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伤指挥，勇猛冲击，再次击退敌人的丁起德
我团第三连上士排副丁起德(年二十八岁，江苏沛县人)，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忻口战役时，因其排长负伤送后方治疗，即受令代理排长职务。当所属第一营支援友军阻击人侵之敌人时，曾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单他这一排就毙伤敌人二十余名，内有少佐一名。当面之敌即被击退，我们也夺回友军所丢失的阵地。不久敌人又增兵来犯，直向该排正面扑来。此时，丁排副的臂部已经负伤，但仍在坚持战斗，沉着指挥。战友们劝他下去，而他却厉声说：“咱们排长已到后方治疗，我如果再下去，谁领你们杀鬼子呢？我这点伤是不妨事的。”由此更激发了战友们杀敌之义愤，都准备和敌人再拼。只是我方阵地的战壕在当时多处被敌炮弹炸毁，战友们只好在阵地上紧急修筑简单工事做射击依托，射杀敌人。当他们的连长刚喊出发起冲击的命令时，丁排副首先跳出战壕，指挥战友们猛向前冲，并指导掷弹手用手掷弹轰击敌人。经过这次勇猛冲击，遂得以再击退侵犯的敌人。可是，丁排副竞在这次战斗中不幸又被敌炮弹炸伤腹部，壮烈牺牲。
眼睛受伤不下火线，要与阵地共存亡的赵富臣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忻口抗日战役，每日敌机向我投弹肆炸，地上敌炮又向我猛射，以掩护其步兵向我方阵地冲击。二十一日，我团第二营受命支援右邻友军反击人侵的敌人。在战斗中，第六连四班中士班长赵富臣正指挥本班奋力杀敌，突然被敌炮弹破片炸伤左眼，顿时血流满面。赵班长当即解下自己的绑腿，裹住伤目，继续用步枪射击来犯之敌。此时，同班战友已伤亡过半。战友见班长血流不止，劝他到后边疗伤，他却很严肃地说：“我们班的弟兄们伤的伤，亡的亡，你们又正在苦战，漫说我伤的一只眼，即便我双眼被炸坏，我也要与这个阵地共存亡。等敌人到我跟前，我投给他几颗手掷弹，炸死他几个敌人，给我们伤亡的弟兄们报仇。”直到把敌人击退后，官长们看见赵班长的伤很重，亦劝他下去，他才听命撤下火线。后来他被转送到后方医院治疗，于民国二十七年夏伤愈归队。
发现友军阵地有空隙，能及时报告的孙盛德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山西忻口抗日战役，我团第二营传令兵孙盛德(年二十一岁，河南淮阳县人)，每次来团送报告时，总是将自己沿路所见到的友军调动和阵地位置，或是敌人动态顺便作口头陈述。二十日拂晓时，他来团指挥所送报告，述及我团右邻友军阵地与我团阵地之间有一段空隙，并无守兵，有可能是友邻部队前夜接防后没有配备实兵而造成。经我前往视察，果然如报告所述。我立即通报右邻友军，让他们速配兵力填防那段空隙处。同时，又着我第一营先派兵一部于该段空隙处，与本团右翼相连，以防意外。不出所料，就在我们派的兵刚到不久，敌人果然向该处进犯，多亏先有防备，使敌未能得逞。此次，非但友军阵地未受影响，即我团的阵地亦得以巩固。以此，当即提升孙盛德为中士班长。因屡立战功，正准备提升他任排长，以奖有功而示鼓励，不意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四日，于我团晋西北偏关县抗日之役战斗中壮烈牺牲。
裹伤后再上阵报仇的石增义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忻口抗日战役，二十一日下午，敌以密集炮火与步兵协同，向我们猛烈进犯，即将我们右邻友军阵地防线突破。当我们第二营前去支援该友军，反击突人的敌人时，第六连一等兵石增义(年十九岁河北完县人)正在射击，其左眼突被敌弹所伤，血流满面。战友扶他到我团裹伤所，在包扎伤口之际，他说：“请快点给我包好伤，我还要去杀敌人的！”适团长从前沿阵地回到指挥部，见到团长，他恳求说：“团长，再给我两颗手掷弹，我的仇还没有报哩！”团长见他英气勃勃，求战心切，急于杀敌报仇，又以其坚决意志溢于言表，实难劝阻，乃深加慰勉，并给予手掷弹。此时敌弹如雨，头不能仰，石增义拿着手掷弹，伏着腰，直向前沿火线上奔驰而去。迄与敌再度接战后，他的头部又被敌炮弹炸伤，而他仍坚守阵地，奋勇抗敌。后经强劝，始由轻伤战友扶送至团的裹伤所，经包扎后转送到后方医院。
冲进敌阵地与敌人肉搏杀敌的于得胜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忻口抗日战役，二十二日下午，我团第二营援助友军攻击小平山之敌时，第六连中士班长于得胜(年二十八岁，江苏丰县人)首先由荆棘丛中攀登悬崖而上。虽手足面部多被荆棘所刺伤，但他亦不稍顾，以出其不意向敌射击，得以毙伤敌人多名。及至他的枪弹、手掷弹已用完，仍能凭平日练就的一身武功，竭力对敌作肉搏战，先后摔倒打伤敌寇数人。最后，他被敌人枪弹击伤头部，但仍坚忍挣扎，与敌寇格斗。当敌人要把他推向悬崖之际，他紧抱着敌人，死不放手，终于和敌人一同掉下深沟。敌人当即摔死，而他也昏厥过去。我们把敌人击退后，在山沟里寻到他，并立即抬送救治。不幸的是，当担架到达忻口车站时，他竟以流血过多，已为保卫国土而光荣牺牲。
忍痛指挥战斗，鼓舞战友们英勇杀敌的宋元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忻口抗日战役，二十四日下午，敌以陆空联合，步炮协同，猛攻我右翼友军阵地。当我团趋往支援时，我第一连中士班长宋元(年二十五岁，绥远凉城县人)在敌人猛烈炮火之下沉着指挥，毫不犹豫。及看见本班的轻机枪射手受伤，他立即自持机枪向敌射击，攻击前进。临近敌人，他一面用轻机枪射击，一面指挥掷弹手利用地形匍匐前进，以手掷弹向敌人猛攻。以此，毙伤敌人很多。这时，他已身负重伤，仍忍痛伏地指挥战斗，并大声喊着：“瞄准杀敌！”更鼓起全班战友杀敌的勇气。另外，由于他能瞅准机会，适时适地指导全班发起冲杀，从而带动全线战友们个个奋勇争先，勇猛杀敌，终于将当面来犯之敌人悉数击退。在我团支援友军反击敌人的任务完成后，宋班长以受敌炮弹炸伤特重，竟在此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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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王雷震(字雨辰)于1983年10月12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85岁。
从20世纪50年代起，父亲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和胆结石等病症，备受病痛折磨。但除了这些消化系统的宿疾外，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较好，80多岁了，仍是身板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精神矍铄，甚至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能用毛笔书写工整的蝇头小楷。先前，他也曾数次因消化道突发出血而入院急诊，均有惊无险。大家很紧张，可他总是说：“慢性病，慢慢调养吧。”最后这次住院，经治疗后，病情已经明显好转，不料竟突然去世，使我们甚感意外。
父亲病逝后，在仅有6平方米大的小书房里留下了许多未经整理的文稿、资料、日记和书信等。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我们兄弟三人都急于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只能将这些文稿资料暂时封存，准备等稍有闲暇时再加以整理。
后来，我们曾多次开箱整理父亲的这些遗稿，却都是中途而辍。一则是由于我们各自工作缠身，实在难以抽出整段时间；二则兄弟三人分散居住异地，难得会面，彼此联络也不很方便；更主要的原因是，父亲的遗稿中，除了有晚年写下的一些文章外，还有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阵中日记、作战地图、战斗命令记录、当时的战事报告以及他后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整理归纳的回忆录，另外还有很多学习笔记、历次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外调材料底稿等等，这些材料混夹存放在一起，庞杂无序，有些文字单页和夹在本册中的纸条都没有明确的日期标识，我们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又都不熟悉，不敢轻易拆分归类，整理起来难度很大。真是很后悔父亲健在时没有能更多地参与他的文稿整理工作。
我们兄弟对父亲的了解确实太少了。我们在北京上学时，父亲在内蒙古工作，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父亲晚年回到北京家中疗养，我们却都各自远赴牧区、兵团插队支边，或者到外地工作了，全家人仍然难得团聚。所以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再加上他唯恐给孩子们带来不利影响，更是很少跟我们说起他早年的生活经历。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正上初中的小弟石平听见父亲哼歌，居然是《大刀进行曲》的曲调，惊讶地问：“这歌你也会唱？”他回答：“抗战时期，傅作义部队里唱的很多歌和八路军都是一样的。”再往下，就什么也不说了。
父亲去世前不久，我们兄弟三人恰好同时来到医院。当时只有我们和父亲在病房里，父亲先对小弟石平说：“你最小，要听哥哥们的话。好好学技术，当好工人。”又对大弟石丞说：“当教师好，清白。”然后对老大说：“当干部，要认真掌握党的政策。”最后对我们三人说：“你们记住，将来谁也不要搞政治！”这大概是父亲对我们讲过的最“落后”的话了。
在接触父亲遗留的文稿之前，我们了解父亲，更多的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后的那些年，经常有以前的老部下来找父亲，请父亲为其证实起义人员身份或解决生活困难，父亲总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忙，临走还要送给路费，甚至让我们一直送到车站去，路上，他们说起往事，都感慨地对我们讲：“你父亲是好人啊！”
一位长辈曾告诉我们，在父亲奉命督建五十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时，施工队的工头曾扛了两袋白面送到家里，父亲得知很生气，让送回去，说：“我吃一口面，拿一分钱，就对不起死了的那些弟兄。”
父亲留下的文稿中有一本题为《小英雄》的油印小册子，记录了傅作义部四二二团战士抗战的英勇事迹，是在他当该团团长时编辑的。他在晚年花费很多时间重新校订和工笔誊抄这些战士的事迹，所耗精力远远超过他抗战回忆录的撰写。我们对此曾表示不解。他说，我有三件事要做：整理抗战史料交给单位，是为公；写个人的回忆录，是为私；誊抄《小英雄》，是为德。正因此，他抄录《小英雄》极为认真，哪怕有一个字写得不够好，都要换纸重新誊写此页。所用毛笔的端毫稍有磨损，也要立即更换新笔。父亲去世后，他书房内竟有数十支用过的“老胡开文七紫三羊”小楷笔。
父亲去世后，亲朋好友纷纷到家里来慰问。一位曾与父亲并肩抗战的挚友对我们说：“你父亲一不拜把子，二不娶小老婆，三不吃空饷，是傅作义干部里的这个。”说着，竖起拇指，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董其武日记》中，1983年10月23日那一篇记道：“昨天午后3时，参加王雨辰同志追悼会，……王雨辰同志是我6年的同学、几十年的战友，他一生要强，自觉、敬谨、德厚，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
长辈们的评价所展现的父亲的形象，使我们尤其渴望去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父亲，这也使我们整理父亲遗稿的心情更为迫切。
但直到数年前，我们相继退休，才终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聚在一起，着手对父亲遗留的文稿进行彻底的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些材料宝贵的历史价值，也更全面地了解了父亲，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血性与追求。同时，被父亲做事、为人的原则所感染，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将认真、负责、谨慎的态度贯彻到遗稿整理工作中，冀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也告慰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他那些弟兄们。
在这次遗稿整理过程中，我们对父亲留下的所有材料逐一进行查阅、甄别。最后在2009年底初步完成了其一部分文稿的分类、筛选工作。2010年春，我们初步筛选出一部分文稿，并开始边录入、边整理。在录入过程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始终坚持严格按照父亲手稿进行原文誊录，遇到疑点和不明之处，均作了慎重的考证和校核，并添加了必要的注解和按语。
书稿编纂虽说由老大牵头，但丞、平两弟始终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分担了繁重的任务，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若没有大家之力，这个浩大工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我们下一代的鼎力支援。父亲的四个孙子应中、维中、友中和慧中，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在文档录入、校对、打印、图片扫描等各个技术环节，群策群力，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就连父亲最小的孙女王睿，在得知此事后，也将她珍存的照片从英国寄回国内。纯孝之心，感人肺腑。
三十余万字的文稿选终于编纂完成了。在该书稿即将付梓之际，还要感谢同学挚友解宝泽、许传海、傅业对本书编辑和出版给予的建议和协助，并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员荣亮所付出的辛劳。
受阅历、知识和能力所限，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书中仍可能存在诸多错误和不足，渴望诸位读者不吝指正。
王石安王石丞王石平
2010年12月15日
农历庚寅年十一月初十
王雷震，1950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头军分区司令员。
《王雷震将军文稿》除了附录和编后，共分四编内容：
第一编文选，是从作者诸多已成文的遗稿中遴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写作于1949年以前的文稿3篇，写作于1949年以后的文稿12篇。这些文稿仅有个别篇章曾被《文史资料》等内部刊物登载，其余均未曾公开发表过。
第二编散记，包括《柳营随记》和《东厢琐录》两个散文集。其中，《柳营随记》是作者生前自己编辑的，记叙了他早期的军旅生活；而《东厢琐录》则是编者从作者遗稿中的一些短篇杂文及书信中，编选辑录而成的。
第三编诗稿，题为《道中吟》，内容分为《枕戈》和《新生》两集，共收录诗作108篇。其《枕戈集》59篇，作于1949年前；《新生集》49篇，均为解放后所作。
第四编年谱，用编年体裁记述了作者的一生，从1898年出生起，一直记录到1983年6月。这份年谱不仅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作者的生平，也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全面了解作者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可贵文献。
《王雷震将军文稿》由王石安、王石丞和王石平编著。
王雷震，字雨辰，城关东街人，王冰清长子。幼读私塾、高小，稍大升运城省立中学，中途辍学任小学教师。在傅作义部队戎马生活大半生，历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团、师长、教育长、副军长(陆军中将)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一系列重要的抗日战役。由王石安、王石丞和王石平编著的这本《王雷震将军文稿》选录了他的15篇遗稿，2篇散记，1篇诗稿，1份年谱以及1篇悼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