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却写出了一部融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里程碑式”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作者也认为这是自已“最得力之作”。本书写于1942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时刻，法西斯在欧洲正式气焰嚣张之时，作为当时惟一尚未正式卷入战争的工业大国——美国，对是否参战尚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当时还很年轻的德鲁克，却透过这一席卷全球的梦魇般的浩劫，看到了战争之于工业社会的另一面。

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要领略德鲁克不断涌动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

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使人们能够理解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理解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及其管理的全貌。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包政)

序言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第9章　保守之路

译者后记

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惟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大约200年期间，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序是否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斗主力。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成了其中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律。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可能表现为和平。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推想。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

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但最后的和平并非是工业的和平。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这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点)就等于是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惟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缓刑。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是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尝试是否明智。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次要的战斗力。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如同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无以维系甚至于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这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剧烈，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将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个工业社会。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相反，我确信，战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我要说的就是战争已是一个现实——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否认但又仅仅只是现实的现实。现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它们只是存在于那里。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创造还是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无疑正确的是，战争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设法克敌制胜。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希望赢得胜利难道不是为了赋予这次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以某种意义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这些就是本书惟一关注的问题。因此，全书的惟一主题就是：如何才能将一个工业社会建构为一个自由社会？

人微言轻，对于诸如战后蓝图规划、疆域划分、国际同盟、国家联盟或者金本位制之类问题，我显然很少能说什么，甚至根本就无法置喙，无话可说。当然我不是认为那些国内国际组织的现实问题就不够重要。实际上这种片面的想法就像我们某些蓝图制作者一样愚蠢，他们认为自己在寻找惟一可行的社会机制。总是不让两全——要么选择社会机制而没有政治原则，要么相反——这比无用更糟糕，而且非常有害。有时，具体现实的结果恰恰滋生于观点和原则的讨论当中。有时，一个政治上的堵漏人员，丝毫不曾考虑到一般的规则而只是单纯凭借现场随机应变一拍脑袋得出的一些贸然发现，就缔造了一门新的哲学。在政治领域，只能要么是个二元论者要么什么也不是，因此，“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排除了单纯的政治效果论。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试图就某些具体的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而仅仅只是因为作为研究者很难了解未来变化的具体情况。按照笔者的观点，今天解决战后具体问题的惟一正确方法，应该是收集拟定多种在不同可能情况和偶然情况下的应对之道，以作为今后的方案选择备选——这就类似于参谋本部那样，总是要拟制很多作战方案，以便从中选择最适宜的方案。当然，完全达成这一任务不仅超出了压缩进一本书的范围所限，而且即便是穷一个人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完成。何况，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办法能够将战时自身的问题隔离开来，而单独只讨论战后的问题。在我看来，将来的某一天，和平得以在历史的旅程中实现只能是通过改车换骑，而不是结束我们的旅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

简而言之，本书的任务是深人思考一些基本性问题，详解阐明一些基本性论题，基于我们现有的自由社会，未雨绸缪勾画准备一个全新的方案。在此笔者无意妄称自己未卜先知，能够洞察未来工业社会的图景，而只是希望能够指明如何平稳到达这一未来彼岸。

……

P1-5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唯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 19 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怀疑说我断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唯一地纳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巨大的挑战——“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之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走到了头儿——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以此命名的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却都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会参战——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工业社会之战”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如何才能挨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乎可称唯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一直努力尝试”，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龄开始投入一项“新事业”时所说的，这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彼得·德鲁克

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

彼得 F.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在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界都有着崇高的影响和地位。但这么一位声誉卓著的管理学大师，却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写出了一部融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里程碑式”(张伯伦语)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作者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最得力之作”。

本书写于1942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时刻，法西斯在欧洲正是气焰正盛之时，而作为当时唯一尚未正式卷入战争的工业大国——美国，对是否参战尚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当时还很年轻的德鲁克，却透过这一席卷全球的梦魇般的浩劫，看到了战争之于工业社会的另一面，看到作为极权主义顶峰的纳粹主义威胁的根源及其伪社会性与反社会性，昭示了作为工业社会内在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极权主义路径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路径的工业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预言到美国必然要参战，并且这次战后，美国借助其在工业体系中所建构的社会制度和物质资源方面的优势，必然成为工业国家的榜样，引导工业世界的新的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的确，工业社会以其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首先逐渐改变了人类生存与交往的基本方式，使人首先由统制主义下的普遍自足转换为依赖普遍的交换，也改变了古典重商主义时代单纯的商业领域的狭隘性，因为只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所催生的真正的工业社会，才具备真正的物质技术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秩序模式。但这种秩序模式本身也隐藏着颠覆秩序的危险，如果仅仅将工业社会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的扩张之上，则必然使这种潜在的秩序颠覆爆发出来，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这种颠覆的强大注脚，显示出了工业社会的超经济性。这场战争胜利后，重新建构工业社会的路径不能是简单地恢复到战前的重商主义体制，当然更不能走导向法西斯极权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人类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完善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人类社会必须要在社会与政治层面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从社会政治层面给出一个超越纯粹经济效率维度的新的秩序基础。要在不丧失人类自由的前提下保证这一秩序顺畅流转。

这一重大主题实际上德鲁克分别在两本姊妹书中加以探讨。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主要探讨第一个问题，即建立在纯粹经济维度、经济效率上的工业社会，虽然能带来物质的富足，但是却潜藏着巨大的人类风险。因此，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将这一秩序基础转换到一个新的基础上来。由此由工业人来替代经济人，承担起转换中的新的工业社会的秩序建构使命，这就成为德鲁克撰写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内在思路。

而这种转换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人，可以说是为了人、实现人的全面价值。所以作为出生并成长于奥地利的德鲁克，其基调和目标都是自由的，为了自由和实现价值，人必须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而一个社会要成就这种关于人的目标，必须具备功能性，同时为了避免本来必要的社会权力导向极权主义，这种决策性的权力就必须具有合法性，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功能，社会的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构成了本书主题的核心概念。

实际上德鲁克似乎也继承了所有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精髓，就像其他前前后后的奥地利学派大师如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对自由充满向往，为了实现自由而展开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德鲁克在对自由主义的维护上不像这些大师那样享有盛名，但也许这只是因为其管理学上的更大权威性掩盖了他在这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领域的声望。但透过这部书，我们实际上可以一窥德鲁克的自由主义观，并且可以看到其和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巨匠们某些相似的风格，也可以看到他与另外一位以批判法国大革命中的极权主义而闻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克的理论有某些契合。同时从他对各种学科理论知识游刃有余的把握上，可以看到他不愧为近代一位同样以知识渊博著称、地位非常独特而崇高的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的高徒。

当然，由于作者意不在建构一种全面的学究式社会理论体系，也不在于撰写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因此，德鲁克并没有对本书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比如身份、功能、合法性、重商主义等给出一种学术的严谨定义。作为译者，我们也不便在此将自己的理解加之读者，怕误导读者，还是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体会把握。

但是在此，我们只是想要提醒一下读者少些误解的是，这几个概念德鲁克有着一些不同于我们现在一般认识的意义。比如“身份”这个词，它不同于梅恩爵士所说的近代社会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进步中“身份”的概念，梅恩的这种概念大致和我们中国现在普遍理解的比如说农民身份中的“身份”有点类似，是指那种与等级制和利益分配相关的个人的社会角色，具有贬义性。因此，作为一种近代化的特征，我们当然要打破这种等级身份，恢复人的平等自由。但是，德鲁克这里所强调的“身份”则持的是一种褒义的观点，强调更多的是每个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都必须得到社会的平等认可和对待，并且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在发挥这种功能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自己自由平等的社会身份。因此，社会必须赋予每个人以社会身份。

同样，对于重商主义这一词，德鲁克在绪论中已经指出，他在此的《义接近于现在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含义。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将其理解为经济学中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所批判的作为约15世纪到18世纪末流行的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体系，这种体系起初着重的是如何在国际贸易中尽量减少金属货币的流出而增加流入，后来又转变为至少在国际贸易中要保持贸易顺差。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际就必须采取统制主义的政策主张进行严格的经济贸易干预。显然，·主张自由的德鲁克的重商主义一词不是这个意思。

本书的翻译当然首先要感谢原书作者德鲁克教授给我们撰写了这么优秀的著作，还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向我们推介了这本著作并组织了出版发行等事宜。此外，还要感谢一位从未谋面的黄志强先生。该书的中文版，曾经在2002年由黄志强先生译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我们新的翻译过程中，也参考借鉴了黄先生的译作，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余向华

书被许多朋友和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我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确实，我自己也认为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

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即组织)。

工业社会，只有在工厂赋予了其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基于其成员的责任和决策之上时，工业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今天的解决之道，既不在于整体性的计划，也不在于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而在于将组织工业的基础置于地方和分权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基础之上。

——彼得·德鲁克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注释，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他的价值却难以估量。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可以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

——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