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中国读者可谓家喻户晓，但对其译者纳训却知之甚少。纳训与马坚、纳忠一起被称为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他们的爱国思想、爱国热情和学术活动及其一生不朽业绩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与文化遗产。这部《纳训评传》记录了纳训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情怀、理想信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客观而详细地评述了他在阿拉伯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介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非凡成就。

纳训，是我国现代译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纳训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与追求，以及曲折的人生经历、鲜为人知的遭际命运、不寻常的痛苦和欢乐，作了较全面、客观的描述，并对其文学翻译活动和各译本特色，及其在民族教育与中阿文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了介绍。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杞麓湖畔的童年

第二章 负笈省城

 一、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

 二、考人昆明私立明德中学

 三、珍贵的友情

 四、爱国思想的孕育

 五、人生的重大转折

第三章 留学埃及

 一、在爱资哈尔大学温暖的怀抱中

 二、影响深远的阿译中文作品

 三、拯救祖国的战斗

 四、独步国内译坛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

第四章 服务祖国

 一、艰难的归程

 二、献给母族的赤诚

 三、根植于云南民族学院

第五章 重攀文学翻译的金字塔

 一、新时代催生的《一千零一夜》三卷选译本

 二、从昆明到北京

 三、誉满海内外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

第六章 丰碑永在遗范长存

后记

在人生旅途上，真挚的朋友之情弥足珍贵。纳训生前与马坚、纳忠、林仲明等留埃同学，与云南回族文化界诸多前辈，以及曾任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王连芳等人都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其中，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昆明求学时期与纳忠建立的珍贵友情。

纳忠、纳训，这两位都曾留学埃及，后来又都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构建中阿文化桥梁，在中阿文化交流方面，为中国人了解阿拉伯世界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和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早在青少年时代，他们就志同道合，携手奋进。两人的真挚友谊，堪称我国回族文化史上一段感人肺腑的佳话。

纳忠(1909～2008年)，原名寿恩，字子嘉，出生于云南河西(今通海)纳家营。他与纳训同为纳氏大家族(同宗不同支)子孙，幼年随父母亲迁居昆明。6岁，人昆明永宁清真寺经学堂学习，不久，即不满足于仅学习阿拉伯文，又入读昆明法文学校攻习法语。但后来，因该校发生法国校长侮辱中国师生事件，他愤而离开法文学校，转入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所办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学习。

纳忠长纳训一岁。其天姿聪颖，思维敏捷，又启蒙较早，思想早熟，才华横溢。少年时代，除了在田家培、沙竹轩阿訇门下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外，他还师从马聘三、白耀明等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化知识，阿文、汉文学习同时并重。他曾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知识，在中阿并授学校学习时就已初显其出众才华。后明德中学成立，他转入明德中学第三班学习，又得诸多名师引导，更出类拔萃。此时的纳忠，已蕴蓄浩博，文高意雄，气吞斗牛。他曾投稿至上海开明书局，在《开明书刊》上连续发表了3篇颇有分量的文章，评论现代文学名家郭沫若的小说。其学问之渊通，尤其是文学修养之深厚，非当时乃至现在一般中学生可比。因其学业精进，才华超群，被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首批选送埃及留学。

纳训与纳忠，相识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当时，他们都在田家培经师门下学习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不过，纳训所学习的是阿文中学课程，而纳忠则系高等中阿并授班学生，所学习的已是阿文大学课程。两人虽不同班，但却同室共寝，他们相处融洽、投契，由此而相互倾心，彼此引为知己。和纳训一样，纳忠也家庭贫困，早年，父亲携全家迁居昆明，家庭生活困顿，父母亲常常为生计发愁，纳忠很小就饱受饥饿寒冷的折磨。童年时，为帮助父母亲挣钱糊口，纳忠曾带着弟弟，手提篮子沿街叫卖瓜子。相似的身世及命运，将两颗稚嫩纯真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

这时，纳忠渊深的学问使纳训敬佩不已，同时也深深影响了纳训。尤其是纳忠既钻研阿文和伊斯兰教教典，又精勤于汉文化知识学习的眼光、识见，对纳训深有启示。正是在纳忠的深刻影响之下，纳训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阿文中学班毕业后，又接着考入省立师范附小专攻汉文高小课程，以夯实汉文基础，至进人明德中学，深受纳忠影响的纳训，其兴趣、爱好，与纳忠已颇为相似。当时，纳忠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作品特感兴趣，纳训也喜爱与钟情于文学，且也特别喜欢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甚而在留学埃及时，马坚、林仲明等人所选择研习的是伊斯兰教经学，而纳忠与稍后赴埃的纳训，则都放弃了专攻伊斯兰教经学，致力钻研阿拉伯历史与文学。即纳忠选修阿拉伯历史学，纳训则选习阿拉伯文学。当时的爱资哈尔大学，文史不分家，两人都同在阿拉伯语言文学院学习。两人的兴趣、爱好和志向竞如此的相似，这除了他们个人的天性因素之外，显然与他们两人的亲密友谊以及纳忠对纳训的影响大有关系。

“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的朋友，往往能够在心灵、情感及精神上相知相通。在少年时代的相聚岁月里，纳训与纳忠亲密无问，情同手足，他们互相倾吐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共同畅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学习上，他们又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勉励，相互督促和相互提醒。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们都有着当时一般少年人少有的志向和理想追求，而他们的真挚友谊，又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追求之上。如果说，相似的身世、命运是他们相处融洽的感情基础，那么，共同的理想、抱负则又是他们朋友关系的高纯度黏和剂。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将来能有用于国家社会，能服务于民族与宗教，这便是少年时代纳训与纳忠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同期冀。他们常常一起交流思想，憧憬未来，一起畅谈自己对国家民族落后和宗教不兴的看法，一起探讨能使国家兴盛、民族发展、伊斯兰教复兴的途径与良方。这时，他们都一致认为，英、美、法、德等欧洲列国之强盛，以及东方日本之崛起，都因其教育的兴盛与科技的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发达。而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回回民族，其落后的原因也正在于回族教育之不兴。愚致贫，贫致愚，如此恶性循环，致使民族不振，宗教不兴。故而要使国家富强、中华民族振兴(包括回回民族的发展)，其关键是要全力发展教育。对于当时一般回族青年最为关心，也议论最多的中国伊斯兰教如何发展与复兴的问题，纳忠认为，伊斯兰教之所以不振，在于经堂教育落后，族胞不得教门真义，抱残守缺，从而导致教内各派之间互不理解，互不宽容，“到处只见派别之争，枝末之辩”，因而要振兴宗教和改变回回民族的精神状态，不能不改革、发展包括经堂在内的回族教育。P47-49

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回族民间选派的一批批青年学子，怀着报效祖国和服务民族宗教的理想、热情和双重使命感，远渡重洋，留学埃及。这些留埃学子在学成归国后，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学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作成就与学术成就，从而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中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纳训、马坚和纳忠，这三位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便是其中卓有建树的佼佼者。他们生前的爱国思想、爱国热情和学术活动，及其一生不朽业绩，作为其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显然值得我们做全面的总结研究并予以继承。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三位大师学术成就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依然需要做更加广泛、更加深人的探讨。其中，尤其是对纳训生平事迹以及文学翻译等业绩的研究，更显不足。就我目力所及，一直以来，仅有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少量包括回忆录、纪念文章、论文在内的单篇文章。这实在令人遗憾。今回族学者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洋洋数十万言，不仅叙述、评论了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纳训的工作业绩和文学翻译成就，而且对他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操守，以及在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中，他多舛的遭遇、不寻常的欢乐与痛苦等，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论描述。毫无疑问，该书是研究纳训的一个可喜可贺的重要收获。昕翔同志要我为之写序，因而有幸成为《纳训评传》的第一位读者。仓促阅读书稿，浮光掠影，只能谈谈一鳞半爪的初略印象。总的来讲，我以为锁昕翔同志的《纳训评传》有如下几个颇值得注意的突出特点。

其一，材料充实，且真实可靠。锁昕翔同志为写此书，曾搜集和阅读了纳训各时期的重要文章及重要译作，并查阅了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有关纳训的文章，此外，还做了长达6年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6年间，他曾经多次往返北京、上海和云南省内的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及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生的家属、子女和所有今尚健在并且知情的亲戚、中学同学、留埃同学与工作单位同事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不少前辈，例如纳训先生的堂弟纳光显、留埃同学林仲明，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同事马鸿云等，诸先生在接受采访不久即已仙逝，昕翔同志所获资料，至为宝贵。由于作者资料查阅和调查的充分，使得《纳训评传》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例如纳训先生在埃及留学时所从事的文学翻译和抗日救亡活动、归‘国后在昆明明德中学和云南民族学院的许多思想、感情及生活的经历和工作实绩等，都鲜为人知，使人耳目一新。读之，不能不令人对这位杰出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不朽的爱国战士充满敬仰之情。

其二，《纳训评传》对纳训先生一生思想、业绩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无论是对纳训生平事迹的叙述，还是对其翻译成就的综论评价，都坚持实事求是。作者的观点，均来自对所掌握材料的客观的分析与研究，看得出，作者往往力图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考察，使其评价客观、中肯，令人信服。作者对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师纳训的崇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却不“为尊者讳”，对其译著的介绍评论，能够做到好处说好，又不回避其短处。比如对纳训先生六卷全译本的评介，既指出译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作品对中国读者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在《一千零一夜》汉译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同时，也指出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译作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美中不足”。《纳训评传》为读者描画、展示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和喜怒哀乐情感的文学翻译家形象，从而揭示出一个为报效祖国、为人民贡献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其一生不屈不挠的奋斗与追求和所走过的艰难的人生道路。形象鲜明，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其三，我以为《纳训评传》在写作上也有其独具的特点。作者既遵循了传统“评传”的求真原则，又不囿于过去曾经流行的那种生硬的考据、求证的形式和套路，即追求一种较具可读性的平易叙述。此外，作者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场景、人物、事件的描述，更加详细，并加之以适当的文学描写。正所谓“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纳训评传》有叙有论，不呆板、不枯燥，行文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感染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纳训评传》已完美无缺，至全至善。世间学问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不可穷尽，任何的苛求都未免失之天真。何况，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只能是一家之言，《纳训评传》作为研究纳训的第一部著作，其疏漏之处肯定再所难免。对此，相信读者自能识别分辨，我不想求全责备，以致向作者提出过分要求。在此，我只想再次强调，锁昕翔同志的这部《纳训评传》来之不易。众所周知，纳训先生一生谦逊过人，较少谈及自己的译作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从未写过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昕翔同志经过数年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艰苦调查以及认真的查阅、分析有关资料，撰写出这样一部具有一定规模，也有着一定深度的研究纳训的专著，十分不易。《纳训评传》自有其客观存在的学术意义及价值。作者的功力和研究态度以及写作本书所花的工夫，读者尽可在阅读中见出。我相信，这部《纳训评传》的出版，对于促进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纳训乃至马坚、纳忠等人的辉煌学术成就，必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以上几点初略且不尽成熟的看法，权作应昕翔同志之约而写的《纳训评传》序。

2008年7月1日于春城昆明

纳训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战士。他一生辉煌的文学翻译成就，及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品质，作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本人自中学时代即喜爱纳训先生的译作，其后，阅读了先生的更多译著，并对先生的为人品质和一生翻译成就有所了解，更对他充满了崇仰之情。故而不揣浅陋，产生了写作这本书的念头。

此书的写作，虽算起来总共执笔时问不到一年，但因有关纳训先生的资料较少，写作断断续续，竟拖延了整整6年时间。为搜集寻觅资料，6年来，我在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曾几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查阅资料及作调查采访。并匆匆奔走于昆明各大街小巷，以及通海纳家营、玉溪大营、海口等地，访问了纳训先生家属子女和知情亲戚，他当年的同学、同事、朋友和一些回族学者，以及部分熟悉纳训的文学翻译家。因纳训先生所生活时代距今已经久远，而人的记忆力又极为有限，故调查访问常常收获甚微。甚至数千里奔波，竞访问不遇，或因知情者的故去，一无所获，无功而返，令人十分沮丧失望，几至欲放弃写作，却又欲罢不能，十分矛盾彷徨。而正在这时，云南回族学会在昆明安宁召开了“中国留埃学生专题研讨座谈会”。与会同志热情洋溢，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埃学生的爱国热情、刻苦学习精神和治学经验，学术成就，以及他们在翻译著述上的团队意识和相互协作精神等，都作了充分肯定，给予了高度评价。本人应邀参会，深受激励、鼓舞，于是又鼓足勇气，勉力坚持下来。

拙著在写作过程中，诚如纳麒院长和纳国昌先生《序》中所云，本人力求客观真实。所用资料，都作了严肃认真的分析考实，从而去伪存真，如同沙里淘金，审慎筛选，以尽可能做到对纳训先生及读者负责。有时在写作中，突然发现前面已写部分所依据材料明显有误，导致评述失真，我毅然推翻重写。例如在叙及纳训先生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动因时，我原采用纳训先生自己之说。即其翻译《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包括未出的一卷)的目的，是“为国内回族学子学习阿拉伯语提供课外读物”。可经多次访问其留埃同学林仲明先生，却发现纳训先生之说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比如，据林仲明先生回忆，纳训在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曾多次向中国留埃学生团指导员、原昆明明德中学英语教师沙儒诚先生请教，详细了解国内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历史与现状之后，方才动笔翻译《一千零一夜》。可见纳训先生翻译这部作品的动因并不那么简单。即不仅仅是为国内回族学子“提供课外读物”，也考虑到了其他读者，否则，就不会向沙儒诚先生了解国内翻译情况。此外，从他的《一千零一夜》五卷译本的出版情况，也可见出其翻译动机与纳训先生自说不符。据林仲明先生说，纳训先生的五卷译稿，系在沙儒诚老师回国时，托请沙先生带回，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值抗战中，商务印书馆由上海迁至重庆。沙先生回国后，曾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南亚诸国宣传抗日，纳训译稿即是沙先生在赴重庆受命时，亲自送交商务印书馆的。当时在重庆和香港等地，都有着类似于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所设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印刷出版机构，假若真如纳训先生所说，其译稿只会交给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出版商，而绝不会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留埃期间，纳训与林仲明两先生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纳训先生刚到埃及时，已在埃及学习三年的林仲明先生，还曾帮助他补习阿拉伯语。且在假期，林仲明先生还曾带领纳训等人到埃及各地旅游。不仅如此，纳训先生初试译笔，由阿文本转译德国长诗《菩提树下》时，还曾与林仲明先生一同讨论。两先生既关系亲密，又共居一室，朝夕相处，林仲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纳训先生的翻译打算，他所提供的情况应该较为可靠。考察纳训先生一贯之谦虚为人，可以肯定，先生的言实不过是自谦而已，不必当真。于是，为求真实，我毫不犹豫，抛开原写部分，重新写来。诸如此类，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但尽管如此，由于本人学浅才疏，加之，忙于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学年教学及科研任务，初稿写成后，一直没有充足时间作认真修改，拙作粗陋不堪，存在诸多不尽满意之处。而自拙稿列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之后，编辑同志十分关心，多次电话询问书稿修改情况，使我诚惶诚恐，深抱愧疚。为不再拖延时间，以免影响出版社原定出版计划，只好照此交稿。其中不足之处，祈望读者见谅，并恭请方家批评指正。

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纳训先生亲属以及所有接受采访者，尤其是马忠林先生和王余卿女士夫妇的大力支持、配合。此外，曾参考了马为公、杨柏孝先生的《纳训访问记》，以及林松、纳国昌、桂希禹、李华英、马恩泽等先生公开发表于各类报刊的回忆文章，并得到回族学专家纳国昌、姚继德、马利章、桂希禹先生和明德中学已故回族教师乐长云先生在资料、图片等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本书写成，纳国昌先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纳麒先生在百忙中，为我撰写了热情洋溢、激励有加的《序》；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回族捐资助学管委会主任樊子实先生及其同仁一直关心书稿的出版；又蒙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回族捐资助学委员会名誉会长、云南省昊龙实业集团董事长马君永升先生鼎力支持，慷慨资助，使之得以付梓问世，本人深感荣幸，一并于此谨致衷心谢忱！

作者

2008年11月28日于昆明荷叶山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