少耐心了。“谁来告诉我这新装的电话该怎么用?”我朝着办公室门外的秘书大声喊道。
格温·斯特蒂文特赶紧跑来帮我,她做我的秘书已经10 年了。
“首先,确定你选择了一条没有被占用的线路。”她解释说。
“我知道这个!”我怒气冲冲地说,“我都38 岁了,我知道该怎么使用电话。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我要打电话的时候听到的总是让人讨厌的忙音!”
“在拨号之前,你得先等到听见一个提示声,然后再输入清单上为你的当事人设置的编号。”格温平静地为我演示着。
在我刚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话费账单、电费账单和办公费用都是从事务所的总收入中支付的。而现在,所有的东西——传真机、复印机、办公电话——全都有了编号。只要有人能想得出来,我的寻呼机肯定也会被编上个号码。现在,连打电话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会把人弄得异常沮丧。而事务所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给各个当事人报账单时把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列出来。
“你只要帮我接通道格·克伦肖的电话就行了!”我抱怨道。
我已经在“马修斯、威廉姆斯和赫斯特”律师事务所待了13年了。像很多年轻的律师一样,我刚来时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天真乐观的法律学院毕业生。当时我们的事务所还比较小,就6 个律师,但所处的位置非常好,离我妈妈的家只有几英里远。我父亲已经在5年前患心脏病去世了,我就想搬得离我妈妈近一些。这样,在她需要帮助时,我可以随时照看她。而且,那里离我妻子凯特的家也只有3 小时的车程,所以当我获得了这个工作时,她也高兴得不得了。
我在事务所的第一天是在一次会议中度过的。这种会议持续了13 年:有时是跟当事人一起开会,有时是跟其他律师一起,有时是跟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是跟秘书们,有时是跟律师的助手们,有时是在午餐时间开会,有时则是通过电话来开会。我那原本希望在法庭上凭自己非凡的口才博得阵阵惊叹的幻想,也随着我桌上那些事务所合伙人送来的破产案材料的不断变换而渐渐消失了。一开始我并不介意这样的工作,而且还觉得这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在帮助小企业主和公司清理资产时,可以看着文件上那么多后面带有一长串“0”的数字逐渐减少,最后变成了一个大鸭蛋。几年后,我在事务所的身份不知不觉地由“那个帮忙做破产案件的律师”变成了“做破产案件的律师”。从最初的失望中恢复过来之后,我接受了自己成为才华横溢的法庭辩手美梦破灭的事实(在破产案件中,只需要一如既往地在法庭上提供简明的事实就可以了,从来用不上我所幻想的那种言辞激烈地提起诉讼的技巧)。为了给合伙人留下好印象,我专心致志于那些破产案件的材料中。我在事务所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而且正在集中精力争取每个年轻的法学学生都渴望达到的目标:仅用7 年就成为合伙人。
我发现,一旦自己专心于某项工作,并且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各方面的情况就会按照我所计划的那样运转。即使在我的婚姻方面,也是如此。
在法律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里,我遇到了凯特·艾博特。自从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被深深地迷住了。她当时搬到了我住的公寓附近,我是跟另外5个室友一起住在那间小公寓里的。我的父母为我提供了学费和买书的钱,而我需要打零工来挣饭钱、房租和买衣服的钱,再买一辆我买得起的车。那些日子里的三餐都是由意大利通心粉、奶酪和方便面组成的,偶尔还有附近汉堡店那一美元5 个的特价汉堡包。我仅有的一套西装是父母为我大学毕业而买的,我还有3条牛仔裤、几件破旧的运动衫、两件掉了扣子的衬衣、一双平底鞋(其中一只的鞋底破了个洞)和一双旧的跑鞋。还好室友们的衣服跟我的也都差不多,要不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衣服太寒酸了。
我初次见到凯特的时候,她正在从租来的卡车上往下搬箱子和旧家具。我开始找机会结识她,在结识她之后,我又想方设法要和她结婚。她有着乌黑光亮的头发,非常可爱。她哈哈大笑时,空气中就好象弥漫着某种美妙的音乐。在我完成法律学院学业的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结婚了。
像大多数刚毕业的法学学生一样,我也很穷困,而且还欠了债。在我找工作期间,凯特在本地一家小医院的市场部工作。尽管她的薪水很少,但还够支付我们那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公寓的租金、为我们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轿车加油,并且偶尔换一下火花塞。我们都明白我们还要辛苦好几年,而一旦我的事业获得成功,我们就会过得很舒服了。
随着我在“马修斯、威廉姆斯和赫斯特”律师事务所地位的确立,金钱也开始滚滚而来。凯特认为,我们可以仍旧待在这间小公寓里,或者搬到一个小公寓楼里住上几年,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将来存一些钱。我并不同意这样,我们可不能在狭小的住处招待我的同事们,而且房间里还放着从我们父母那里拿来的、或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旧家具。不管你喜不喜欢,作为一个优秀的律师,你就是需要与之相配的东西。而我觉得,这种要求已经延伸到我们家了。
我们在附近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买了一套大房子,而且在里面摆满了家具。我那些破旧的衣物很快就换成了崭新笔挺的Polo牌衬衣、哈特·马克斯牌的西装和强斯顿·默菲牌的鞋子。我考虑到那辆普利茅斯轿车已经不符合凯特的身份了,于是就以500美元把它卖了,然后给她买了一辆被她称作是“没有个性”的二手沃尔沃小轿车。我们那间可以放得下两辆车的车库里,还停放着我新买的宝马轿车。
这两辆车跟房子和家具一样,都是贷款买来的。在凯特生长的家庭里,没有哪样东西是通过这种信贷的方式买来的。她父母在她上大学之前都没有过信用卡,后来也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办理的,而且每月月初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借贷差额付清。虽然我试着去解释,但凯特还是不能明白那些卡维CD机、录音机、功放、多能士黑胶唱片机、B&W扬声器、三菱高保真录像机和27 英寸质子电视对我们的幸福是多么的至关重要。不过,我总是尽量地去说服她。每种东西都是我们能买到的最好的了,而且我还对自己的购买行为有一套理论:“我们有这个财力,而且我们还没有小孩。还是趁现在好好快活一下吧。”而当凯特抱怨房子太大时,我就提醒她,将来有了孩子,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房间呢。
就在快要庆祝我们第五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凯特怀孕了。我本来以为我们还要再过两年才开始要孩子呢。在她怀孕几个月之后,我就想把现在的房子挂牌出售,然后搬到更好的学校附近去。
“罗伯特,孩子还得过几年才能上学呢。”凯特反对说。
“一旦孩子降生,我们的东西就会变成现在的两倍,而搬家的痛苦也就会是现在的两倍,”我说,“现在搬正是时候。”
于是,我们把现在的房子挂牌出售,并开始找寻新的住处。我的几个同事住在被称作亚当斯山的地区,那里是有名的富人区。它的名称源自于托马斯·亚当斯,他是这个地区的创建者之一。据说他是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亲戚,不过没有哪个当地人对于研究他的宗谱产生过兴趣。
自20世纪以来,很多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都曾经在那个地区居住过。那里的街道两旁种植的是红枫和高大的老橡树,那些橡树比当地最年长的居民都要老。那里的草坪经过了专业人士的维护,灌木丛也修剪得整整齐齐。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子都是用砖头、木料和石块建造的,你都看不到哪怕是一块塑料材质的壁板。被老橡树环绕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带有宽敞的、栏杆围绕的游廊,旁边的殖民地时期式样的房子还有着高大的圆柱。每座房子都有一个故事,甚至于很多房子的前门旁边都设置了一个招牌,上面描述了这座房子的建造日期以及其他值得跟那些有幸前来拜访的人们分享的信息。要想找到一个真正想要卖房子的居民,就像要反对将这些房子一代代继承下去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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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生命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我们应将每一天都过成绝无仅有的一天,因为光阴难留,时间一去不复返。
——约翰·伍登
(美国著名篮球教练)
我从车前的后视镜里看着米娅。她正抱着自己的脚,扭动着身体,想朝车外看去。“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过去的一年里,米娅一天比一天强壮,一天比一天健康。她的母亲布里奇特被判入狱4年,再过一年,她就要被假释了。我真心希望等她出狱后,生活能够走上正轨。
我将车停在广场的对面,看着广场上那三棵冷杉树上闪闪发光的彩灯。诺玛的肺炎治愈了,但是身体还是很虚弱,以后再也无法装饰那几棵树了。有一天,我带着艾米丽去了诺玛家,问诺玛能不能让我和马克接手她已经兢兢业业坚持了40年的工作,让我们每年的圣诞节时接着装饰那三棵冷杉。听见有人想替她照料那几棵树,诺玛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今年我们装饰的时候,诺玛在一旁看着,同时也担任着指挥的角色。由于她身体不适,只能坐在轮椅上。“把那最亮的彩灯挂在树的最下方,好让孩子们能够看见。”我们挂彩灯的时候,诺玛指着树下边说。“不过也别挂得太低了,别让他们的小手够着,以免给缠住了。”我和马克在梯子上爬上爬下,试图解开那一根根纠缠在一起的彩灯。艾米丽在几棵树之间来回穿梭着,帮我和马克拿东西。我们连着装饰了两天,那几棵树已经有模有样的了。“真漂亮,简直漂亮极了。”诺玛拍着手说。由我们家来接手诺玛延续了那么多年的传统,这是我的希望。
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米娅问道。
“我们要去看艾米丽表演啊。”说着,我松开了她的安全座椅。马克两个小时前就带着艾米丽先走了,去参加今年现场的耶稣诞生活动。11月的时候,艾米丽被邀请在今年的活动中扮演一个小天使。妈妈和我一起,亲手给艾米丽缝制了演出服。试了好几次之后,终于做得像模像样了,也获得了艾米丽的认可。在马克和艾米丽离开之前,我帮艾米丽整了整演出服的翅膀,让它们像天使的翅膀一样竖在她的背上,然后又帮她调整了一下光环的位置,让它盘旋在她脑袋的正上方。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天使,我们的天使。
我将米娅从车里抱了出来,紧紧地搂着她,这样她就不会觉得冷了。“妈妈,艾米米呢?”
我不禁笑了起来,亲了亲她的脸。米娅还叫不清艾米丽的名字,每次她说“艾米米”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笑。收养米娅,是今年秋天早些时候最终确定下来的。艾米丽总是对她医院里的小病友念念不忘,所以当我和马克获得了寄养家庭的资格之后,米娅就被安置在我们家寄养了。她来时,我们将她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但是每天晚上,艾米丽都会偷偷溜进米娅的房间,在米娅婴儿床旁边的床上睡觉。尽管她们偶尔也会争执,但艾米丽还是非常喜欢她的小妹妹的。马克和我成了艾米丽的法定监护人之后,我便辞去了工作。当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地去上班,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呆在家里,看着艾米丽和米娅一天一天地成长。
我抱着米娅,走进教堂,寻找马克和艾米丽。他正坐在最前排,看到我,便站起身来朝我挥手。“你带摄像机了吗?”走到他身边时,他问道。
我拍了拍身上的挎包,他则伸手抱过米娅。
“你好啊,我的小姑娘。”他将米娅高高地举起,逗着她说。
我看见艾米丽从马厩后面朝我们挥手,我立即打开摄像机。我朝她挥着右手,左手一直举着摄像机,记录下她在那边蹦蹦跳跳、朝我挥手的情景。我一刻也不想错过。爸爸、妈妈、哈尔、格里塔、罗伊、芭芭拉还有茉莉都来了,在我们身后坐下,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摄像机。
最开始是大合唱,当他们唱起《普世欢腾》和《圣诞佳音》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一起吟唱起来。接着,一个孩子朗诵起了《路加福音》中的一个圣诞故事。之后,真正的表演才正式开始。玛丽和约瑟夫抱着一个哇哇哭的婴儿走上台来,那个婴儿就是婴孩耶稣。牧羊人在舞台上四处游走,在布景后面,站在一个梯子上,看上去正在盘旋的,是一个挥舞着翅膀的小天使,那就是艾米丽。马克举起摄像机,拉近焦距,认真地拍着。“不要害怕,”艾米丽说,“我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喜悦的好消息。”那句台词,我们已经在家里排练过好多次了。见艾米丽表现得很好,我想站起来鼓掌,但是又怕破坏了气氛,只好自己暗暗激动。剩下的台词都是另外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天使说的,而艾米丽则一直看着我们,挥舞着翅膀。我的喉咙发紧,我想我就要哭出来了。一年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将艾米丽带回了家,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帝并没有大声嚷嚷来吸引我的注意,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来自天堂的声音,反而是他派了一个孩子,来向我传达他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是这个小天使握着我的手,让我再次相信上帝的存在。当我的信仰已经支离破碎时,是她提醒了我,上帝一直在那儿。于是,就在那薄如蝉翼的信仰中,传来了希望。我也就知晓了信仰的工作方式:不论它多么微弱,多么破碎,只要你愿意,它就会带来希望。
米娅在我的腿上蹦来蹦去,我一直面带微笑。这两个女孩,是上帝于我痛苦之中赐予我的喜悦之礼。我将米娅举得更高一些,好让她能看见艾米丽。马克将手放在我的腿上,轻轻捏了我一下。尽管我们家里增加了成员,但是桌子上还总是留有一个空位子,屋里还都是肖恩18岁时的照片。关于儿媳和孙子、孙女的梦想仍旧藏在心里,尽管我们都知道它永远也不可能再实现了。那是我心头永远的痛,但是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呼吸,学会了如何痛哭、如何大笑,学会了如何珍惜每一天,因为就像肖恩在他的卡片中提醒我的一样,我意识到了时间的宝贵和易逝。
有些时候,我忘记了事情是怎么发展到了今天的,忘记了曾经所感受的痛苦;还有些时候,这些记忆又像洪水一样涌上心头。那是一段漫长的旅途,许多许多次,我都觉得自己不行了,觉得我和马克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不过无论怎样,我们还是成功了。今天,当我看着那个身着白衣的小天使,挥动着翅膀合唱时,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此时此刻,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