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深入浅出，语言简洁洗练。它采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材料和观点，客观平实地叙述了鲁迅的生平行事、创作与思想的发展流变、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以及他的性格与为人等，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完整的鲁迅形象。

本书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全书采取了“择其精要，删其枝蔓，以点带面，图文互见”的方式，用散文的笔调。互联网式的知识链接，同时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重点交代了鲁迅人生历程中的几次重要经历，完整而简练地勾勒了鲁迅求知、奁斗、呐喊、战斗雨不妥协的人生轨迹，真实地再现了鲁迅作为文化伟人的精神风貌。

1.居台门

 翰林的长孙

 兴趣广泛的学童

 三味书屋

 捉拿犯官周福清

 父亲临终自责“呆子孙”

2.走异路

 爱看新书报的“新党”

 “空前绝后”的矿路学生

 维新思想的启蒙

3.留东洋

 剪去了烦恼丝

 《浙江潮》的积极撰稿人

 习医梦的破灭

 做了旧婚姻的牺牲品

 未能面世的《新生》

 成了章门弟子

 《新生》的甲编和乙编

4.困故里

 “海归”们的“木瓜之役”

 无辫之灾

 成与维新

5.为京官（上）

 教育部佥事

 公事与私事记略

 铁屋中的“呐喊”

 “呐喊”余绪

6.为京官（下）

 新式大家庭的破裂

 苦闷的象征

 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

 学潮中“迟来的爱”

 三一八惨案前后

7.行南国

 缩短两年计划

 和对方呆对的雄鸡

8.寓上海

 开辟新生活

 论敌与战友

 左翼文化阵营中

 “甘为孺子牛”

 最后的岁月

参考文献

后记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周家自称是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1017—1073)的后代。据周作人回忆，小时候家里的灯笼上还写着“汝南周”这三个黑黑的大字，炫耀乡里。不过宗谱上周氏房族的始祖为明正德年间从外地迁居绍兴的那位佚名的“逸斋公”。鲁迅不一定确信自己是周敦颐的后代，但对祖上的口口相承似乎也有些认同。1900年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期间，他曾托返乡亲戚给家中诸弟捎去《周濂溪集》，还写了一首题为《莲蓬人》的诗，以周敦颐名篇《爱莲说》的境界与诸弟共勉。

周家是绍兴城里的名门望族，有覆盆桥“老台门”、覆盆桥堍的“过桥台门”和东昌坊后的“新台门”三座大宅，并称三台门。周家房派众多，鲁迅祖上这一支称致兴房，居新台门。到鲁迅祖父周福清出生的时候分智兴房。智兴房这一支名下的财产已没有多少了。据说周福清少年时，因家贫“无资延师，经常就三台门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地挨着听过去”，被族中人讥为“收晒晾”。同治六年(1867)，就是这位到处“揩油”的“旁听生”周福清赴浙江乡试，中第86名，次年考取方略馆誊录，1871年参加辛未科会试，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周家三个台门的门斗上，因此各添了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中间横书“翰林”两个大字。就这样，周家俨然成了翰林府邸。

周福清(1838—1904)，即周作人文中所称的“介孚公”，钦点翰林后，在馆学习3年，于1874年春奉旨外放任江西金溪知县。他脾气生来不太好，翰林外放知县在清朝叫做“老虎班”，是顶靠硬的，为人处事有些张扬，同抚台闹了别扭。三年知府做下来，周福清被江西总督沈葆桢参劾，改为教官。

丢了官的周福清于心不甘，于次年舂遵例捐升内阁中书，9月到阁当差，在京候补。1888年实授内阁中书，正七品的小京官，没啥实权，俸钱不多，逢年过节托人带些果脯等北京特产来孝敬老母亲，而母亲对儿子还有些微词。

鲁迅的父亲周凤仪(1861—1896)，又名用吉，字伯宜，是个读书人。母亲鲁瑞(1858—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里离绍兴城较远，却临近曹娥江。绍兴人称江边为“海边”，故鲁瑞也算是近“海边”的人。鲁瑞的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在自传里说，“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周凤仪和鲁瑞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周凤仪新婚不久就考取了秀才。鲁瑞头胎为周家生了个儿子。那时周福清的母亲戴氏(1814—1893)还健在，小鲁迅的降生，让他们这一房四世同堂了。

喜得贵子，周凤仪修书一封，向周福清报喜，并请他给长孙取名。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

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P1-4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莫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随随便便就点到两位数了。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却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然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曰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倒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了，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进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马克思的“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了得了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谨此就教方家，请略论之。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对撞，交流才更易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田横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进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禅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二十三年不能自拔。至于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区区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曰“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当然，凡此种种，都是现象，只云其然，未云其所以然因为她太过复杂，因为她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就譬如说汉字结构罢——由于她象形与会意，就造成了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一百年前(1908)就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询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要知真相，欲探究竟，还请看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画传》。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an era of reading picture”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至于我的三点解读对耶错耶？诸君读后自有明鉴。

是为序。

记得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盛况空前，但那时我不喜欢被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鲁迅。有位好友非常喜欢鲁迅，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读新版的《鲁迅全集》，越读越喜欢，就把全集读完了。大三时选修了鲁迅研究专家张颂南先生的《鲁迅研究》课，大四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呐喊><彷徨>的抒情特征》。这篇论文后来经修改发表在《鲁迅研究》第13辑上。刚参加工作，就花去大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再次通读了一遍。

三年研究生只写了一篇有关鲁迅的论文《“吃人”意象的象征意义——鲁迅<狂人日记>新解》，多年后经修改发表在《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与鲁迅的再次“相遇”是2003年9月，我脱产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成了馆长孙郁先生的访问学者，住在鲁迅故居前的平房里，被戏称为鲁迅的“街坊”。我当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丰子恺的审美世界》的撰写上，第二学期又为撰写“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茅盾传”搜集资料。好在鲁迅博物馆有浓厚的鲁迅研究的学术氖围，我沉浸其中，进一步感受到了鲁迅的博大精深。不过有关鲁迅的论文只写了“半篇”——《鲁迅·丰子恺·<苦闷的象征>》，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收入“论点摘要”。

近几年，孙郁先生带我参加了数次有关鲁迅的学术会议，了解了国内外的鲁迅研究信息。去年秋天参加“鲁迅与书法”学术讨论会，孙郁先生就鼓励我承担本书文字稿的撰写。将手头的事做完，静下心来写作时，已到了今年2月底，本丛书的组织策划者郭平英老师、张问渔老师已在催稿了，夏晓静女士、刘宁先生已基本完成了本书图片的拍摄和制作工作。于是，我在大家的催促和鼓励下，埋头写作本书，连暑假也没有休息。2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基本上属“玩票”性质，这回赶鸭子上架，真正进行了下苦功夫的研究，可惜时间太仓促。对于鲁迅的理解，大都写进文字稿中了。

坊间流传的“鲁迅画传”，图片大都是翻拍的，越印越粗糙，这是非常对不住“美术家”鲁迅的。提供给本书的图片主要是原始照片或从有关鲁迅的文物拍摄成的照片。在郭平英老师和张问渔老师的指导下，文字稿的写作力求深入浅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让这本《鲁迅画传》做成同类书中最精美的一本，同时也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图书。

本书参考了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和鲁迅研究专家的著作，限于丛书体例，不能随文一一注明，作为补救，列了“参考文献”。

最后，要向关心、支持本书文字稿撰写和图片拍摄制作的各位师友道一声谢谢！

余连祥

2008年10月

于浙江湖州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