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命走向终点的日子，伴随着病痛、伤感和离别，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说过：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周总理用一生来热爱自己的祖国，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最后他留下遗愿：把骨灰洒向祖国的土地，真正和祖国融在了一起。

顾保孜著的《周恩来最后600天》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

顾保孜著的《周恩来最后600天》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第一章 祸起萧墙

 淡然处之 抽薪止沸

 复出之路 一衣带水

 南辕北辙

第二章 病魔缠身

 柳暗花明 求贤若渴

 日理万机 如愿以偿

 再度受挫 忍辱负重

 改弦更张 岁月留痕

 风波再起 明火执仗

第三章 困顿病榻

 西风残照 困顿病榻

 挂肚牵心 垂暮之治

 欢聚一堂 风生水起

 生死一搏 情同手足

 心愿已了

第四章 回天乏术

 惺惺相惜 以忍为阍

 暗流涌动 洞察秋毫

 触物生情 泪干肠断

 直抒胸臆 因风吹火

 逝者如斯 激浊扬清

第五章 弥留之际

 相濡以沫 临深履薄

 油干灯尽 语重心沉

 回光返照 难以回天

第六章 魂舞大地

 剖肝泣血 力不从心

 天怒人怨 众怒难犯

 风木含悲 最后使命

 涓滴不遗

尾声

后记

编后记

参考书目

采访对象

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个红血球……”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 “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 “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起身就去卫生间，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

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血球”，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竞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然而，这9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这种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人治疗的“轨道”。

七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 “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P28-30

一般来说，我写书前会给要写的书起个暂定名，等完成书稿再根据实际内容起个正式的书名，就像先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小名，等孩子出生后再依据性别起个大名一样。

而《周恩来最后600天》这本书的书名却由小名直接变成大名，直到出版发行，这个书名也没有改动一个字。其实，不改动也有无奈的原因。因为这本书还在腹稿阶段，出版社已经将它登记入册，并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下笔写的那一天，书名就已经确定。我也成了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将此书写成“重点”才行。书还没写，压力已经袭来。当然，过了知天命年龄的最大好处便是会随遇而安。有压力也好没压力也好，懂得由心而发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感人、最质朴的，打动我的就是打动读者的。

于是，2012秋季在我刚写完《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便开始了《周恩来最后600天》的写作。哪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周恩来最后600天》并不是最贴切的书名，比如，周恩来最后600天应该是指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真实天数是589天，如果说600天也还凑合。而周恩来患病之后最精彩的生命乐章是在他住院前的两年时间里，即1972年5月发现癌细胞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这700多天。

如果是普通人，知道自己患癌症，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赶紧检查治病，可是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患癌后，第一反应就是开展“批林整风”，让“文革”的“左”倾步伐慢下来。他用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高度——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因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不能因为他的空位而留下难以弥补的“疤痕”，国务院总理人选与权力移交将成为他生命中一项重要的“IT_作”。-

在他病情日益加重之时，他几乎是和病魔赛跑，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T-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入1973年，周恩来开始大量尿血，中央同意周恩来做患癌症以来的第一次病灶检查与治疗。但他为确保邓小平顺利复出，将自己检查治疗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3 k-]初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已成定局，他才躺倒在手术台上……病情刚有好转，他又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从与日本首相艰难谈判到陪同外宾视察祖国各地；从安排一个个老干部回京治病到主持起草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从洁身自好决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政治瑕疵到至死都在抗争、努力洗刷别人泼在他身上的 “脏水”……

一件件国事，一桩桩大事，一起起外事，他都亲力亲为，努力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文革”期间能正常运转。而他自己在患病期间忍受了许多恶意误解与人身攻击。委屈与不公几乎伴随了周恩来整个患病岁月。  精神上的忍辱负重，身体上的病痛折磨，成为周恩来最后三年多的哇命主题。

写完《周恩来最后600天》，我也从对书名的纠结中走了出来。

对于周恩来的精神与人格，不是一个书名所能承载的，也不是书名准确不准确能够表达的，他的高贵灵魂与悲情命运，即使我们穷尽文字也是无法覆盖的。那么最后600天与最后1300天又有何分别呢，天数又怎么能丈量出周恩来的生命厚度与思想深度呢?

这本书的出版真是非常不容易，这里要感谢的人特别多，如果没有中央文献严谨把关、出版社领导认真审读与设计师精心设计，这本书今天就不会顺利地与读者朋友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