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不完的人间活剧，道不尽的世情奇书。金瓶梅，三百余载几度沉浮金瓶梅，千人眼中千般面貌。金瓶梅，折射出世界的那颗沙砾。《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日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序一

序二

自序

第一编　审美价值论

 一个顺向的考察

 小说新观念的萌生

 小说观念的变革

 《金瓶梅》：小说史的一半

 一个逆向的考察

 小说类型新探

 思想家的小说

 诗人的小说

 小说家的小说

 镜子和风俗画

 堕落史、罪恶史和毁灭史

 市民社会的工笔长卷

 笑笑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

 化丑为美

 人原本是杂色的

 追魂摄魄 白描入骨

 《金瓶梅》的品性

 回避不开的一个话题：比较中的“性”描写

 《金瓶梅》的“二律背反”

 《金瓶梅》的正题和反题

 《金瓶梅》的价值取向

 非艺术的和艺术的《金瓶梅》

 “金学”建构

 《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

第二编　典型人物论

 情欲、权势欲和占有欲构成性格发展杠杆的西门庆

 用罪恶证明自己存在的潘金莲

 渴望走出阴影，却始终走不进阳光的李瓶儿

 临下骄、事上谄的庞春梅

 符合封建规范的贤德女人一吴月娘

 社会的毒瘤，人性的腐蚀剂，前无古人的帮闲一应伯爵

附录：史里寻诗到俗世咀味——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

后记一

后记二

在对我国古代小说观念更新进行宏观描述前，简略地谈谈宋元“说话”艺术体现的小说观念是很必要的。

我认为，宋元话本小说在生活和艺术的审美关系上带有“纪实性”小说的品格。

首先，宋元话本小说尊重生活的完整性，尽力选取那种本来就含有较多典型性的真人真事作为原型，然后对它进行有限度的艺术加工，由此构成形象、组织情节、编织故事、谋篇布局的。因此，用特定术语来说，宋元话本小说宁愿“移植”生活而不愿“重组”生活。在叙事方式上，追求着一种纪实性风格，虽有夸张、怪诞(如鬼魂的出现)，但力求体现出一种逼真的、自然的生活场面感。《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简帖和尚》、《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是其代表。它们不同于唐传奇小说的是：唐代传奇小说重视人工美(艺术美)，认为艺术虽来源于生活，但生活现象本身的表现力不够，必须经过一番加工，加以提炼、凝缩、集中、强化，才能成为艺术形象。而话本小说这种纪实性，却更重视自然美，认为经过选择而找到的原型本身已有较强的表现力和说服力，艺术加工是次要的。即使不可避免的“虚构”，话本艺人也善于隐藏其虚构的痕迹，使听众相信这是真人真事，或者虽听(看)出这是虚构，但相信它十分切近真人真事。话本小说的纪实性美学也容许一定的艺术技巧，但同样是设法隐藏，仿佛是“纯”纪录事实，没有用什么技巧似的，其秘诀是在符合事物的自然形态和自然关系上下功夫。总之，它力求自然地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或用非冲突的形式反映冲突性的内容，技巧力求朴实。

可以看出，宋元话本这种带有强烈纪实性的小说的根本精神，在于相信真实生活本身的表现力，在于尽力从生活本身中去发掘典型化所需要的冲突、情节、人物等艺术元素。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言：“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这句话除赞美小说家艺术概括手法高超之外，还说明话本小说家的直面现实和迅疾反映现实的精神。

总之，宋元话本小说在对实际生活的增删隐显中实现艺术真实的超越，即对日常现象的集中概括中实现艺术创造性上的超越。所以话本小说的作者的小说观念是在对现实生活的隐迹立形、搜妙创真中向着艺术真实的目标突进。

然而，宋元话本小说还没有发展为多元化的纪实性，它较少多线结构，也不具有多层次、多侧面和多义性。实际生活中多系统交叉的艺术反映，在宋元话本小说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正由于此，话本小说不善于处理浩大的复杂的史诗性题材，不善于反映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同时，过分强调质朴性，而忽视了风格样式的多样性。

历史期待小说观念的突破和更新，它同时也呼唤文坛说部的巨擘早日诞生。

时代和天才同时发出了回声!

元末明初以降，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三次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第一次；《金瓶梅》是第二次；《儒林外史》、《红楼梦》是第三次。我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史已经证明：每一次小说观念的更新，都对小说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我国长篇白话小说的经典性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元王朝倒塌了，废墟上另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生气勃勃的明王朝在崛起。

P4-5

《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这就是说，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随时代之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事实上，《金瓶梅》这部小说文本已提供了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日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金学”研究论著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今天重新审视《金瓶梅》仍是学术文化史的必然。

不要鄙薄学院派。学院派必将发挥“金学”研究的文化优势，即可能将“金学”研究置于现代学术发展的文脉上来考察和思考整个古典小说之来龙去脉，以及小说审美意识的科学建构。黑格尔老人在回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后在与友人书中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1800一11一02致谢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所以回顾与前瞻， “金学”的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红楼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又像一位评论家所说，我们又不能总拿《红楼梦》说事儿吧!现在，我们暂时把那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如“三国”、“水浒”、“西游”先撂一下，不妨先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的价值，这是太重要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女士在她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读到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她还俏皮地说：“此话一出口不知将得到多少爱红者的白眼。”田晓菲的话，我认为值得思考。为了确立我国小说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地位，我们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指出，兰陵笑笑生这位小说巨擘，一位起码是明代无法超越的小说领袖，在我们对小说智慧的崇拜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位智慧的小说家的崇敬。我们的兰陵笑笑生是不是也应像提到法国小说家时就想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提到俄国小说家时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提到英国小说家时就会想到狄更斯；提到美国小说家时就想到海明威?在中国小说史上能成为领军人物的，以个人名义出现的，我想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以及吴敬梓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这样的权威不确立不行。笑笑生在明代小说界无人与之匹敌，《金瓶梅》在明代说部无以上之。至于一定要和《红楼梦》相比，又一定要说它比《红楼梦》矮一截，那是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幼稚病。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对媒体谈到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时说：“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我很同意。现在的文学界已很少谈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了。其实，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提供了超出部分现实生活的现实，才能帮你寻求到生活中的另一部分现实。《金瓶梅》验证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志怪、志人到唐宋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往往只是社会奇闻的演绎，较少是社会的缩影，《金瓶梅》则绝非乱世奇情：书中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书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真切的生存状态。比如丈夫在妻子受辱后发狠的行状，下人在利益和尊严之间的游移，男人经过义利之辨后选择的竟是骨肉亲情的决绝，小说写来，层层递进，完整清晰。至于书中的女人世界，以李瓶儿为例，她何尝不渴望走出阴影，只是她总也没走进阳光。

我上大学时，图书馆是不允许把《金瓶梅》借给学生看的，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我知道，我的父亲藏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和删节过的《金瓶梅词话》，我向他索看，他却拒绝，理由是：“你还小，先别看这些书！”

毕业后我留校执教于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马上被安排教历史系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根据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需要，名正言顺，我开始有资格也有理由去看那部“禁书”了。于是，首先我把父亲的那部铅印本上下两册的《金瓶梅词话》堂而皇之地接收过来，继而又理直气壮地到图书馆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员老王告之我的是：“你看删节本，可以借出，至于没删节的那个‘本子’，需要讲师以上的老师才能借阅。”我当时真的气昏了头，但也只好随老王进书库，结果胡乱拿了一部，后来才知道是更加糟糕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古本金瓶梅》。不过，我毕竟看到了这部被称为第一奇书的庐山面目。说真话，比起我在上大学时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我对《金瓶梅》读得分外仔细，它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确确实实被书中描写的特异的生活和刻画的人物深深震憾了。虽然我从未有过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但这次读《金瓶梅》却有一种冲动，一种急于把读它的“第一次印象”和那种异样感受写下来的冲动。当然，文章并没有写出，因为那时的我，无论从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还是理论上的准备，抑或文字表达的磨练诸方面，都没有可能把我那读完一遍名作后的肤浅感受较为准确地表述出来的功力。可是我还是压抑不住对《金瓶梅》的特殊感情。 我终于在讲明清小说部分时，面对着历史系二年级一百多位同学，大大赞美了一番《金瓶梅》“前无古人”的价值，同时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对于一个今后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能不读《金瓶梅》!”这样的话，今天看来并无多大问题，然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我一时的感兴，竟然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了惩罚。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过来人”可能都知道，当年“拔白旗”，是针对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而说的，我年龄小，资历又浅，根本没资格当“白旗”。更准确地说，在当时我是“拔白旗”的骨干力量。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是在这场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侯，一天下午古典文学教研室全体老师正在开会，突然一位已升到四年级的历史系女同学打开了教研室的门，轻轻地在房门口对着全室教师说：“我们给宁老师贴了大字报，请他去看看。”听了这话，我真像说书人形容一个人突然受到意外打击时那样，脑袋真的“嗡”了一声。说不出是因为丢面子还是过分恐惧，我感到了一阵阵尴尬，因为大字报终于贴到我头上了。会一散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图书馆大厅，果然赫赫然一张大字报写着大字标题：“宁宗一老师在文学史一课中散布了些什么货色!”在十多条批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我在课堂上宣扬《金瓶梅》的所谓“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我记得分明，那刚读大字报时的感觉：心跳和腿软、困惑和抗拒。这可能是一切第一次享受大字报滋味的人共有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以后的情况是：我在当时还不是内定的批判重点，所以谁也没来追究这张大字报中的各条意见，似乎是不了了之了。不过，通过这段回忆文字，足见当时这张大字报对我的威慑力。记得当时我就记取了一条“教训”，因为在挨那张大字报之前就有一个小插曲，我倒记得清楚。还在我给学生们刚刚讲完《金瓶梅》时，不少男女同学就纷纷到图书馆去借《金瓶梅》，给当时的图书管理员赵琳老师和王文通老师确实添了不少麻烦，让他们费了很多口舌。事后王老师怪罪了我一番，埋怨我不应当“号召”学生读这样明令规定的“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