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力作凡60篇，集中展示先生之精神及对世事之洞明。书之身世，师已言明。窃以为，先生新著，异于早年《新整体论》。彼书也，逻辑整俨、论理考辨，彰显灵思之锐敏。今日所著亦异于近年《跋涉的理性》。是书也，综罗百代、取经用宏，见证学功之深湛。方今《孤骛落霞》，神游浩莽，笔参造化，意态卓异，雅趣万端，正乃先生为文之格调，运思之精妙。

本书主旨是对宇宙和人生的哲学领悟。全书60个主题或为作者独创，或为旧意新释。作者力求以哲理的阐发贯通天地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旁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林林总总的旧闻新知，又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审视世道人心，针砭时弊。作者有意创造一种融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辨、严谨的科学实证与逻辑推理、生动的形象塑造和诗意的情感抒发为一炉的独特文体，颇富可读性。

自序

第一编 天

 1 人择原理

 2 天道不全

 3 阴阳合德

 4 潜蕴性联系

 5 有限和无限

 6 时间的摆渡

 7 可逆与不可逆

 8 低谷与高峰

 9 简单性原则

 10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

 11 边缘与中心

 12 有与无

 13 卸载原则

 14 新先验论

 15 丛林法则和效率原理

 16 存在的价值

第二编 地

 17 分析的时代

 18 从身份到契约

 19 告别还是传承

 20 文化的通约

 21 物本和人本

 22 从至坚到至柔

 23 符码拜物教

 24 释魅

 25 尤息弗罗悖论

 26 法拉第定则

 27 思想创意的优先权

 28 俄狄浦斯效应

 29 “杀半”与“救遗”

 30 时髦辩

 31 释雅

 32 知识之母

 33 宗教感

 34 语言是存在的家

 35 不言之言

第三编 人

 36 兽性、人性、神性

 37 我思、我造、我断

 38 双重人诠释

 39 日神和酒神

 40 皮格马利翁效应

 41 负反应力

 42 孤独的境界

 43 文章憎命达

 44 心由境生

 45 疏远化

 46 怀疑一切

 47 不狂不痴，不能成事

 48 成功的黄金定律

 49 能行性

 50 智慧高于知识

 51 不知之知

 52 功利智力和自由智力

 53 文如其人

 54 修辞立诚

 55 慎终追始

 56 普朗克原理

 57 文化学年龄

 58 钱德拉塞卡创造力差异律

 59 哲人长寿

 60 梦比真实更真实

后记

3 阴阳合德

中国的传统智慧确有其独步世界之处。众所周知，阴阳这对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独特表述，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表述和西方对辩证法的理解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而这一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特殊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且鲜明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不能说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希腊哲学中缺乏对矛盾辩证法的领悟，学过一点哲学史的人，有谁不知道赫拉克利特关于升降、离合、梦醒、善恶、终始、生死的辩证论述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迈恩甚至拟定了十对辩证的始基：有限—无限、奇—偶、少—多、左—右、阳—阴、静—动、直—曲、明—暗、善—恶、正方—长方。请看，其中甚至包含了阴阳这对范畴(当然和中国古人理解的阴阳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尽管如此，古希腊人的辩证思想是否达到了中国古典辩证法的高度呢？对这样的问题，抱着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人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例如黑格尔对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重要命题，只是轻蔑地评价为“里面的规定停留在无规定之中”。即使立论比较公允的哲学史家，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顶多也只是认为这种阴阳理论和古希腊人辩证法思想异曲同工而已。

其实，阴阳辩证法的独特内涵表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哲人，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阴阳作为宇宙和人生基本动力机制这一中国古典辩证法所达到的思想高度。问题在于，对西方人而言，对立面的双方是绝对平权、无分轩轾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也仅仅是在具体条件下某一方占优势，显示出作用强度上的不平衡性，而不是在功能和机制上有什么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古典辩证法看来，作为对立面的阴与阳，却是对矛盾双方在辩证运动中所表现的不同特质的哲学抽象，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学机制是由表征刚强、躁动、开放、进取的阳，和表征柔弱、宁静、收敛、退守的阴这两大始元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矛盾双方作用机制的异质论，与西方辩证法的矛盾双方作用机制同质论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古典辩证法的重大发现，也是中国古人对辩证法的伟大贡献。遗憾的是，这一点却被普遍忽略了。

阴与阳对事物运动和发展的作用不同，两者互补而不能互相取代。与西方文化片面强调阳刚的积极作用不同，中国古人独具只眼，认为阴柔在宇宙创生、自然进化、社会进步中同样起着特殊的作用，比起阳刚来，也许更值得重视。《易传》指出，阴阳相辅相成，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因为“阴阳合德，而刚柔合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道家则进一步揭示了阴与阳在辩证作用中的不同机理，突出了阴柔的地位：“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上善若水”，“守柔日强”，“静为躁君”……据说，老子濒死时，对弟子宣示道之真谛，张口问弟子：“吾齿尚在否？”弟子答日：“不在。”又问：“吾舌尚在否？”弟子答曰：“尚在。”于是老子即溘然长逝。舌弱齿强，而舌在齿亡，这就是“强梁者不得其死”的“柔道”。“儒者，柔也。”中国正统的儒学也是尚柔的。诚然，西方文学作品和民间谚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对此，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曾有所征引，如蒙田所说的“后退所以前跃”之类。但是，在西力文化传统中，这只是哲人的领悟，是对普遍的“刚性”社会心理的一种警示，而不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观念。相反，在中国，这种思想模式却一以贯之，深入人心，始终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中国人在战略上讲究“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后发制人”，在生活中提倡“宁静致远”，“不为己甚”，主张“急流勇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追求内心和谐、宁谧、通达、宽厚的人生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格，表现出独特的东方智慧。如果从这一点上来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妨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阳性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阴性文化”。  那么，阴阳之道究竟何者为尊呢？强调阴柔，那么阳刚就不重要吗？应当说，这是传统辩证法理论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不过，人们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领悟。一个著名的说法：“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就提示了解开这一问题的钥匙。基础和主导应当是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正如原因与结果，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范畴一样，可惜至今无人道及此意。原来，在许多矛盾事物中，对立一方是基础，而另一方则是主导，二者的区分不是地位的重要性与否(如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万面那样)，而在于动力学功能的不同。基础一方规定着发展的质料、前提、结构要素、作用空间，等等，而主导一方则规定着发展的机制、方向、速度和规模；没有基础事物不能存在，但它是消极的，而没有主导事物不会如此这般的存在，它是积极的。例如，没有农业，就没有基本生活必需品，没有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没有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就无法存在；反过来，没有工业，就不能为农业提供技术、设备、专门人才、知识和信息，农业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化，而只能停留在自然经济的水平上。这一范畴具有普遍的意义，诸如经济和政治，群众和领导，物质和意识，身体和心灵，经验和理论，技术和制度，设备和人力，硬件和软件，直接劳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生产力，诸如此类的矛盾范畴的相互关系，都可以用基础和主导的范畴来说明。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政治工作是经济的生命线”，“政治第一”这些提法的含义；这里所说的第一，不是说它决定了经济的存在，而是说它起着主导作用，它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道路、方向、规模和速良。其实，聪明的中国先哲也透露了此中信息：地为阴，为坤，而“厚德载物”，是基础；天为阳，为乾，“君子当自强不息”，是主导。

P9-11

先生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擅雄辞伟论，纵横文理。捧读先生宏文，不究其为高堂讲章亦或随笔杂谈，既聆碎玉鸣金之妙音，又感金戈铁马之雄浑，不单有即兴抒怀，也饱含侠义肝胆。其文言简而意丰，体深则旨远。读之思之，有高崖飞瀑，豁破青冥之感；思之信之，入奇峰倚天，月照平湖之境；信之乐之，享把酒临风，醉不能已之妙。此虽非无韵之《离骚》，然则如诗如画、如琢如磨，其才情雅气，尽得春秋笔法、魏晋风骨、盛唐宏韵，两宋精魂。可谓志贯檄文，神畅无极。恰应了先生自认其平生“圣仙侠”三品中，更偏“侠”字一义。此乃中国文化独有之风致，亦是思想原创必具之底蕴。

天光照水，文以栽道。先生书中所贯注的顽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透心彻骨，震撼万灵。那是一种“大道”运行的天命意识。所谓“孤鹜”者，昭示以德配天、独参大化之心仪；“落霞”者，乃显宙宇天光、莽然虚极之阔境。二词奏合，即有万壑松风、寂然寥寞之体味。先生素与中华传统相亲近，然其幼年亦受基督教文化之滋养，启蒙精神之熏陶。先知对真理大道之热爱，及其生于乱世，奔走呼告之德慧，身处危邦，修己安人之仁勇，都已化入先生血脉。故东西文化、理性信仰、科学人文、个体生命、人类前程皆入先生之论题。其于出世与入世间之考量，对中心与边缘关系之颠覆，亦皆有其文化渊薮。

先贤大哲曾于学问诸境界多有描绘。吾非贤哲，权且罗列往圣卓识，窥得方家完整之心历。概言之，其境有三：一为功利境，即以求知为核心，其主旨乃化对象为已有；二则道德境，是用学问化自己，努力提升个人精诚，实现转知成智，此恐学术历练中最艰难之转折；三乃自由境，其时学态已从容、宽让，洋溢着把玩、欣赏的艺术精神，仿佛“道成肉身”，于对象和本己间轻松游弋，万物皆备于我。孔夫子之“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入此境，此亦合先生情势。有福命步入这一尖峰境地者乃人中麟凤。君不见，多少年逾古稀之学老，精力学力虽大不如前，却于名利场中老当益壮，和年轻人一般争风，未肯示弱。其为学为人少得内在精神体会这一截，恰似买椟还珠，失了世间珍宝。如是，则学问于他只抵谋生手段，一生过着形躯生活，悲有不及。

就此，先生之书乃度人度己之文典，吾辈敬业修德之楷模。此系国内许多学者著作所绝不可见者，盖因其精神贤源之原始配置中，根本不存这一维。出于同理，与先生只一般交往甚或其诸多门生亦难真切体会。而先生学品与人格之魅力，其根本正在于斯。所谓“道通天地有无外，思入风云变幻中”(程颢)之意境，也须细心咂摸才可把捉。或许，依海德格尔之“四方域”说，先生尚有未尽之辞。然这已是一道可见风景，先生所作大量激情诗赋会以特有风姿展现其另类求索。

据闻，有出版社正编辑先生论文选集，亦录代表作品60篇，取名日《边缘上的求索》，足证先生超然淡远之心志。此二“60篇”同时问世，当能展示先生治学大略风貌。13年前先生《新整体论》出版时，我曾誉之“《三论》开基业，革故鼎新元”。如今， 《三论》中之《新整体论》已传布多时，虽影响日隆，然《新先验论》和《新文明论》两书犹在焦灼企盼中。依先生言，此乃学问之书，性灵之书。更系生命之书，因而当今富有追求、眷爱哲思之人。绝无任何理由吝啬自己的期待。

遥想故土当年，陡然廿余寒暑。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我聆听先生各类讲课，足迹遍布哈市高校。从本科讲座到硕士课程，重要内容多达三遍以上，所做笔记无数，今日依然受益。最有幸者，作为学生的我，竟得机会陪先生到各地作报告。感受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不仅使我体会学问对于社会人生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且激发出柏拉图般的信念，遂决心追随先生，以学习为终生志业。这信念历久弥坚，与日俱丰，以致对先生学统之体悟和思考也成我精神生活之一部分。特别当这精神与先生偶获闲暇时之怡情放达照面，就更使人有醍醐灌顶、热血冲天、意满星汉、乐何如之之感。

先生开朗率真，能歌善饮。记不清有多少夜晚，暮色益深，三二学子围坐周边，师生，会饮，对酒当歌。既存花果山群猴嬉宴之随性，又展天下英雄华山论剑之凌锋，豪聚达旦，壮怀激烈。其情其景对心智潜能之激发，对精神幽径之贯通，一如大道无形、大爱无极，大勇无疆，使在场者个个心底震撼，茅塞顿开，几如脱胎换骨，久久不能忘怀。

2002年先生生日宴上。我曾赋诗一首。其中记述道：“最留恋长夜侃玄／抬望眼红日喷薄／一抹霞思点化禅悟之灵蒂／千万颗情种摇亮了天上的星河／华光流转传递高穹圣火／莽原雄风吹绿朔边大漠／春水秋山随意起／天作湖湾我扬波／威乎壮哉斯已矣／凭谁唱人生几何……”

岁月悠悠，天地迥迥。Q居京华，忽焉十秋。望师路遥，观世象之浮沉；心意弥通，得真髓于墨馨。故常痴想，师生之谊参化到这般境地。人生复又何球？

呜呼！朗月清风，展卷神醉华章，太极悠然心会；高山流水，释牍思徉古今，奇文自有攸归。

恭呈为序。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乙丑教师节于京师杏坛路东Q巢

这本《孤鹜落霞》算是写完了，但是心绪却有点儿怪怪的。过去当然也写过不少东西，可总是出于一种超然的态度，像本书这样，写的时候老是把自己摆进去，真还是第一次。

我这个人经历有些特殊。出身宗教家庭，从小受过基督教新教的教育，以后又选择了哲学专业，真诚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我天生是所谓性情中人，酷爱艺术，但又喜欢思辨，总琢磨些古怪的问题。先君受的是西方教育，受他影响，西方文化对我的浸淫可说并非一星半点；家慈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家中颇有几本诗文，使我对“子曰诗云”也略知皮毛。说起来，我这个人的脑袋里真是新旧、东西、今古搅在一起，杂七杂八，分不清个数，算是兼收并蓄吧。由于从小在基督教会里听过看过许多神神秘秘的事情，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有的时候还有点儿恐怖。总之，我那时是个一肚子古怪想法的少年。1957年人大学，进的是哲学系，时年十七岁，其实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选这个专业动机也简单得很，觉得一学哲学大概什么都能弄明白了。大出所料的是，一人学就赶上反右派运动的收尾阶段，接着就是交心、整改、十三陵水库劳动、大炼钢铁、参加人民公社运动……所见所闻中，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哲学的灵魂就是党性，而给我的整个印象是，搞哲学差不多就是搞政治，而且充满凶险。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从一种恐怖跌人了另一种恐怖。在学会陌生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诚心诚意地建立了新的信仰，但也把少年时代的梦想和诗情深深埋进了心底。

记得刚入大学时，曾在讨论教改时看到过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计划，那是六年制的教学方案。现在想来，我们当时所学的哲学理论，其基点大致没有超出苏联斯大林学者米丁、尤金之流所划定的思想圈圈。以后，直到中苏论战，在基础哲学领域我也没有看出我们的主流哲学思想越出这一雷池。可是，生活的浪涛却一日千里，我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颠簸浮沉。历史舞台上剧情和角色的转换，使我目瞪口呆。在工厂沸腾的车间里，在农村绿色的田野上，在先锋一代青年学子变幻不定的新锐思潮中，我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整个思想生活产生了怀疑。我用过不少时间系统钻研了苏联大量的哲学典籍，也随着国外时髦思潮的涌入啃过许多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的代表性文本，一些理论有时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使我大开眼界，但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却始终未曾释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适逢我出国访学，我的思想跳过了一道“龙门”。我自问：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只有领袖人物才有资格发展哲学理论，而常人却只能给他们的思想作注解呢？古往今来对哲学作出伟大贡献的，大多是边缘化的思想者，为什么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也从不欢迎(至少当时我不知道)这样的思想者？看来，要想解开困扰自己的问题，就要回归自我，而前提就是解放自己的心灵。我意识到从学哲学这个专业起，自己就一直依傍权威走路，根本没有学会独立思考。思想资源是生产思想的条件，但是资源本身永远是资源而已，把搬运资源当作生产岂非愚蠢至极。不过，话虽如此，有一点却不能不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哲学的生产？数学、实证科学、文学艺术，这些领域的创造性产品，赫然在目，举世公认。哲学呢？据说当代中国有独创性哲学理论的大师只有三位，即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是否“公认”，还不得而知)。想到这里，真是令人气为之沮。

在哲学上作出创造，就是要提出自泰利士(或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的哲学思想。而妄想做到这一点，岂非自不量力？但是，如果从今以后，搞哲学的谁也不敢做如是想，那我们岂不成了见证“哲学的终结”的一代了？搞了这么多年哲学，深知哲学思考的艰苦。马尔康姆说过，维特根斯坦在进行哲学思考时，“把他的意志力同他的智力一样，都绷紧到最大程度”。这个专业搞起来如此费劲，而市场大潮席卷而来之后，据说又是“哲学的贫困”，哲学早就被边缘化了。俗话说：男怕挑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不免要想一想，选择干这一行是否后悔？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至死不悔，此靡它，其乐无穷是也。

说到我的哲学工作，当然不敢说真有什么自泰利士老先生以来无人想到过的创见，但这些年来，还真想通了几个问题，自以为颇有新意，心里有时也有点儿自鸣得意。

一个命题是潜蕴性的联系。这是我在乌克兰时，和采赫米斯特罗教授讨论EPR悖论时，在他的“前物理学”思想的启发下提出的一个命题。传统辩证法讲联系只讲现实性联系，要通过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即通过实在的物质性中介，建立起由此达彼的通道。而潜蕴性的联系却是发生学的，彼此之间只有非物理的、逻辑的相关，如已由贝尔不等式实验检验的量子的非定域相关，由基因同一性所决定的生物同种个体的相关，文化同源性所带来的社会构型相关，等等。辩证法是关于联系的学说，但联系是二元的，不仅有现实性的联系，还有潜蕴性的联系，两者都是客观联系。迄今为止，哲学家们普遍忽视了这个重要问题。这个本体论命题也是认识论的。后逻辑实证主义强调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前提，指出任何实证性的认识都是在一个前在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同一文化语境决定了一种文化范式，从而也使同一范式之下的各种科学理论具有了共同性，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潜蕴性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先天知识重新得到了解释，我因此称之为“新先验论”。

再有一个命题是基础和主导的范畴。西方传统辩证法是结构辩证法，只对矛盾双方进行要素分析，研究两者的地位(主与次)和作用(和与仇)关系；中国传统辩证法是功能辩证法，是出了矛盾双方在功能上的不对称性问题，即阳刚阴柔，熊十力据此建立了“翕辟生变”的宇宙生化论。我认为，根据中国辩证法的思想资源，应该重新建构功能辩证法的理论，其核心范畴就是基础和主导，这对范畴深刻地说明了矛盾的动力学机制。在矛盾的动源系统中，基础一方处于基质(质料)、载体或本底的地位，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实体性前提；主导一方则是建构性的，它赋予系统特定的质，规定着系统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制约着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水平。基础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使系统得以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发展。相对于主导，它虽是前在的，但却是自发的、消极的、惰性的；主导相对于基础，则是自我规定的，或者说是自为的，它发展出新的生长点，不断突破原有界限，因而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了强调主导在事物发展中的驱动、引领、指向作用，人们常常把矛盾双方中主导的一方称作“第一”。矛盾双方的这种功能不对称性是普遍的，举凡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物力和人力、经济和政治、农业和工业、群众和领导、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硬件和软件、经验和理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如此等等，都是基础和主导的关系。只有把结构辩证法和功能辩证法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辩证法理论。

还有一个命题是“世界4”。我认为，波普尔把物理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划分为世界1、2、3，的确是一个重大理论创造。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符码世界已经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可以与世界1、2、3并列称之为世界4。在当代世界，人们生产、交换、消费符码。而且自从网络空间出现后，人们的生活空间二元化了，过去在现实空间完成的大量工作，现在已经转移到虚拟空间通过符码操作来进行。符码是重要的资源，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种种社会价值，其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有人提出，无法把符码世界从世界3中区分出来，其实不然。世界3是客观知识，而客观知识，无论是科学、文艺，甚至宗教，其性质都是反映性的，总要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现实原型；而世界4却是表征性的，符码与其指称的对象并无任何反映关系，仅仅是表征该对象的一个代号而已。有人一再向我问难，其词微含讥刺，似乎我有意标新立异。我觉得，今天符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而其负面影响也实在令人瞠目，甚至已经出现了符码拜物教的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不光是出于理论思考，也是出于对当前一些消极现象的反感，心中确是饱含忧患意识的。

上面这三个命题均已在有关著述中讨论过(这些作品大都语焉不详，不过是开了个头而已)，虽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这毕竟是自己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而得到的真正原创性成果。“孩子是自己的好”、“庭户轩窗且Q豪”，敝帚自珍而已。现在这本小书，有不少是自创的怪论，还有一些算不上什么理论，只不过是些感受，骨鲠在喉，说出来是一种发泄，有渎读者清听，这是令我十分不安的。

此书最初的一些章节，写于1989—1990年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我的心灵受到很大冲击；后来时过境迁，心境改变，兴致减弱，也就搁下了。2004年，李醒民君看到了部分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促我下决心把构想的其他部分赶写出来。醒民君饱学之士，卓然独立，见识超绝，与我相交多年，在学术上时有神会，可谓畏友。我这人惰性极大，如无醒民君催促之力，本书实难今日付梓。拙稿在友人刘孝廷、崔伟奇、庞晓光、栾广君诸君中传阅，多蒙赞誉。小友孟玮君在《民主与科学》杂志任编辑，蒙她与孙伟林主编的赏识，在本书出版前，就已选出其中十数篇在该刊上发表，这种知遇之情，令人铭感五内。研究生辛丽丽对原稿文字通篇做了校阅，改正了多处手写之误。孝廷君与我名为师生，实为挚友，为此书付梓，多方奔走，使我感受到与逐利之徒迥异的古风。著名书法家杨再春先生专门为本书题写书名，相惜之情，令人感动。高等教育出版社肖彤岭先生慧识慷慨，责任编辑姜兰志、史本玲，封面设计韩璐儿、赵义民及有关各位朋友忘我的工作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使本书在许多方面逼近出版极限。其情其景着实令人铭感。

我的疏懒和朋友们的盛情适成反差，思之赧然，诚所谓“见役吾岂能事者，赏音子殆解人耶”。好在今天总算还了这笔文债，没有辜负朋友们的期望。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年，我的知交是身边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们(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学生们)，我的这些小友用青春的热情感染着我，纯洁了我的心灵，促我奋发向上。我能在学术上做些工作而且还将继续做下去，在很多方面是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妻和我的一双儿女，他们是我生命之船停泊的港湾。写本书后一部分时，正值平生唯一一次的大病期间，亲情环绕着我，使我更深体悟了罗素的话“良善生活是由爱贯注且由知识导引的生活。”

孙慕天

书于2004年12月17日夜

2009年元宵节全文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