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海的男人》是一部反映第一支队46年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由中国海洋报社资深记者李明春历时近3个月创作完成的。书中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有微不足道的琐事；有豪情激奋的冲动，也有情感低靡的宣泄，因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男人。

本书是由李明春编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闯海的男人》。《闯海的男人》的内容提要如下：

这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男人，他们峥嵘在沧海之上。

这是一个不吸引人们眼球的团队，他们为祖国的海洋事业和国家海洋权益纵横汪洋。

一艘航船，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只是一个远离尘世的、渺小的另一个神秘空间。

这是一个纯爷们儿的生存空间，一群闯海男人的孤寂世界。

在这个孤寂的小世界里，心存信念的闯海男人，只能感悟，不能侃谈；只能静想，不能喧豗；只能浅唱低吟，不能狂歌长啸。

航船的主宰者是凡人。男人们浪迹沧海，没有呐喊，只有与肆虐的海风无声地搏击；没有悲怆，只有与咆哮的海浪殊死的抗争。

中国海监第一支队——一群闯海的男人。

引子

上篇 船之魂

 军人的基因

 新兵蛋子

 一个船队的故事

 国家使命

 英雄船长

 船老大

 挺进南极

 我是船长

 环球科考

 五洋捉鳖

中篇 航标灯

 历史的符号

 甲午海祭

 宣誓

 我们的家我的船

 一个锅里摸勺子

 专治疑难杂症的人

 大棒子政委

 我是大哥

下篇 哥们儿

 大副的航路

 “老轨”的历程

 船员

 儿子

 丈夫

 父亲

 大力水手

 哥们儿不是传说

 尾声

后记

1964年的初春，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一位海军少将凝神地坐在软卧车厢里，他双目注视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山川和河流，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齐海南，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这位将军的长子。他曾告诉我说：“那次爸爸奉命进京，但他事前并不知道海军首长要他干什么。”

一次次深思中，也许将军有过很多猜想。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根据新中国海防、海军、未来海上战场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形势，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将在北京成立国家海洋局。上级决定由海军组建国家海洋局，他任第一任局长，这位将军就是海军南海舰队原副司令员齐勇。

不知哪朝哪代的一个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其实，忧国者，君也；忧战者，兵也。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开拓一项新的事业，往往都是以军人为先导的先例，这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规律，固疆、戎边、航海、航天无不如此。同样，国家海洋局就是在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进程中以军人为主体组建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海洋调查船队的先行者也正是一群军人。每一名船员都是一个兵。这个船员群体，成就了新中国海洋事业中一种特殊的职业——海洋调查船船队。

船队是海洋事业最低层的一个群体。根据国家需要，他们由军人蜕变为老百姓，船员便成为了他们的终生职业。从那以后他们常年深藏在航路的迷雾中，闯行在无情的风雨中，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年轻的兵小伙长大了，脱掉了奶气成长为汉子。这群有血有肉的男人，常年远离陆地、人群、亲朋，还有女人。心灵只能与海水对话，肉体只能在风浪中挣扎。可以说机械、单调、枯燥和寂寞是这一群体的代名词。然而正是这个群体，这一群弄潮儿，40多年里把血肉之躯溶入了海洋调查船的钢铁躯体，历练成为海洋事业默默无闻，忠心奉献，赤胆维疆，慷慨赴死的闯海的男人。

回顾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国家海洋局的成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1964年7月国家海洋局成立后，1965年7月，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相继成立。1965年12月，经当时的国家科委和海军司令部批准，国家海洋局第一、四、七海洋调查船大队分别在青岛、宁波和广州成立，这些船队的成立和当时接收的海洋调查队、岸滨观测台站成为国家海洋局初创时期的中坚力量。

查阅历史档案，今天人们不难有这样的惊奇发现，齐勇将军当年在批示呈报成立海洋调查船队的文件中，申请成立的海洋调查船队序号，分别是北海分局第一海洋调查船大队(青岛)；东海分局第四海洋调查船大队(宁波)；南海分局第七海洋调查船大队(广州)。不难设想，在这一、四、七中间空出了北海分局二、三；东海分局五、六；南海分局八、九这六个大队序号。40多年后，当海洋调查船大队更名为中国海监支队，九个支队序列才得以全部组建完成，这足以说明40多年前齐勇将军对海洋调查船队日后发展的远见与卓识，他为后人留出了足够的发挥与发展空间。

这是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后人该如何去评价和看待这笔财富？！

正是为了新中国的海洋事业，一代代军人，一代代男人，集合在中国海洋事业的旗帜下，成为了中国海洋人。40多年，这个船队、这群闯海的男人经历了些什么呢？

写此文前，我并没有想过关于军人基因的话题。动笔之后，在写作当中隐隐感到，这个船队的男人身上，不！是骨子里依然保有着军人的血统。

在这群闯海的男人中，有人是从山东威海刘公岛原海军北海舰队训练团走出来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967年没有开展全国性的征兵工作。正常年份全国征兵工作大都是秋季进行，正是由于1967年没有征兵，1968年全国征兵改在了春季进行。

那是1968年3月，我作为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来到了刘公岛训练团。三个月后，新兵入伍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了海军北海舰队某水警区扫雷舰大队。

那个部队驻地在青岛市的郊区，一个明朝时叫沙子口的海湾。海湾的一处码头上停靠着两艘威武的苏式扫雷舰。我就要成为真正的水兵，就要登上威武的军艇。作为新兵，心中的喜悦自然溢于言表。当天晚上，刚刚拉来的两卡车新兵，晚饭后集聚在码头上，一边看着军舰，一边在纷纷议论能分配到哪一艘舰上。

第二天，新兵们集合在码头军人俱乐部前，一名干部一一喊着名字，喊到名字的出列，然后都被带走了。直到最后，有几名新兵依然站在原地。就在这几名新兵心里忐忑不安时，那位干部说话了：“你们几个人现在还不能上舰，你们要去接新船，两天以后出发。”

江城武汉，武昌造船厂坐落在武昌一侧的长江边上。几名新兵经过一周的辗转旅途来到了这里。他们此时看到的是空旷的船台上，一艘仅有躯壳的船静静地卧在那里。令新兵们疑惑的是，说是新船，而船壳已有斑斑锈迹，就在这斑斑锈迹的船壳上却醒目地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

眼前的一切，让新兵们无语。

这时，舰长对他们说：“我不是舰长，是船长。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艘船不是用于作战的战斗舰艇，而是一艘用于海洋科研的实验船，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海军潜艇的科学研究实验服务。”

听了船长的话，新兵们虽然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嘀咕：“上了这样的船，还算是水兵吗？”

一年半后，这艘船终于出厂了。

P4-7

第一次写如此长篇的文学作品，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对不住文中写到的朋友，也担心对不起读者。

为什么要写“闯海的男人”？

这是我困惑后的反省，因为他们是建设事业基座的工匠，也是中国海洋事业的草根一族，他们的身影伴我走过了40多年的海洋人生之路。

10年与闯海的男人为伍，奠定了我海洋人生的根基。

之后10年的秘书经历，记不清写过多少材料、报告，却少见这些男人的名字。20多年的记者生涯，记不清写过多少文稿，却难觅这些男人的身影。

多年之后，我宣传过的部门发展了，报道过的单位发达了，采访过的人物升迁了。似乎一切力量都无法抗衡岁月的脚步，一切都在大跨步式’地改变。然而，有些事物注定不会改变。曾与我为伍的“闯海的男人”依然固守在船上，他们的人生永远定格在大海的风浪中。

我也已渐渐老去，我固执地用颤抖的手握着笔，笨拙地描摹他们的肖像……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案终于找到了。那是我也曾戴上了世俗的眼镜，在长时间的所闻、所见、所历、所思中他们被我有意或无意地过滤了，因此才留下了日后困惑的后遗症。

困惑中想到了这样一个话题：中国近、现代海洋事业要不要历史？该不该沉淀自己的文化？

回答是肯定的。

我的文字工作是从海洋科学事业开始的。而海洋科学事业是中国海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1928年建立的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算起，我国近代海洋科学事业从发韧走到现代，已走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

80多年，成就卓著，引为自豪。但成就背后的事业印迹和艰难经历是什么？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海洋事业文化的困惑。

改变的是潮流，不变的是传承。由此引发另一个诘问：我们从事的事业要不要历史？我们从事的事业有没有文化？

中国的海洋事业，每一代人中都有活的很累的人，特别是与文化沾边的人更是如此。如今，时尚的“跳槽”一词对于活的很累的人是十分陌生的。

其实陌生者很傻，傻到在一个部门，干一项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直至最后，仍然不忍心放弃。

因为陌生者傻就傻在多了一份多余的负重，自认为：“一代人的责任就像一位历史老人，无时不在举起文化的鞭子抽打着他，并厉声喝斥：‘你不能停下手中的笔’！”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傻子顺从了，乖乖地用颤抖的手继续拿起了笔……

产生创作《闯海的男人》的冲动，源于退休前的两三年。那是在采访中国海监南海维权行动时，正义之师的中国海监船队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在海上面对极为复杂的艰难斗争，闯海的男人发出了：“你让开，让我上！”的勇猛呐喊；在海上斗争最为危急的关键时刻，又是这些“闯海的男人”发出了：“骑(旗)舰！骑(旗)舰！”的嘶吼。这呐喊，这嘶吼感染了我。

2009-2010年，随“向阳红09”船两次赴南中国海进行我国载人潜水器海试，功勋之船鏖战深蓝，闯海的男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五洋捉鳖的千年追梦，敢于登攀的拼搏、奉献精神激励了我。

30多年前，我曾与这些“闯海的男人”为伍11年。30多年后，当我再次走近为中国海洋事业而闯海的男人，融入到这些男人之中，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些闯海的男人勇猛、果敢的行为是在书写可歌可述的历史。书写这历史的男人们，彰显的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闯海的男人不是英雄，只是一群凡人俗子，几十年一贯地在做着他们该做的事。

面对这些男人，历史的老人又一次举起了鞭子，我又一次顺从地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握起笔来……

于是就有了此书——《闯海的男人》。

《闯海的男人》立足现实，记述了一个闯海船队诸多的真人真事。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有微不足道的琐事；有豪情激奋的冲动，也有情感低靡的宣泄，因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男人。

在这些闯海的男人中，作者回忆了那些已经老去了的一代，也回述了一些早已过去了的往事。对此，也许有人会说：“喜欢怀旧是衰老的表现，是渐渐老去的人的一种专利。”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作者却不完全赞同。我认为怀旧是一支镇痛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怀旧可以抚慰人内心深处的煎熬和伤痛，使人猛醒，使人警省。说到底应该是一种人性的回归，文化的回归。

但镇痛剂终究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一味单纯地怀旧往往会成为滋生消极情绪和积虑愤懑的温床。而只有通过怀旧反省过去，思考现实，启迪未来才能使怀旧具有进步的意义。当我们能把这种绵延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去认识和理解，才是作者的愿望。

这只是中国海洋事业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国海洋人一个小的缩影。

两月余，完成此文，我长吁了一口气：这是中国海洋人书写的一段历史吗？这是闯海男人的文化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世上生者，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往哪里去。

中国海洋事业，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书写的事也很多、很多……

文化的路是一条漫长的路，愿望写在今日，希冀留给明天。

2011年1月12日

清晨5时12分于糊涂斋

“写在今日，留给明天”，这是知天命之年一直困惑我的一个心结。

自18岁参加工作(当兵)、上大学，直至退休，从事纯文字工作31年。真可谓误入歧途，终生为业，一条道从白天走到黑夜。

当兵时是报务员，上大学读的是物理系，终生为业的是耍笔杆子，这是不是误入歧途？

正是误入歧途的阅历，脑子里多出了另一根筋，因此也就多了一分思考：我是一个海洋文者吗？

如果能算上是一名海洋文者的话，那么责任是什么？

人生与事业，该过去的都将过去。无论是谁，都将无法抗拒自然规律而老去和消亡。思考过后，便有了“写在今日，留给明天”的困惑。

40多年，经历了很多，见证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伴随海洋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一代人退出属于自己的舞台时，该如何面对事业的发展，又该如何评价自身？这是昨天的话题。该如何审视自己的所为？这是今天的话题。又该如何面向事业的未来？这是明天的话题。

思考过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肤浅的结论：记住昨天，珍惜今天，相信明天。

记住昨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珍惜今天，做起来不易，做好更难。

相信明天，一时说不清楚，是难还是不难。

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未到来，只能说的是今天。

必须的是物质，宝贵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这是人类文明的真谛。然今天之海洋事业，我们是否应该沉思，辉煌的背后暗藏着什么？

这是不是时下的态势：不乏物质，缺失精神；乐道情感冲动，少有理性激情；张扬物质有余，彰显文化不足。这是笔者一管之见，愿与诸君共同商榷。

不知道诸君有何感想？反正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有一种隐痛。痛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先兆，这种痛是为今天之辉煌而自豪过后的痛，是为明天之华丽而兴奋之余的痛。

这种痛刺激了“写在今日，留给明天”的困惑和深沉的思考。于是感到一代人的事业之精神，事业之文化该是留给明天最珍贵的礼物。

我愿做传送这礼物的一名使者！

有机会参加国家海洋局、海军政治部、三多堂传媒共同承担的中宣部重大题材《走向海洋》大型文化片的创作，受益匪浅，体会颇深。在创作的过程中，中国海洋事业留下来的可以再现逝去海洋历史的素材少之又少，这令我们海洋人汗颜。

诚如业外人士诘问：“你们海洋人会讲故事吗？”

讲故事，实际上这是属于文化范畴的事。当回眸逝去的往事，海洋人留下的大都是简单的事件与科研枯燥的概要记述，而少有与事件和科研有关的人的活动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我在30多年的海洋写作中，也曾少有关注和倾笔。

继《走向海洋》之后，当我萌生并着手写作《闯海的男人》过程中，讲故事的疑问一再提醒我应该写什么？应该更多的留下什么？又应该思考些什么？

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要不要文化的引领？要不要人文关怀？海洋文化该如何发展？现状与弱势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中国海洋事业未来发展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国海洋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天，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问题已日益凸显。因此，我国海洋文化的现状应引起海洋业者深深思考；海洋文化的弱势应引起反省。  进入21世纪，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为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精神资源，成为了中国和世界最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样，中国海洋事业要在其中大有作为，海洋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动力。

语言与文字是文化传承最基础的手段。而语言又是一个民族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文学写作是一种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海洋文化来说，其对海洋事业贡献的价值如何评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如何定位？海洋文化如何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是海洋业者现在和未来必须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承担和开拓的事业。

海洋业者是否能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海洋文化的地位就是海洋事业的地位。如果把文化的东西去掉，尽管海洋事业有诸多科技成果的支撑，但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与世界中仍然无法改变任由摆布的局面。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海洋文化是海洋业者生存的精神归宿，究竟该如何研究，绵延和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理性的认真思考。

始于20世纪末的近代中国海洋事业，已经走过了80多个年头，涌现出了许多科学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科学发现和科研成果。但现实无情并继续地告诉我们，这些海洋科学家为什么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比之不能齐名？海洋事业的社会认知度为什么长时期低下？这与海洋文化的复兴、发展和传播不无直接关联。

目前的现状是，海洋业者师出自然科学占绝对主导地位。自然科学强调理性的逻辑思维，而人文科学强调激情的形象思维。我们师出自然科学的业者是否想过，在从业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亲情吗？不需要友情吗？不需要激情吗？不需要道德吗？不需要喜、怒、哀、乐的释放和宣泄吗？说到底就是需要不需要文化？

不得不承认，80多年来，从未诞生一部系统描写中国海洋事业历程与发展的小说，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海洋事业的电影或电视剧(仅有少部分海军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如此现状，该如何让国人认识和了解海洋事业？如何提高海洋事业的社会显示度和认知度？难道我们只能停留在嗔怪国人海洋意识薄弱的层面吗？海洋业者的使命和责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海洋作家和海洋文化学者，为中国海洋事业鼓与呼？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世界海洋的科学发现与文化的经典之作：人类对海洋的科学发现与创举是伟大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3年(明宣德八年)，我国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率领船队环球探险，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1910年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发现地图上的非洲与南美洲、欧洲与北美洲两岸轮廊是如此相吻合。这一启示，使他产生了一个闪念，这就是大陆漂移假说的最初思想。

1911年秋，魏格纳得出了“大陆漂移”的肯定论证。这是一个地球浪漫诗人的梦想，1915年他写成了《海陆的起源》一书，创立了“大陆漂移及板块构造学说”。

同海洋的科学发现相比，海洋文化的经典之作同样不同凡响。1837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了海洋童话《海的女儿》；1869年11月，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出版了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前夜，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写就了长诗《海燕》；1918年，美国海军少将、理论家、历史学家马汉出版了影响世界的著作《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952年，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发表了海洋小说《老人与海》。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些海洋文学作品对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安徒生《海的女儿》问世，到海明威《老人与海》发表，前后历时115年，跨越了人类的19世纪和20世纪。在这115年中，中国的海洋事业沉默了吗？1928年10月，青岛观象台海洋科成立，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机构首先是由我国的一位作家、戏剧学家宋春舫首先倡导的。这是我国最早的海洋研究机构，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洋事业进入了发韧期。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学者、作家，如梁实秋、王统照、闻一多、老舍等一时间云集青岛见证了那一段历史。1936年，老舍先生在青岛完成了小说《骆驼祥子》的写作。但遗憾的是老舍先生笔下的主人公祥子是京城人力车夫，虎妞是京城民女。试想，如果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是码头的老搬(旧社会时的码头工人)、虎妞是青岛街头卖蛤蜊的，那么对我国海洋文化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青岛这座海滨城市的文化又将会沉淀下什么？

历史只有遗憾，没有假设，留给后人的只能是深思过后的警醒。这种警醒作为业外人士由于从未接触过海洋而缺失尚可原谅，但作为海洋后人若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警醒过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海洋文化的沉淀、传承和传播依赖于海洋文化写作的能力、水平和交流。就其作品而言，包含着三个重要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社会人读海洋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海洋世界，了解海洋事业独特的知识，这是知识层面。二是人性层面。海洋作品要进入大众视野，融入社会，必须要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人的共同性的反映，这就是人性层面。三是艺术层面。只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海洋文学作品，才能升华为艺术，才具有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性，这是艺术层面。好的作品可以让人百看不厌，可以引起读者共鸣，可以令读者落泪，可以流传久远。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同样产生过海洋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等。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类如精卫填海，甚至是龙的诞生，这些与《海的女儿》比之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就是西方文化把人动物化而直面挑战；而东方文化则把动物人性化借以寄托。这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对现实的文化态度。

今天，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已迫切需要海洋文学作品的出现，迫切需要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与此同时，海洋业者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全民族海洋意识更需要文化的引领！

近些年，我们的民族突然间对犬科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间关于狼、狗的书籍充斥文化市场，充斥社会，大受_些人的青睐。然而，就在我们乐道人类社会进入了海洋世纪时，却依然漠视了海洋中存在的比犬科动物更具凶猛本性的鲨类动物，更具团队意识的鲸类动物，更具坚毅精神的龟类动物。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又该让我们思考什么！

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海洋文化究竟应该怎样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光大，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千姿百态的世界多元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看待和对待海洋文化，如何塑造和伸张自己的特性，这关乎中国海洋文化未来的发展，关乎海洋事业未来的发展。

80多年前，海洋事业的先驱们，不知道如何想象80年后他们开创的事业会如何发展，事业的发展又会对海洋文化有何贡献？但可以相信，他们一定希望中国海洋事业能够坚定自信地参加到其他科学领域的对话中去，一定希望中国海洋事业能够自强地挺进世界民族之林。也一定会希冀海洋事业能孕育出中国的海洋作家和人文学者，能够生动而有力地向社会表明和阐明中国海洋人的经历和梦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海洋文化是一个大课题，不要说面对世界，仅就面对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读者，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长历史，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写些什么？只有通过海洋文者的艰辛努力，才能让与中国海洋事业伴生的文化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和风采，引领中华民族全面走向海洋。为此，中国海洋事业才会五彩斑斓，丰富多姿。  就在本文即将出版复印之际，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郑必宽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字。

郑必宽先生是南京人，1973年入伍来到中国海监第一支队前身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调查船大队，后提干并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1981年转业回到南京专攻书法艺术，历任金陵书法艺术研究院院长、江苏美术出版社书画研究室主任、江苏省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现荣聘为中国书画学会、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中国兰亭书画院、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中国当代艺术家协会、中国老年书画院等近30家艺术社团终身名誉主席、终身名誉院长、艺术顾问等职。他曾是中国海监第一支队的一员，同样也是这个团队的荣耀。他的题字为这个闯海男人的团队和本书增添了光彩。

李明春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