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主张在教室公开人体写生的刘海粟与编《性史》的张竞生，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位都是文化界的新锐人物，他们提出的主张或做法，在当时视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大多都成为现实。

随着时间的年轮运行，社会的宽容尺度大幅度提高了，性不再是千夫指的罪孽，讨论性学似乎也开始变得时髦起来。对于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先行者，人们开始投注了更多的目光。

对“民国三大文妖”的误读，一直持续至今依然存在。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的思想，在历史的珍宝库中濒于泯灭；他们那些散发异彩的学术著作，封存在故纸堆中蒙满了灰尘。

时间的年轮运行到了21世纪，社会的宽容尺度大幅度提高了，性不再是千夫指的罪孽，讨论性学似乎也开始变得时髦起来。对于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先行者，人们开始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张竞生的性学著作正在开禁解冻，其描写个人性史情史的随笔集《浮生漫谈》在书店里热销，以往的误读不断得到纠正；刘海粟则比张竞生幸运许多，他的大师位置，很早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估计这与他从事美术有关——尽管人们在“大师”前往往要加上“叛逆”二字，称他是“叛逆大师”；而就在前不久，东方卫视制作的专题片《大师黎锦晖》首次热播，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传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如雷贯耳的那个名字，哼唱着那些脍炙人口的童谣和爱情歌曲，感叹唏嘘不已。

终于，我们有了机会，对三位声名狼藉的大师作客观评价。

引言 声名狼藉的大师特立独行的先哲

第一部 性学博士张竞生

 第一章 翩翩少年逍遥游

一、留在故乡的梦

二、黄埔陆军小学时代

三、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尴尬遭遇

四、盲婚哑嫁的悲剧

五、在革命与佛学问彷徨

六、不去做官，要去留学

 第二章 异国他乡的浪漫情史

一、十年情场的开端

二、对法国女郎的忏悔

三、战争期间的两次艳遇

四、避难邂逅的少女诗人

五、三个月的情侣

六、卢梭在中国的传人

 第三章 赤子之心，明月可鉴

一、学子归来挨了一闷棍

二、金山中学的失落

三、北大六年的黄金岁月

四、一场轰动全国的爱情大讨论

五、博士的侠胆义肠

 第四章 谈性色变

一、中国式禁忌

二、《性史》是怎样的一本书?

三、尴尬的处境

四、从北京到上海

 第五章 永不屈服的斗士

一、办刊物与开书店

二、飞来的牢狱之灾

三、与周氏兄弟的江湖恩仇记

四、褚问鹃其人其事

五、把乡村建设当作一块实验田

六、第三次婚姻以及情感的归宿

七、最后的岁月

第二部 艺术叛徒刘海粟

 第一章 少年轶事

一、家学渊源

二、上海滩求学的短暂经历

 第二章 沪上办学记

一、师生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

二、沪上办学的那些人和事

三、裸体模特儿事件

四、文士与军阀

 第三章 世事总关情

一、性学博士援手相助

二、良师蔡元培

三、一对狂师生

四、新月如钩

五、梗直的心灵知音

 第四章 爱河波澜

一、失败的初恋

二、难堪的洞房花烛夜

三、披狐皮的女孩

四、聚散随缘

五、恢复春天的生机

第三部 时代曲鼻祖黎锦晖

 第一章 孤独的拓荒者，快乐的音乐魂

一、湘潭“黎氏八骏”

二、天地之间自由飞翔的精灵

三、侠义少年走天下

 第二章 看那一轮明月

一、早期的音乐生活

二、把梦想藏在心中

三、哦，大上海

四、黄金时代

五、群星璀璨，花团锦簇

六、一轮明月下南洋

七、一桩历史公案

八、徐来速去的缘分

九、老七接过了接力棒

十、一切为了儿童

 第三章 生命的航船转舵之后

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二、尴尬的历史夹缝

三、生命力找到了新的喷发口

四、在重庆的日子

五、至死不渝的“明月社情结”

附录 “民国三大文妖”活动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六、不去做官，要去留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全面爆发：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接着湖南、陕西、江苏、浙江、江西、云南、四川等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光复独立。人们奔走相告：一个没有皇帝的新生活将要开始了。

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为错综复杂。一方面，维系了近三百年的满清政权并没有被完全推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仍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代表清政府与革命军宣战的袁世凯，实际上是满清政权的真正掘墓人，他对清廷并不抱幻想，之所以同革命党宣战，只不过是要获取一个筹码，以便将来与清廷摊牌时用。

可是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当事人，却几乎都是“当局者迷”。

有人曾这么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左倾过，那他的人品有问题；如果他年纪大了还左倾，那他的智商有问题。那年张竞生23岁，正是思想观念容易偏向左倾的年龄，辛亥革命爆发，偌大的中国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许多青年被革命所感召，纷纷走向街头，走向社会。

这时对张竞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一个人物，仍然还是汪精卫。汪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认为其必死无疑，但是当汪的“绝命诗”从狱中传出后，民间舆论为之一变，呼吁释放汪精卫的声音不绝于耳，并演变为对革命党的同情和支持。对民间涌动的这股潜流，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有所顾忌，如果此时执意杀汪，恐个白会招致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的更大反感，从而全面引爆民怨，使得统治者如同坐在炸药桶上。反复权衡的结果，清朝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选择。

汪精卫被释放后，将其革命活动的重心放在了北方。1911年12月1日，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在天津租界汪精卫的寓所成立，重要成员有汪精卫、黄复生、李煜瀛、杜黄、袁羽仪等人。汪精卫、李煜瀛分别为正副会长，下设党务、总务、参谋、军事、财政、交通等部。张竞生参与其中，并非显赫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但是，正是因为此次参与，使他与声名大振的汪精卫建立起了联系。

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汪精卫与袁世凯之间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双方都有利用价值。汪精卫看中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军，一出狱后，便上门充当说客，游说袁世凯举兵反清。袁世凯老于权术，对汪的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反而让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为了让袁世凯在与清廷的谈判桌上更有话语权，袁大公子与汪精卫密谋，要在北京举行一系列暴动。

张竞生曾参加过其中的东安门洋车夫暴动。他和同盟会的数十名会员一道，逐一动员洋车夫，将洋车夫纠集在广场附近，趁着月黑风高，蜂拥而起，大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混杂在其中的革命党人，乘乱开枪、扔炸弹。军警方面，袁克定事先已作安排，让他们不要干涉，因此整场暴动像是一次化装晚会，始终有惊无险。

暴动发生后，袁世凯据此向清廷报告：北方京津一带，皇城根下，革命党活动十分活跃，若不是有他袁世凯坐镇，北京将是一座危城。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与革命军相对抗：一面利用外交手段，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1911年12月上句，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南北双方决定坐下来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革命党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二人都是广东人，张竞生曾经戏称，这场谈判是一场粤人之间的较量。

由于汪精卫的推荐，张竞生被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协助南方军政府和总代表伍廷芳、总参赞汪精卫等，与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张竞生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和会务统筹外，另外的秘密任务是按照孙中山的意图，拟订和谈政策，提出谈判策略，应对突发事件，并整理每天的和谈情况，随时向同盟会总部报告。

1959年，张竞生担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期间，曾写下了一篇数万字的回忆录，题为《南北议和见闻录》，文章从亲历者的角度，记叙了南北议和期间的逸闻趣事，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据张竞生说，伍廷芳当时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部总长，他对共和政体貌似认同，实际上是狡猾的大官僚，只知个人名利，说不上主义不主义，而且此人毫无深远的见识。

南北和谈代表在这边进行谈判，南京那边组织了国民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张竞生奉汪精卫之命，赴南京上缴京津保同盟会的数千元经费。在总统府西花厅的小会议室里，孙中山约见了张竞生。按照孙中山的安排，南方议和团的实权，名义上是伍廷芳任总代表，实际上由汪精卫操持，他暗中嘱托张竞生：“伍廷芳虽是南方各省推举的代表，但他性贪财货，喜物质享受，非革命党人也。凡代表团遇事，均须请求汪精卫决策，方可执行。”张竞生频频点头，将这番话牢记在心。

南北和谈旷日持久，几经争议，终于达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几项协议，其中包括清帝退位、全面停战、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等。张竞生在《南北议和见闻录》中说：“清帝逊位之事，迭经南北电商，亲贵会议，以袁世凯一人周旋其间，北军、八旗，皆受其化导，不至一矢相加，这样革命得到和平的胜利，实为古今革命史所稀见。”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关于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张竞生在为《南北议和见闻录》所写的按语中写道：“在会谈时，孙先生表示，如袁赞成共和，就让他做总统。袁世凯由此更加努力促成清廷自勺退位，实则他不过为自己打算。至于北方军阀受袁的指使，以段祺瑞为首的数十人也通电赞成共和，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毫不知共和为何物，终于闹成后来若干年南北军阀争权夺利，人民大受灾殃。……总之，当时除孙先生及南方一班代表实心建立共和政体之外，其余的，如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与南方的政客，都不知共和为何物，所以闹成民国数十年间徒有虚名，而底里却受军阀的实祸。”

张竞生对民国初年政坛丑闻的不满，已隐约透露于字里行间。

因此，南北和谈结束后，张竞生见到孙中山先生，当孙中山先生问他将来是进入政府做官，还是另有其他打算时，张竞生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心中的愿望：希望能出洋求学，以期更好地报效国家。

在孙中山先生的安排下，1912年10月，张竞生以中华民国官费生资格，与宋子文、谭熙鸿、杨杏佛等派到法国留学。

若干年后，张竞生回想起当年乘海轮留学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千：“在我未到欧洲之前，我从家乡到汕头，也曾乘渔船飘荡于海岸，那时看到波涛的汹涌一阵一阵从船身打来，以为不免葬身于鱼腹了，这就是所谓大惊小怪，未到大洋的河泊，自以为家乡的小溪流，便是最大蛟龙的避难所了。及后，从汕头到上海到天津，更加感受到海洋的伟大无边，迨从香港到欧洲，经过印度洋，地中海，又所乘的是数万吨的船只，然后始能满足平生壮游的志愿。”

P14-17

历史上被误读的大师不在少数——尤其是在黑暗的文化专制年代，更是屡见不鲜。

比如说，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欧洲，神学代替了科学，野蛮代替了自由，神学家们荒诞地宣称，宇宙是一个“充满各种等级的天使和一个套着一个的水晶球”，而静止不动的地球是无数水晶球的中心。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当时是意大利的一个普通的修道士，接触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后，生命中迸发出了火一般的激情，他像抒情诗人似的向世人宣示：宇宙中存在着数以千万计的恒星，都如同太阳般炫目，散发出巨大而炽热的能量，按照各自的轨道和规律向四面八方疾速运行，生命不仅只是地球上有，在那些人们看不见的遥远的星球上，孤独的人类也许能够找到同伴……

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常识，但在16世纪，那番话无疑是先知者的惊世预言。清晨打鸣的第一只公鸡，得到的并不一定是颂扬，更多的是指责和抱怨，有的甚至还可能导致杀身之祸。从那之后，灾难始终跟随在布鲁诺左右。他被革除教籍，指控为异教徒，逃亡到异国他乡长期漂泊，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布鲁诺的可贵之处，是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足迹所至之处，从不放弃宣传“哥白尼学说”的机会。他的言论和著作激怒了教廷，教廷设下圈套，诱骗布鲁诺回国，将其囚禁宗教审判所的监狱里，非人折磨长达8年之久。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押出监狱，绑赴鲜花广场执行火刑，为防止他喊出异端的口号，教廷甚至事先用竹签钉住他的舌头。尽管如此，布鲁诺临死前的那句话仍然不胫而走，久久激荡人心：“你们在宣判的时候，比我听到判决时还要恐惧。”

身处行刑场，还能像布鲁诺那样昂首面对、谈笑风生的，世上并不多见。

更多的受难者在灾难降临时选择了沉默——虽然他们在内心里从来都没有屈服。比布鲁诺稍晚出生的意大利人伽利略，同样是因为坚持“哥白尼学说”而遭致教廷迫害，并被终身监禁。在严刑拷打下，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被迫写了“自白”，违心承认地球是永恒不动的宇宙中心。可是在伽利略临终前的弥留之际，人们还是听见了他的喃喃自语：“宇宙没有因为我的‘自白’停止转动，地球仍在转动啊……”

布鲁诺和伽利略是不幸的，他们是人类的先知，因为提前说出了世界的真谛，而遭受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这些大师又是幸运的，他们虽然不容于罗马教廷，却受到了民众的追捧，并且永远让后人敬仰。

人世间还有一种先知，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既不能容于统治当局，又不能容于身处的时代，也不能容于后世，传统习俗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他们，以至于一般人根本看不见他们身上的光环，甚至于发生错觉，误把光环当作了鬼火。本书将要讲述的张竞生、刘海粟、黎锦晖，史称“民国三大文妖”，此处“文妖”一说非贬义，引用李敖的话而言便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而“三大文妖”的提法也是一种约定俗成，是对这三位同时期的离经叛道者进行的群体化统称。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是社会与人生的多重悲剧。

张竞生(1881-1970)，广东饶平人，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也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的第一人。张竞生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期间认识了孙中山。南北议和时，他受孙中山委派，在南方代表团中担任秘书，与不少国民党元老人物结下了友情。民国成立后，张竞生放弃做官的机会，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出国留学，在法国先后读完学士、硕士，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张竞生，满脑子装着西方理念，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开时代之先河，在中国公开出版《性史》，从此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纷纷站出来进行声讨，更多的批评则是不理智的声音，有的还充满了恐吓和谩骂，一盆盆污水从四面八方泼来，张竞生被指称为“性博士”，有人称他是“大淫虫”“下流坯”，谤满天下，身败名裂，不言而喻，这样的“文妖”，话语权自然是被剥夺了。

也就是在此前后，上海出现了另外一个“文妖”。

刘海粟(1896-1994)，江苏武进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开时代之新风气，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先后赴欧洲、日本等地考察，回国后，效仿西方美术界的惯常做法，聘请女模特让学生们写生。当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课堂上时，全国一片惊愕，有议员给报馆写信，要求当局严惩“文妖”，有更多的人(包括诸多社会名流)骂他“禽兽不如”。刘海粟给五省联帅孙传芳写信，请孙主持公道，结果可想而知，孙传芳下达了秘密通辑令，要不是借助于租界的保护，刘海粟恐怕逃脱不了一场牢狱之灾。

第三个被指为“文妖”的叫黎锦晖(1891-1967)，湖南湘潭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出生于书香门弟，兄弟八人均成就非凡，被誉为“黎氏八骏”。大哥黎锦熙曾任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熙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是新教育、新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黎锦晖受大哥影响，也投身于国语运动，并且创造了用音乐推广国语的独特形式。1920年，黎锦晖创立“明月音乐会”，随后成立了“中华歌舞专修学校”，旨在培养艺术人才。这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却如同捅马蜂窝，招致了各种恶毒的攻击，有人讥讽那些上台跳舞的女孩子是“卖大腿”，而那些女孩子的名字后来闻名遐迩，无一不是中国著名的歌星影星，如周璇、王人美、黎明晖、阮玲玉、徐来、黎莉莉、薛玲仙、胡茄、白虹等。然无论人和事，一旦与情色沾上边，就是人生噩梦的开始。黎锦晖创作的爱情歌曲《桃花江》《毛毛雨》《特别快车》《蔷薇处处开》等，被指为“靡靡之音”，更有甚者干脆称为“淫乐”，一顶“黄色音乐”的大帽子，强行戴在了黎锦晖头上——这一戴就是终其一生。

“三大文妖”首次正式提出的时间当在1926年前后。此时刘海粟因人体模特儿之争，陷入千夫指的糟糕境地，上海滩几家报馆推波助澜，将倍受恶评和非议的性学博士张竞生以及创办明月社的黎锦晖捆绑在一起，名曰“三大文妖”，大肆渲染炒作，使得这一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称谓不胫而走。今天，经过历史的验证，“三大文妖”实为三位先知，但是多年来，三位大师级人物，犹如一条线上拴着的蚱蜢，无论怎么蹦跶，也逃脱不了一世骂名。拴着他们的那根线，是个臭名昭著的字眼：性。

说“性”臭名昭著，其实也不尽然。在中国历朝历代，“性”都像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揭开五千年文化的帷幕，神秘的“性”始终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隐藏在那些秘不示人的文字和图画背后，偶尔露一露峥嵘，便会激起惊涛骇浪。把性当作洪水猛兽，实在大可不必，茫茫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带有二元性，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世间万事万物，莫不是由阴阳的结合，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众所周知，性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文化又是人类和动物区别的重要依据，但是对于性文化，人们的认识远远不够，许多旧观念残存在脑海中，导致中国人对性的认识普遍肤浅、混乱、误解乃至偏见。“只有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费孝通语)。

被称作“民国三大文妖”的张竞生，刘海粟，黎锦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不久的年代里，勇敢地涉足神秘的性领域禁地，掀起了一阵性学旋风，他们理应受到国人的尊敬。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得到的不是鲜花满堂，而是荆棘遍地；不是掌声和欢呼，而是辱骂和口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那些荆棘、辱骂和口水一直伴随着他们，使得他们很难像布鲁诺那样昂首面对，谈笑风生。忍辱负重的三位大师，在人生跋涉的旅途中，只能终生饰演赎罪者的形象，低着头，躬着腰，只能像伽利略似的无数次喃喃自语：“可是……地球仍在转动啊……”

最感悲哀的是，对于率先在性文化上探索的张竞生、刘海粟、黎锦晖，不仅当局者下令封杀，一般民众不能理解，连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都难以宽容。鲁迅在杂文《书籍与财色》中，就曾把张竞生当做靶子：“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鲁迅的笔是刻薄的，可是这一次用错了地方。张竞生在上海开“美的书店”，主要是希望通过卖新文艺书籍，来推进民众的认识水平，而鲁迅杂文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在西方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巴多淋液”，张竞生在探讨性学时使用过这一说法，并解释说，女性在性交时，自阴核排出的液体是第一种水，自阴道分泌的液体是第二种水，一般的性交，都会有这两种水排出。只有第三种水，是从阴道口排出的液体，只有在最美好和最成功的性交中，才作为最隐秘、最珍贵的“瑰宝”奉献出来。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性科学探讨，到了鲁迅尖刻的笔下，却总有那么一种说不清的味道。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到《鲁迅全集》，并加上了注释，对张竞生的评价是“宣传色情文化”。连鲁迅都这么说，张竞生的反派角色自然是逃不掉了。

在另一篇杂感中，鲁迅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由此来看，鲁迅毕竟承认张竞生们在性学领域所饰演的开拓者角色，只不过他们像晨起啼叫的公鸡，打鸣时间太早了。

是的，他们的思想太超前，走得太远，越过了人们(包括许多走在新文化运动前列的人)心目中的底线，受到的误解之深、冤屈之重，也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面对误解和冤屈，他们学会了沉默。

但沉默并不代表默认，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沉默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即使在最无助的日子里，张竞生头脑依然是清醒的，他说：“毁誉原是不一定的。凡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这句话充满了哲学意味。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观点从受诋到获直，只不过是白驹过隙似的一刹那，虽然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却往往是十分漫长的炼狱。

对“民国三大文妖”的误读，一直持续至今依然存在。他们曾经光芒四射的思想，在历史的珍宝库中濒于泯灭；他们那些散发异彩的学术著作，封存在故纸堆中蒙满了灰尘。

略微感到欣慰的是，当年他们的反叛，也并不是没有引起任何后来人的注目。

台湾作家李敖，在读大学时接触到张竞生的《十年情场》后，“立读竟之”，他在《大学后期日记》中，频繁记录下了读张竞生的文字时的惊喜和佩服，与友人谈心时大发感慨，立志要做张竞生第二，并制订宏大计划，决定写《张竞生传》，还准备写一部《中国性史》，即使那是一次“恐怖的经验”，为此坐牢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

在全社会普通误读他们的时代，李敖式的追随者是凤毛麟角，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时间的年轮运行到了21世纪，社会的宽容尺度大幅度提高了，性不再是千夫指的罪孽，讨论性学似乎也开始变得时髦起来。对于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先行者，人们开始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张竞生的性学著作正在开禁解冻，其描写个人性史情史的随笔集《浮生漫谈》在书店里热销，以往的误读不断得到纠正；刘海粟则比张竞生幸运许多，他的大师位置，很早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估计这与他从事美术有关——尽管人们在“大师”前往往要加上“叛逆”二字，称他是“叛逆大师”；而就在前不久，东方卫视制作的专题片《大师黎锦晖》首次热播，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传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如雷贯耳的那个名字，哼唱着那些脍炙人口的童谣和爱情歌曲，感叹唏嘘不已。

终于，我们有了机会，对三位声名狼藉的大师作客观评价。

虽然这一切来得晚了些，但毕竟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