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编著的《一九八四》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也是一部幻想小说。作品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仿佛一个永不退色的警世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历经几十年，其生命力日益强大，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经典之一。

《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 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 （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把下巴紧紧贴在胸前躲避寒风，迅速地穿过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动作虽快，仍免不了带进一些狂风卷起的沙尘。

门厅里有一股煮白菜和旧地毯的味道。门厅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海报，海报太大了，不适宜贴在室内。画上是一张巨大的脸，有一米多宽：那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留着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五官虽然粗犷倒也耐看。温斯顿向楼梯走去。电梯根本不用考虑。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它也很少正常工作，而且现在正是白天，白天不供电。这是为仇恨周做准备的节约计划的一部分。还要走七段楼梯才到他的公寓，温斯顿已经三十九岁了，而且右脚踝上有静脉曲张性溃疡，他走得很慢，一路上歇了好几次。在每层楼梯的拐弯处，正对着电梯井的墙上，都贴着那张海报，海报上那张巨大的脸注视着你。这种画像很高明，不管你怎么动，画上的眼睛总是盯着你。画面底下有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

公寓里，一个甜美的声音正在念一串和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的金属板，看上去像一面模糊的镜子，嵌在右边的墙上。温斯顿拧了一下开关，声音轻了一点，但仍然听得清。这个装置叫电幕，声音可以调低，但无法完全关掉。温斯顿走到窗前：他的身材不高，体格也并不强壮，身上的蓝色工装裤是党员制服，衬得他更显单薄。他的头发很浅，脸上焕发着自然的红润，由于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的影响，他的皮肤十分粗糙。

窗外，即使隔着玻璃，世界也显得寒意逼人。街道上，小股小股的旋风吹着灰尘和碎纸打转，虽然阳光照耀，天空蓝得刺眼，可除了四处张贴的海报，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那张长着黑色小胡子的脸在每一个视野开阔的街角注视着路人。正对着的楼房正面就有一张。画面下的一行字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一直看到了温斯顿心里去。楼下的街道上，一张破了一角的海报被风吹得阵阵作响，底下露出时隐时现的两个字：“英社”。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大楼之间低低飞过，像只苍蝇似的盘旋了一会儿，又划出一道弧线飞走了。那是警察的巡逻机，正在透过窗户窥探家家户户的情况。然而，巡逻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温斯顿身后，电幕里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的第九个三年计划。电幕可以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耳语稍响一点，就会被电幕获取；另外，只要在那块金属牌的视野范围之内，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受到监视。当然，你无法知晓自己某一时刻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多久接通一次个人线路，使用什么系统，只能凭猜测而定。他们甚至有可能时时刻刻监视着每一个人。然而，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接通你的线路。你必须假设自己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在被监听，而且，除了在黑暗中，每一个行为也在被审视，这种假设已经成为习惯，进而变成了一种本能。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幕。这样安全一点；虽然，他很清楚，背影也能泄露心事。一公里外，他工作的地方——真理部，一个巨大的白色建筑，耸立在一片污秽的背景之上。他有点厌恶地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域的重要城市——一号空域在大洋国的各省中人口位居第三。他试图挤出一点儿时的记忆，以证明伦敦是否一向是这个样子。  P3-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英国文坛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两部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不仅使他在英语国家名声大振，而且还在冷战时期被西方批评家视为当时最具有启示性和预言性的文学作品。

乔治·奥威尔是作者的笔名，他的原名叫埃里克·布莱尔(EricBlair)。奥威尔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随父母在印度生活。他父亲曾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海关的一个低级官员。父亲退休后，奥威尔回到英国。十三岁时，他获奖学金进入著名的伊顿公学读书。但由于他靠奖学金读书，因此经常遭到贵族子弟的白眼。这不禁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和富人的偏见。1921年，奥威尔从伊顿毕业后当上了英国皇家警察，并被派往缅甸任职。在缅甸的五年中，他对英国警察在当地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并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深恶痛绝。这段经历为他的第一部小说《在缅甸的日子里》提供了重要的素材。1927年，奥威尔辞去了警察职务，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28年，奥威尔为了真实地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曾先后深入巴黎和伦敦的贫民区，当过洗碗工，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有过广泛的接触。这段经历构成了他的文学传记《巴黎伦敦落难记》(Down and Out in Parjs and London，1933)一书的背景。从1934年起，他正式移居伦敦，一边在一家书店工作，一边埋头创作。从1935年至1941年，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新作问世，其中最主要的是《牧师的女儿》、 《让叶兰继续飘扬》和《游上来吸口气》三部小说。此外，他还发表了一部真实记录英格兰北方工业区平民百姓生活的散文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 (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这些作品大都描写了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的孤独与贫困，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仇视态度。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奥威尔的创作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对“斯大林主义”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暴露出的某些极“左”现象进行抨击和嘲弄，并借此预言未来世界的恐怖景象。

在他看来，文学和政治不可分割。在一个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中，作家不可能脱离政治，因此，非政治文学是不存在的。他曾经指出，那种认为文学与政治无关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奥威尔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十和四十年代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小说主要反映人的孤独和贫困。读者在这一阶段中看到的是一个同情平民百姓、憎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奥威尔。在第二阶段中，奥威尔本人因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受害者而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敌意。他从自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变为仇视并嘲弄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然，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他改写政治讽喻小说的根本原因。

《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是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英国战后最有影响的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作者对独裁和专制的抨击与嘲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作品中，奥威尔将矛头指向了一切极权制度。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最近这部作品的意图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英国工党(我是英国工党的支持者)，而是揭示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制度所可能导致的堕落。”

这部1949年发表的政治讽喻小说向读者揭示了三十五年之后人类在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