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级别最高的历史学者、中央重要政策文献起草人之一、中共五大领袖传记主编金冲及新著！《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媒体鼎力推荐，部级以上官员人手一套的必读书！引用大量未公开过的高层会议会谈记录、当事人日记、亲历者口述资料！

崭新解读和评价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重大历史问题及人物！

提密中国历次重大变革的决策内幕！

全中国的学者都在“看”这本书：看它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对于重大事件敏感问题，它又是怎么说的……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引言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

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

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第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第十三章 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

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

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

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下)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下)

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

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

后记

一九六六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的元旦献词，写道：“我国各族人民，满怀无限的喜悦，决心在这新的一年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伟大的成就，使新的五年计划旗开得胜。”这个新的五年计划原来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它的编制工作早已开始。这年四月十七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一个《关于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汇报提纲》，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提纲》提出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草案的补充设想：一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二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的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扶持社队工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已成过去。人们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上。

这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在经过五年调整后迅速发展。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钢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七，原煤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六，原油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四。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三，棉纱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化肥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三。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都在这个时期创出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农业生产在上半年就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拿全年来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其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棉花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生猪存栏头数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水产品增长百分之四，植树造林面积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正当大家为国民经济渡过难关、重新出现大好发展势头而倍感兴奋的时候，一场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突如其来地席卷全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害。这场政治风暴的性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及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存着。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青年和许多领导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顽强奋斗，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取得巨大突破，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P990-992

我们如此熟悉、仿佛依然生活在其中的二十世纪，转眼间已被称为“上一个世纪”，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尽管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地，这个世纪终究已经结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了。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学说变为现实；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当这个世纪来临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大举侵略中国，直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亡国的阴影一直像噩梦般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在很长时间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中国的经济文化那样落后，中华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没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经过半个世纪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重重困难和曲折，中国人终于站立起来，以独立的姿态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这以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经过种种困难和曲折，到二十一世纪到来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今天，它已毫无疑义地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间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要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转折年代——中国的一九四七年》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主要的理由已经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想这样做。

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样写了两年多。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历史。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也有朋友听说后劝我不要写，理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过。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的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还有朋友提出疑问：你写了这样厚的一部书，怎么还能叫《史纲》？这个问题我也想过。问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快，事情太多，许多事又十分复杂。对其中的一年、一件事、一个问题以至一个人也可以写出厚厚一部书来。这一部《史纲》只是想说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对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多作一点重要细节的叙述和议论。这样，篇幅已经够多了。不少事，本来应该多说几句的，只得省去或简单地提到。如果真要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非得写成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不可，那不是我能做到的。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涉及问题太多。写作过程中常常深感自己的知识和功力不足，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由于年龄关系，许多地方已是力不从心，明知应该那样做而无力做到。书中采用了不少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虽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深感歉疚。全书不当和不足之处肯定很多，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初稿终于写完后不久，俄罗斯全体院士会议在五月二十九日选举我为外籍院士。在将满七十八周岁的时候，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是一种勉励。

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列为重大委托项目，并得到逢先知、滕文生、冷溶、雒树刚等同志的鼓励和支持，由李泊、韩欣欣同志录入电脑，宋振亭、孙立众同志参加了校对，谨此致谢。

滕文生、林兆木、董志凯、廖心文、汪朝光、王奇生、徐思彦同志分别看过本书的一部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谢寿光、杨群、尚红科同志的帮助。本书目录中各章题目后的提要，是编辑部根据该章内容编写的，经我看过。在此一并致谢。

二○○八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