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第一本董作宾传记作品！

董作宾(1895—1963)壮年时代从事安阳殷墟发掘，毕生致力于甲骨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殷墟发掘的开创人，一代甲骨学大师”，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列为“甲骨四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李济、郭宝均、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诸先生对安阳小屯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勤奋忘我，坚持不懈，努力作业，打开了殷墟宝藏，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增添了光辉色彩。

关于传主董作宾

在河南安阳小屯铲下中国科学考古第一锄头黄土

甲骨学研究划时代的四部著作中，独占其二

将中国历史精确纪年前推三百年之久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服膺其研究成果，慨叹“唯有合掌赞叹而已”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推崇并译介其两部著作

……

本书是这位甲骨学大师的传记。

谈安阳殷墟发掘工作者对中国考古学的精神建设(代序)

第一章 学生时代

 一、从私塾到学堂

 二、辍学经商与师范读书

 三、游学开封、北京

第二章 教书生涯

 一、协和大学和中州大学任教

 二、应聘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三、故乡中学授课

 四、与故乡的情结

发现保护汉画像石

创办平民夜校

创建图书馆

第三章 十年殷墟发掘(上)

 一、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

“甲骨文之厄运与幸运”

安阳调查

踏访小屯

 二、第一次殷墟发掘

 三、与李济合作和第二次殷墟发掘

 四、小屯发掘的风波

 五、山东城子崖发掘

 六、“走上考古学的康庄大道”

 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八、“神秘占卜的解密”

 九、甲骨文分期断代之研究

第四章 十年殷墟发掘(下)

 一、殷墟发掘的扩大

 二、婚变

 三、监察殷墟发掘

 四、《殷墟文字甲编》出版之艰辛

 五、YHl27甲骨坑——打破纪录的一个奇迹

 六、为甲骨学研究指出方向

 七、河南登封周公测景台调查

 八、从颂斋之会到考古学社

 九、风波再起与殷墟发掘的中断

第五章 十年辗转流亡(上)

 一、从南京到长沙

 二、岳麓山下清溪阁话别

 三、春城郊外龙泉镇结庐

 四、定居李庄

 五、“中研院吃人”事件

 六、史语所被劫事件

第六章 十年辗转流亡(下)

 一、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二、与郭沫若的友情和摩擦

 三、贫乏又丰富的生活

 四、甲骨文书法创作的高峰

 五、《殷历谱》盼编撰和出版

 六、迎接胜利 告别李庄

第七章 复原南京与北美之行

 一、复原南京

 二、芝加哥大学任教

 三、在美国的研究

 四、当选首届人文院士

 五、游历北关异国会友

第八章 迁居台湾与执教香港

 一、史语所“整体搬迁”

 二、初到台湾

 三、“归骨田横之岛”——哭别孟真

 四、就任史语所所长

 五、访问韩国、日本

 六、执教香港

第九章 “一日一年”——在台湾最后的日子

 一、对甲骨学的全面总结

 二、“智星”的陨落

 三、永远的怀念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918年，二十四岁的董作宾离开故乡前往省会开封。当时，张嘉谋在开封主持河南省育才馆，董就人住在他家里，一方面为张管理书房兼做点家务零活，一方面在张的指导下继续读书。不久，开封发生流行疾病，张老全家都感染了，董作宾年轻，体质健壮没有受感染，于是请医生、煎药及其他家务，全由他一人操办。张老全家人的病都好了，张老十分感激董作宾，这对忘年交的感情也更深厚了。不久，董作宾顺利考入河南省育才馆学习。

军阀赵倜为河南省都督时，育才馆是赵倜为培养政府文秘官员而开办的，学制二年。学校开设课程较多，除法律民政之类外，还开设有史地课，担任史地教学的是时经训先生。时经训，字志畲，河南通许县人，毕业于日本京师大学，著有《河南地志》，酷爱钻研金石古文字。时经训将甲骨文称之为“商简”，他在《河南地志》第七章《古物》一节说道：“骨董商人，名日龟版。罗叔蕴(罗振玉)先生著《殷墟书契考释》，定为兽骨。今化验之，确系竹简，与矿质化合，故光莹如骨。罗书以为骨质误矣。”这里认为甲骨为竹简显然是有误的，但毕竟是较早地介绍了甲骨文。董作宾从他讲授的课程中，才首次知晓安阳殷墟出土有甲骨文字。

1899年前后，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和著名学者王襄、孟定生等发现了沉睡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的殷墟甲骨文，从此使我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放光彩，荣耀全世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一件学术盛事，与秦汉竹简、敦煌藏经和清廷内府档案并称为19世纪我国四大学术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内容，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其时，甲骨文的发现已经将近二十年，从中药房一味“龙骨”到“段人刀笔文字”、“殷墟王朝之遗物”，再到“契文”、“商简”，经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学者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人们的认识已产生了一个飞跃，一门近代中国新的学问正在逐步形成。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和《殷墟书契考释》这些甲骨学史上的不朽著作传诸后世，功绩卓著，使甲骨文的研究进入了学者们所谓的“文字时期”。著名的“甲骨四堂”(甲骨学史上四位成就突出的学者，他们的号都有一个堂字：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中，雪堂、观堂已经开始登堂人室，鼎堂、彦堂则还在艰苦的探索中。

在20世纪初叶，甲骨文研究仅在少数文人学者中间开展，限于印刷条件，书籍昂贵难求，更不用说甲骨文原片，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的。时经训先生第一个向董作宾传递了殷墟甲骨文的信息，无疑对他毕生从事甲骨学的研究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可惜这位“尤嗜金石之学”的先生，不幸患病“暴卒”于开封，年仅四十六岁。

1919年冬，董作宾于河南育才馆毕业之后，并没有按常规回家乡进入县政府混个一官半职，而是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留在开封一起筹划创办《新豫日报》。该报于1920年1月创刊，为省会一家民办报纸，社址在三圣庙前街，每天出一张报纸，其内容有要电、特载、中外新闻、时论、省市新闻等，颇得社会各界好评。董作宾任《新豫日报》编辑和校对，同时又兼任省实业厅调查委员。期间创作小说《琼楼人语》等篇，发表在《新豫日报》。

董作宾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1922年冬，他在开封结束了两年的报人生涯，冒着严寒北上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求学，继续进行人生道路的艰苦探索。

当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术自由发展的阵地。在他聘请的教授中，有提倡共产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刘复，有旧学鸿儒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还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清王朝的遗老辜鸿铭等。他认为人才难得，只要学有专长，就加以聘任，特别是五年之中，六次诚聘，终于使国学大师王国维就任导师，成为一时美谈。

张嘉谋时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草厂，董作宾初到北京仍然借住在张家，张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誊写讲义稿的差事。张嘉谋的南阳老乡、著名学者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的徐旭生常到张老家谈论时政交流学问，对董作宾这个勤学好问的小老乡早已耳闻，几次接触中发现董天分高、朴实勤恳、办事稳重。徐旭生当时除授课外还办《猛进》杂志，就把联系印刷厂、校对、发行等事交给董作宾办，并让其帮助辅导子女功课。

董作宾随即住到徐旭生家中，他边做边学，工作干得很出色，除完成徐先生交给的任务外，经徐介绍到北京大学为旁听生听课，到图书馆读书看报。有这样难得的条件，又有徐、张两老的面授耳提，他知识面日益广阔，学识进步很快。这期间他发表了《四千年前之农学家》、《读<西游记>考证》等文蕈。

董作宾对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沈兼士和新文化运动代表、文字学家钱玄同所讲授的文字学课尤为感兴趣，用一年的时间自学了两位先生所教授的各年级课程。当时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不久，董作宾借来用油纸影印摹写一遍。这是他初学甲骨文，由于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篆刻基础，基本能掌握所录甲骨文。郭沫若曾对人说，学习甲骨文并不难，三个月时间就可以了。《殷墟书契前编》共辑录甲骨文二千二百二十一片，每片少者几个字到十几个字，多者上百字，平均也就几十个字，董作宾每天影印摹写二十到三十片，全部写下来，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招生，董作宾考取研究生。当时研究所中老师有蔡元培、陈垣、马衡、沈兼士、刘半农诸先生，同时考入的有陆侃如、冯沅君、庄尚严、常惠等。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在全国发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征集歌谣及民间风俗材料的活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刊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同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了相关启事，不久《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转载《简章》。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都是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还创办了《歌谣周刊》。受这种潮流的影响，董作宾选择了民歌民谣和方言的研究方向，并兼任《歌谣周刊》的编校，《甲子报》社会新闻和《每日评论》主编，每月可领取十二大洋津贴，半工半读解决了生活问题。

董作宾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方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要通过民间文学的研究来了解民情、了解社会。后来，他在北京大学任《民间文艺》编辑，所写的发刊词《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中写道：“民间文艺，是平民文化的结晶品，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国的民众心理、生活、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欣赏活泼泼赤裸裸有生命的文学，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动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

第二年董作宾升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因为既不用为教授准备教材也不用批改作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专业研究。这期间先后在《歌谣周刊》《北京大学歌谣小丛书》《论语半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十多篇文章。特别是《看见她》和《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从一首儿歌的“母题，，着眼，翻检了上万首歌谣，找出了全国各地四十五首同一“母题”的《看见她》歌谣。把考订研究、比较研究、地理研究、民俗研究、方言研究与文艺研究诸种方法熔为一炉，从理论上开启了以家乡人的视角研究家乡歌谣的先河。

董作宾的研究成果与此后不久在《歌谣周刊》上连续发表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及其相关研究，构成了一个以“乡土歌谣学”或“歌谣的乡土研究”名之的歌谣研究会学派，使刚刚兴起的歌谣征集研究活动，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胡适见到董作宾的文章很感兴趣，就专门写信给董，为董作宾提出的论点补充证实，并在信中赠送自己的著名格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胡适提出的一些问题，董作宾根据《诗经》和实地调查，曾写了一篇文章与胡适商讨。P8-12

父亲董作宾(1895—1963)壮年时代从事安阳殷墟发掘，毕生致力于甲骨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殷墟发掘的开创人，一代甲骨学大师”，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列为“甲骨四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父和李济、郭宝均、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诸先生对安阳小屯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勤奋忘我，坚持不懈，努力作业，打开了殷墟宝藏，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增添了光辉色彩。不但如此，在艰苦的作业中，他们自觉发扬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严格约束自己，形成了一系列行为规范和作业准则，加强了中国考古学队伍的精神建设。不少规范和准则，至今仍为海峡两岸考古工作者所遵守。

去年秋天(2008年10月)，我从台北来安阳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安阳市人民政府、安阳师范学院等部门联合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考古发掘八十周年暨考古与文化遗产论坛”。缅怀先辈们艰苦创业，构筑中国近代考古学基础，是会上的中心话题之一。在会上见到从北京来出席会议的李济公子李光谟、胡厚宣公子胡振宇和梁思永的女儿等。大家久违重逢，叙新话旧，分外高兴。谈话中自然少不了上面的话题，大家都有共识：老一辈人的作风传统，规范准则值得我们学习，在今天更要发扬光大。

江苏文艺出版社要为先父立传我很高兴，敬佩感谢出版部门对学术文化的重视。作者郭胜强先生让我写序，现就个人有限的认知，对学者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规范准则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砥砺、不断进取的精神，加以综合性的介绍，权作序言吧。

(一)从向劳动人民学习到安贞坚忍的抗战精神

从1928年10月中国科学考古工作在河南安阳小屯迈出了第一步，向中华文明的黄土层挖下第一锄头，到今天已过了八十年。这段岁月中，虽历经战乱灾难的阻挠破坏，但是在考古文化的学术研究上，不断地向世人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和令人敬佩的！

1928年10月13日，先父董作宾和郭宝钧伯伯率领工作人员三十余人(包括民工)，在安阳小屯以北洹河岸边的沙丘附近，铲下了中国科学考古的第一铲黄土。“本拟用打坑之法，原计划作四方丈之正方形，本为面积较大，则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今历观村人挖掘之处皆为长方形，长约七八尺，宽约二三尺。盖长方之形有四便：一、长处可以容铁锨，抓钩之上下簸扬。二、宽处可以架辘轳，以便坑深时起土。三、两旁挖小窟即可上下，不须阶梯。四、坑中土堆于四旁，填土时不至费力。有此四便，吾等乃决定舍正方式而采长方式……”(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1928年)

由此可见，这些中央政府派来的学者“大员”，初临小屯就虚心地向当地的劳动人民学习，吸取发掘的劳动经验，同时更不断地向当地有经验的人请益。

开始发掘一整日也没有找到一片甲骨文，就向一位老工友请教，自老工友之口中乃得此沙丘之真相：

此工人盖老于挖古物者，沙丘上之十坑，皆其一手所造成。据云沙丘下绝无字骨，间或可得骨箭头。言之凿凿，确系经验之谈。余至此始悟受人之骗，而平翻沙丘之计划，亦同时一笔钩(勾)消矣。工作一日，余等甚觉“轮廓求法”之迂远，思有以改进之。同时又发现挖天花粉之农人，方余等在谷地工作，见地畔有挖天花粉者，其法以长丈之木把铲子一支，向地下打洞。铲子长约七八寸宽四五寸，铲平面异于洛阳挖古物者“捣窟”所用之瓦形铲(注：俗称洛阳铲)。彼等见地面有天花粉之苗，即缘其枝干向下求其根，根即天花粉也。其所打之洞，方数寸，如铲之大小，洞直下，稍倾斜，深者，尽其把，约一丈。掘出之土则散置洞旁。吾等见其所拙土色之异，思有以利用之，乃相约明日为余等工作，工资如村人。……此后即改“轮廓”之法(由外而内)为集中之法(由内而外)，再加上“天花粉”铲打探之法可知一丈内之土色计。……但是结果此三法皆未尽全功而失败，……因其全属理想之故，此后更当利用村人之经验，而舍弃个人理想。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1928年)

难怪孔老夫子说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吾师”，实地向劳动人民学习，不断改进发掘方法，终于取得了成果。

当时工作人员十分辛苦，第一次安阳发掘工作共十八天，因小屯有匪患，不敢村居，往返工地日须步行十余里。“又同事诸君皆耐劳吃苦，每日午餐，仅分食馒头，略饮茶水，或者添煮稀粥，即能饱食一顿踊跃工作，此种精神，亦至可佩，故此次工作之费用，除购置测量照相用具由上海所支付外，在安阳挖掘所用之款，仅三百五十余元。(附注：当时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共拨发掘经费一千元整。而此次发掘共得有字甲五百五十五件，字骨二百二十九件)”(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1928年)

到了1942年抗战中期，这一批考古学者们，维护着安阳发掘的文物，在西南大后方辗转迁徙，最后迁移到长江上游的四川李庄山中的板栗坳山村中。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大家的日子是这样过的：

……平常，如果两三人相聚，总会谈到物价问题。物价，只敢谈吃的，穿的早就够不上谈了……从云南搬来才一年又八个月，你看，物价又涨得多么凶……柴五倍，米六倍，七倍面，糖、肉八倍，肥皂九倍，饼干十倍。这些都是日用必须(需)之品。至于布，以阴丹士林为例，初来时两块钱一尺，现在已涨到十八块了。大家常谈：衣食住行，人生四要：衣是添不了；住是可以将就的；行根本谈不上；一动也不敢动了；……肉是饭桌上不常见的东西，如果有一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鱼)，甚至大伙食团吃一顿炸酱面，那简直是山村里的重要新闻了。因此，大家在闹着营养不良，害“李庄热”，每一个人，都要减轻体重三五磅，甚至十五磅，二十磅。人是瘦了，而且个个面有菜色。于是大家在想：菜色大概是吃素菜的生病罢？不然，何以人们面无肉色呢？

穷，君子固穷，除了小孩子想吃肉，想吃饼干(注：我就好想！当年笔者六岁)，太太们深感没有钱买她想买的东西之外，大家却蛮不在乎。自然，都知道在这抗建的大时代，后方工作者应该要苦的。他们不但能安贫，而且能乐道。他们各人在自己的牛角尖中，别有天地非人间，大可以怡性悦情，安身立命，于是赞之不已，直到老夫子那样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栗峰生活，论个性是很强的，尽管有那些男的男朋友，女的女朋友，小的小朋友，以及先生怕太太，太太怕先生之类，形形色色，花样许多，我这里且不说他，但也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治学的兴趣都非常浓厚，无论物质生活如何艰苦，精神生活总是愉快的。诗人说：贫儒未饿死，国恩宁怨嗟！不错，这一群人纵然在挨穷，确也还能够维护国家学术文化于不坠，而保持着儒者弦诵不辍的精神。(董作宾《栗峰山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42年)

父亲的这段话刻骨铭心，我有难忘的经历和深切的体会。艰苦的生活固然不会忘记，父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地工作更不会忘记。在寂寞的小山村，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日复一日地写作《殷历谱》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1944年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曾访问李庄和栗峰，他很敬佩这些学者们的敬业精神，他感叹地说：要是在西方国家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学者们早就放弃学术研究的工作，而去自求温饱了！

(二)为中国考古工作者建立的标准守则

李济伯伯曾说过：  “董先生，梁思永先生和我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法。我们三个人以及其他一块儿从事田野工作的同仁都认为近代考古学虽然应该接受不少的，过去的固有传统，但有一点我们是应该革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做古玩或古董看待。我们共同的认识是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财产；它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意义及价值最大；没有任何私人可以负荷保管它们的责任，所以一切都应该归公家保管。当我最初把这个意思告诉董先生，也就是我第一次与董先生见面商量时，(1928年冬在开封)我就得到他无条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与其他考古组的同仁都热烈支持这一立场。……我们不但促成了《古物保管法》的颁布与实施，在实行上我们这些从事田野考古的人，藉安阳发掘这一工作，对古物的所有权，即国有的观念，做了一次充分而强力的发挥。……凡是参加这一工作的同仁，可以说没有自己收藏过古物……”“玩古董的人们只是要把它们的流通当做一票高尚的买卖；它们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因此，一般的人都把地下的古物，当做钱财看待。这一看法也是一般知识阶级中最盛行的。现代考古学的出发点都完全是一种学术观点。一个考古学家对一件地下器物价值之衡量根据，是百分之百的学术性的。所以一块破骨头或者一片破陶器的发现，往往比一件完整的铜器更重要，一切要看这些器物对于学术的研究，是否可以增加新的认识。”(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1964年)

这些考古工作者的守则，通俗一点说，正如俗话说的考古的人不收藏古物，管图书馆的人不自藏书，而研究民俗艺术的人也不收藏标本！不只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而是和古董商、古玩家的见识，有天壤之别。

这一观念的认识与确立，也成为八十多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者们一脉相传的守则……夏鼐先生就曾当面斥骂一位在古董摊上买古玩的学生。我想夏老师不是怕学生会玩物丧志吧，实际上是怕学生违反了考古工作者的传统守则。

考古学界制止了，而民间私人收藏之风依旧，这就导致了盗掘古物之风的泛滥。其实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期间，盗掘就没有停止。到1937年日寇侵华，安阳发掘工作在第十五次后被迫停止，这时安阳盗掘古物之风更加盛行。盗掘者公然贴出标语，反对殷墟发掘工作。标语有“打倒摧残人民生计的董(指先生)梁(梁思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云云。奸商土劣乃倡议以盗掘物一部分捐出，成立古物保存所，遂大举挖掘，更无忌惮矣。父亲对之嗤之以鼻，针锋相对予以揭露，《平庐影谱》辑有劫余之物照片多幅，先父题日“百姓之灯”以对逆流曝光。

(三)考古资料研究的公开，与检讨刊布学术研究成果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第三次安阳发掘的时候，先父挖出来的大龟四版，是最早科学发掘出土的带有较多文字的原始资料，它们都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又附有精确的出土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是发现的新闻很快就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那时候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编他的《卜辞通纂》，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史语所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要求先看大龟四版的拓片，并希望史语所能将这拓片赠送他一全份。因为先父是这大龟四版的发现人及田野工作的记录者，所以所长傅孟真先生就问先父的意见；当然他也已征求了李济先生的意见。很快地就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把这些尚没有发表过的拓片捡出一全份送给他作研究资料。李济伯伯也说道：“实际上傅孟真先生的决定和我的赞助也是根据彦堂先生的态度而定的。假如他有丝毫不愿意的表示，大概这四张拓片是不会送给郭氏的，但是彦堂很慷慨，没有任何不愿意的表示。”(李济《大龟四板(版)的故事》1966年)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之外，聪明的郭沫若得到了这四张拓片，就把它们作了断然的处理，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切都安排好，并且付印了，才写信告诉史语所他的这一计划。这件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尤其是傅孟真和李济甚为尴尬，感到对不起先父。但先父并不在意，也正如李济伯伯所说：“不过最后我们认为学术是公开的事业，凡是能够利用这项资料的人，我们就应该尽力协助他，我们不能根据纯法理的观点处理，所以也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李济《大龟四板(版)的故事》1966年)

在《卜辞通纂》的序文中郭沫若写到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为有益之作也。怀疑甲骨者之口已被问执，即骨(古)董趣味之刘、罗时代亦早见超越矣。其后记日：“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对郭氏的赞扬，先父也不以为然。

这是由大龟四版资料的公开交流所引发学者们之间的涟漪之一斑，至于安阳发掘考古资料的发表，更是出人意料的多灾多难。仅就甲骨文的资料来说，1928至1934年安阳第一次到第九次发掘所得甲骨资料拓片共计3938号，其中甲2513号，骨1425号，编辑成《殷墟文字甲编》，1937年就编辑完稿，而且照相制版工作完成待印时，承印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沪东印书局，却毁于日军的炮火。后来到1939年，又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重印，书印好了，因邮寄费太贵，存于香港仓库，又毁于日军的侵占，以至于一直到抗战胜利，才于1947年在上海印出，前后历时二十年。不知实情的人，早就开骂史语所独占资料不公开发表……“秘藏积中，包而不辨”。却不知该挨骂的是侵华日军。

而安阳殷墟发掘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的甲骨文，主要是在第十三次发掘工作最后一天收工时发现的YHl27坑有三吨多重的甲骨堆。在田野问甲骨层干裂，所以花了大力搬到南京史语所内，进行室内发掘，历时三个月，清理出甲骨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完整的字甲就有三百多件。还来不及做编号等后续工作，日军在毁了上海的《殷墟文字甲编》后，又一路杀到南京。以至于“乙编”的材料匆忙装箱水运汉口，再陆运经长沙、桂林、昆明，最后到达李庄。一路上这些木箱，都是人力粗工搬运，上下舟车很难保证安全。等到1940年在昆明龙头村，暂时安定下来，就开箱整理，才发现原先整整齐齐的纸盒，都已破损混杂，而三百多片原来完整的甲骨，不但裂为碎片，而且上下混杂，乱散箱内。看到这些国宝的破碎，真令人欲哭无泪！整理工作仍由高去寻、胡厚宣二先生清理编号，再由杨若芝小姐拓片，最后交由父亲摹写。

这四人工作小组，日夜工作，每晚工作到十点。父亲曾记录下在龙头村的工作实况：

工作地点的逼窄，局促在一个屋檐之下，实在无法作排列黏兑的工作，于是把原在一盒的碎片编为一号，以便将来传拓时再为黏兑，但是纸盒经过了三年的潮湿，万里的震荡，多已霉烂破坏，因而互相混杂，不易分辨。说起来真是罪过，在南京整理时那样细心，每一盒都是一个完整的龟版，至少有三百盒，现在经过屡次搬运，已黏兑好的，也都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了，直到在四川李庄时拓印编辑，仍然不能恢复完整之旧；这使我极感不安！希望读此书者，原谅它是国家多难时的产儿，自己再下番拼合的工夫，好在所缺的只是无字部分，有字的残片，已尽量收入乙编中了。(董作宾《殷墟文字乙

如此看来甲骨文从殷商入土安息了三千年，近百年出土重见天日后，也没有过过安宁太平的日子！

(四)自由辩论与科系整合  在史语所里，先父也有很多抬杠的朋友，即傅孟真先生在他的《殷历谱·序》中所说的若干常无义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的朋友，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的朋友，以及强作解人的朋友。傅斯年伯伯对此十分赞赏，说：

这些非职业性的自由的辩论对纯学术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得到所谓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境界，我记得很清楚，他(指父亲)研究历法的基本观念：即点，线，段三原则，就是在这种抬杠式的自由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而贡献这基本观念的人却不止我一个。这一类的讨论，尤其是在田野工作的时候发展得最热闹……这一情形很具体的证明了一件事，即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重要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的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

现代的考古学必须与其他的科学相结合，共同研究，也就所谓的科系整合，方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与成果，现举当时中央研究院内各所间合作研讨的例子：

1.怎样认识乌龟：第三次安阳发掘得一完整龟甲，请古生物学家秉志氏检定并命名为安阳田龟，为一特有龟种，与希腊田龟相似。第十三次发掘得武丁时的大龟腹甲，长达四十四厘米，宽三十五厘米，经古生物学家伍献文氏据葛来氏大英博物馆龟类志考得今马来西亚有此种(董作宾《甲骨实物之整理》)。看来商代卜龟用的甲，还都是南方方国进贡来的海货。

2.登封周公测影台的调查研究：这是蒋介石在1936年所要求的差事，维修国家古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责无旁贷。先父担其重任，与天文研究所的天文学家高平子、王显廷、余青松，中国营造学社专任研究员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等人密切合作，共同圆满了断此事。

3.禄丰恐龙的头骨：1939年杨钟健先生约父亲和李霖灿等人去到昆明地质研究所去看新发掘的恐龙头。先父对此很感兴趣，据李霖灿叔叔回忆说：

杨钟健老笑脸迎人，彦老第一句话就是：快把您的头拿来我们见识见识！话指的是化石恐龙的头；要见它还真的不容易呢！原来这是宝贝，卞美年先生给我说恐龙头是一种佳肴的吧，化石大半只有躯尾遗留下来，头给吃掉去啦！这回我一发掘到头部末端，一看还有化石根痕存在，干脆就把一块岩石全部割下运回所中，因为头脑最重要。这还用说吗？杨钟健老打开一个保险柜，极郑重的再打开一个匣子，这才是龙头的化石。大家和我的感受十分相似，头如此小，尾大不掉，不知道何以如此不配？谈着谈着，彦老又动了历史之癖，请问这只怪物高寿如何？大约三亿六千万年以前吧！钟老如此回答。(不过我得悄悄声明，我是学艺术的，对数目字最差劲，容易有误)。——不过我听别人说，好像只有三亿五千五百万年，彦老也提出他的道听途说。

钟老哈哈一笑：那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学地质的人来看历史，上下差个三四百万年，根本不算什么一回事儿。

这一回，该轮到彦老吃惊了，只见他瞪大了眼，张了口，很费了一点力气，才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真慷慨，一送就是两百万年！这怎样可以？我们学历史的，以殷商史为例吧，差一年，一月，甚至于一个时辰，都必须压辙合缝，怎样可以大大方方的一差就是一两百万年？(李霖灿《时间的错误，书生的欣喜一一第一次在昆明拜谒董彦老之追忆》1966年)

4.天文历法之计算：父亲作《殷历谱》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计算，计算是一门很伤脑筋的学问，就依靠群策群力，正如石璋如伯伯所回忆：“当时没有电脑，董先生又不惯使用计算机(手摇机械式的)，凭着笔算或算盘来计算一切。说实在的，当初董先生对于天算并不内行，他常和天文所的李鸣钟、陈遵溈先生研究计算的方式，方式确定了，除了他自己日夜计算外，并常常抓住晚辈的同仁替他演算……为了减少错误，每一算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数字多到二十多位，常常会把脑子弄糊涂，因为大家都替他演算，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石璋如《董彦堂先生在昆明》1966年)

(五)发挥团队精神，承先启后，提携后进，壮大考古学术队伍

安阳发掘工作的行政支持者是蔡元培，傅斯年，而实际田野工作者有董作宾、郭宝钧、李济之、梁思永等主持者和实际参加田野工作的以年岁长幼排名的“殷墟十大兄弟”。“十大兄弟”他们从1928年起先后参加殷墟发掘工作，到1935年殷墟洹北侯家庄王陵大墓发掘时齐全，成为殷墟发掘的骨干。到1937年流亡到长沙解散，然后各奔东西。他们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耀，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另外还有吴金鼎、夏鼐、向达等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技工魏善臣等人。大家在田野考古中，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团队，建立了吃苦耐劳、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虽然流亡到长沙，因为当时具体困难，前程茫然而分散，但形势稍事稳定后即召之而来，重新集中。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海峡两岸中国考古工作的核心力量，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贡献了力量，在近代学术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这支团队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巾多有兄弟之谊，师生之情，为中国考古学建立了承先启后的体系。另外值得一提的两位重要人物是傅斯年和郭沫若，从史语所成立傅斯年一直都是史语所的负责人，对考古组的工作，对殷墟的发掘，他不遗余力，全力支持，与先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傅斯年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进入史语所，根据其所长让其从事各方面的研究，成为年轻后进的良师益友。而这些青年多能不负所望，终其一生献身学术研究，且能自成一家。

郭沫若是老一辈甲骨学者的良师益友，他不仅自己绝顶聪明，短期内就掌握了甲骨文，并大力推而广之，为我国甲骨学研究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自从他开始研究甲骨文，就和先父建立了友谊，并一直保持这种友谊。他在重庆写给父亲的绝句：“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成为甲骨学史上名章。郭沫若是先父的朋友，也是史语所的朋友。1946年夏天他到南京访问史语所，对史语所作了很高的评价。

(六)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普及

傅斯年先生早在1928年就指出中国考古学的新方向：“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丁作之旨趣》)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安阳小屯殷墟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及其他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是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所以民国十七到十九年(1928—1930年)前后这一时期，史语所面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说服地方的合作。当时河南省各界的人士都普遍认为安阳地下所藏的古董，为河南省的财产。他们对于这一工作的意义似乎没有任何了解，总以为中央研究院所派的人，与一般的古董贩子一样只是挖宝而设障阻扰，所以殷墟发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一度中断。先父和李济先生感到事态的严重，一方面报告傅斯年，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转呈国民政府，又亲自到开封与河南的教育界领导阶层交换意见，并将考古学与研究古史之重要关系加以详细说明。得到他们的谅解后，得以复工。

这一时期，父亲在南京成贤街举办的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文物展览，在河南大学所做的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文报告，以及后来在四川李庄举办的中央研究院建院十三周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展览，1942年在重庆参加第三界全国美术展览会等，都是很好的科学普及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傅斯年在抗战时由重庆回到李庄养病，却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审核论文，编印集刊，编成了五大册六十万字的集刊。

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千方百计尽收甲骨文资料，更是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的典范。

(七)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甲骨学的开山祖师王懿荣，就是一位临危受命，“义不苟生”，以身殉国的伟大爱国者。而刘鹗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开粮仓以救饥民于危难，后反被诬而流放新疆，客死西域，何其壮哉。罗振玉虽被傅斯年骂为“老贼”，但平心而论，以他的个人人生经历，加以当时的乱局，也算是忠于自己信仰之士。王国维的忧乱世而投昆明湖……其后近百年来鞠躬尽瘁的学者们为学术研究而献身的努力和精神，共同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金字塔，辉煌的成就光耀全球。

最近一位朋友，在浏览诸家的著述后告诉我，他发现这些学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我说不错，他们都热爱源远流长，千秋万世的伟大中国！

2009年夏于台北罗斯福路寓所

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我就碰上了一回。

2007年初冬的一天，安阳师范学院院长助理、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雪山教授对我说：“南京一家出版社和咱们中心联系，准备出一本董作宾的书，不收费。你收集的材料不少，能不能写？直接给他们联系吧。”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联系人。

想到目前写书难，出书更难，这无疑是件大好事，我很快拨通了联系人王宏波同志的电话。原来，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一套“大家传记”，要为“上个世纪前期在各个领域知名的、有建树的人物”树碑立传，其中拟选早年从事殷墟考古的几位学人。他向我介绍了丛书指导思想、写作要求、读者对象等方面的情况，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研究选题、写作方向等，让我考虑能否承担写董作宾传记。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末了他说“我们以后多沟通吧”。

要说写作，我也发表过上百篇文章，也出过几本书，但专为一个人特别是甲骨学大家写传记还是头一回；能不能把握全局、突出重点，主次有别、详略得当，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地将一个人物写出来，心里确实没有底。初次通话中我也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认识显然还存在着差距。

于是我们开始了“沟通”。这个“沟通”确实必要，我们需要互相认识。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真难吃。这一“沟通”就近半年，我体会到等待的焦虑……期间我也曾想打退堂鼓，年龄不算小了，也不用评职称，何必再费力自找苦吃。但对殷墟、对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的向往和热爱，促使我要努力；再则，作了多年，这是一次难得的集中展示机会，何不一搏。其间我也曾想走捷径找人合作，第一个对象当然是李雪山，他主持安阳师院博物馆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展馆的筹建，掌握的资料更多，况且出版社最先联系的也是他。他对我说这段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即使答应了也只是挂个名，这是你的劳动成果，还是你自己来吧，需要资料可以提供，全力支持。原安阳甲骨学会会长、安阳市文化局局长党项魁也对我说，写作是个人劳动，独立思考，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体系。

2008年暮春，经过近半年的“沟通”以后，终于给我寄来了签名盖公章的出版合同。当签名那一刻，我感到神圣庄严，可心里又沉甸甸的，有一种杨白劳或阿Q按手印画押的感觉，毕竟是第一次。

感谢安阳师范学院领导为我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大力的支持，感谢师院图书馆和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室为我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使我能按时完成写作任务。

王宏波同志收到书稿后给我回件说“辛苦了，谢谢！！”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早年所见过的小品文《作者给编辑的信》：

……

这是夸张了，但我感到也确实是作者的真正心情。从我年轻时遇到的老年编辑，到现在遇到的青年编辑(我还真不知道王宏波同志是哪一种)，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由此，我感到有点本末倒置了。

安阳市政协副主席、安阳师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旭东教授也为我提供资料，还看了初稿并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

传主董作宾的三子董敏、长孙董振选、董作宾祖籍河南温县董阳门董作宾故居陈列室的董永昌等也为我提供资料。董敏由台湾来安阳出席“世界文化遗产殷墟考古发掘八十周年暨考古与文化遗产论坛”，带来了难得一见的《平庐影谱》。董永昌还给我赠诗一首：“地页读鸿蒙，天章认太初。华夏五千岁，蕴史在殷都。百年释商牍，四堂推平庐。钩沉续未竟，继起仗群儒。”他真不愧是董作宾故乡人。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同志和我的同事、朋友以及学生刘永革、王野平、胡洪琼、郭妍丽、李宇方、孙战伟、何理想、郭玉琴、赵永春、金菲菲、王芳、苏星等也为我提供资料、处理图片等。由安阳师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考上研究生的学生，由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给我寄来了急需的资料，真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至于家人的支持，更是不言而喻，每一个作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因此在这里，我愿意将上面那个小金字塔送给他们。

郭胜强

2009年盛夏于古殷都安阳

彦堂这部书(《殷历谱》)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佩服佩服。

——胡适

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唯有合掌赞叹而已。

——陈寅恪

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彦堂之书出，集文献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信史上赠益三百年，孔子叹为文献无证者，经彦堂而有证焉。

——傅斯年

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作出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向前迈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部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的著作是：(1)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郭沫若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两部的作者。

——李济

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

——蒋中正签发董作宾《殷历谱》的嘉奖令

继王国维之后，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董作宾……由于董氏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卜辞或每一片甲骨属于哪一王朝的绝对年代了。这样，更增加了卜辞的史料价值。

——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