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是游览康熙帝国世界的导览。康熙是公元1661年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这趟游历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内心世界：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康熙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本书中，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总序

自序 康熙王朝

第一章 游

第二章 治

第三章 思

第四章 寿

第五章 阿哥

第六章 谕

附录一 康熙三十六年春寄总管太监顾问行的十七封信

附录二 康熙遗诏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塞外极远处生长一种罕为人知的白雁，霜未降时始飞入内地，边关守将视之为霜降征兆。朕将之豢养于畅春园水塘侧，任其饮啄自如。

春季时分，邻近白雁处，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及其大如拳的小鹤，各有所宠。麋鹿、雇麂驯卧山坡，若以竹篙击之，群麂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园内所种玉兰、腊梅岁岁盛开，牡丹国色天香，绛桃、白丁香一望参差，黄刺梅娇艳欲滴。葡萄架连绵数亩，有黑、白、紫、绿诸种，皆自哈密进贡。

朕自幼即喜观稼穑，各方得来之五谷蔬菜种籽必种之，以观其收获。朕巡视南方时，将江南香稻暨菱角带来栽种，怎奈北方地寒，未能结实，但朕亲视栽植之绿竹，培养得法，故能长大几许。人参。种植院中盆内，宁古塔所产满洲名“宜而哈木客”之果，今零星栽于热河，异香满院，风味颇佳，不让于闽、粤荔枝。傅尔丹将军进贡青棵黍种，已植于畅春园、汤泉。

邻近京城之皇室林园丘壑间，及设于南苑、汤泉、畅春园内之围场，每每行围狩猎。野猪困于泥淖之中，架鹰牵犬合围雉兔；纵虎出闸，诱之以钝矢，鸟枪射猎，或提枪刺之。星夜下，临摹田猎，口哨、杂技、歌舞、丝竹声声不绝。烟火炫目，骑师手执红藤蔓，舞动“蓝火舞”，粲然灯笼，愈转愈小，星罗棋布，连绵如缕。火矢冲天，缤纷夺目。林园美不胜收：泉涌洁净，绿草萋萋，山峦叠翠，湖光粼粼。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郁闷胸怀，霎时骋怀自若。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琳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沁凉黎明，须着皮袄御寒，然京城正值酷暑，朕自是不愿命太监领嫔妃出宫，迎朕返京。

塞外遍植橡树、白杨树、山毛榉树林，以及野梨树、桃树、苹果树和杏树。策马漫游，俯拾可得满洲名为“乌纳拉”的甘梅，其色淡红恰似樱桃，热河所产樱桃则有红、白种，酸樱桃色味俱佳；可捡拾初落榛实，或于山中野烧山核桃。茶置于悬吊两马间的火盆，以初融雪水烹煮。朕亲网鲢鱼、鲫鱼以供晨餐，若浸以羊脂或盐腌，即可驰送京城食用。”至于麇肉，可在向阳山脉处，张幄炙烤；或可取甫宰杀的雄鹿肺，亲手烹调(纵使下雨亦无妨)，蘸盐、醋，大快朵颐。在辽东，亦可享用御厨珍视的极品——熊掌。

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诸事，皆幼时习自侍卫阿舒默尔根：阿舒默尔根直言禀奏，无所隐讳，朕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意射获诸兽，不计其数矣。常人毕生射兽之数，不及朕一日所猎。辽东当地佐领那柳不胜惊异，奏日：未见日获如此多鹿者，实乃“真神奇也”。朕曰：“从来哨鹿行围，多所杀获，何神奇之有？”朕于日出前二时离开御帐猎鹿，日落后二时归返，仅晌午小憩片刻。朕尝日获鹿三十六，甚与猎夫合围哨鹿一百五十四。

朕持钝矢猎鹿，俾以锻炼臂膊。或乘三桨船，于浅湖处，以鸟枪射猎水鸟。或于月色中，火炬通明，追猎羊群。朕命猎夫追赶野兔至河岸处，俾朕于舟上发矢射之。朕放鹞鹰猎捕鹌鹑、野雉，或以箭射之。朕尝领二百舟船，于北吉林水域，遍寻鳣鱼，并乘骆驼所负之折叠船，至山中溪涧垂钓。

自五台山返京时，朕尝于长城南方，濒大溪行，裂岸惊涛，与马蹄声相激，有一虎伏于道旁灌莽之间。倏忽，纵登山腰，复跃至平陆，朕穷追不合，援弓射殆。在关外，有一虎睡卧于山下，惊闻鸟枪声，一纵而起，朕隔溪涧发矢，虎应弦倒毙。两天后，朕射殆一豹，再二日，朕又枪殆二大熊。朕与喀喇沁王行围时，发一矢，射穿两黄羊，众随侍无不惊异；朕解释，此系借黄羊跳跃之势，故能一箭双羊。弩箭固能射远，然不得准贯，弹力亦微，不如反曲弓；平日作玩具可，但实际应用之时不足恃。人宁用鸟枪而不就弩箭，而用鸟枪火药最宜小心——一两火药，可轰动二三间房屋，如一斤，则其力难以言喻。对此，朕知之甚详。北巡之时，朕谕令于深谷演礮，崖壁顿时回声大作；另一次京城附近演礮，朕将礮声喻为雷声。霹雳通常不出百里(诚如《易》云：“震惊百里。”)，若闷雷，不过七八里也。然礅声，竟可闻于二三百里之外，朕令于芦沟桥试礅，天津皆可闻之。P21-23

本书是悠游康熙帝国世界的导览，他是公元1661年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这趟游历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内心世界：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任何窥视皇帝内心世界的意图，纵然旨在揭示他的天然异禀和人性特质，也势必会被康熙的子民视为大逆不道。绍承大统之后，康熙便被载入一千八百余年来帝王之家的史册，融人中国赓续两千年不绝的正史进程。根据官方的说辞，皇帝并非寻常之人；反过来说，假若皇帝流露出寻常人的特质，这些特质也必然符合历史记载的帝王行为模式。一旦贵为皇帝，康熙便成为俗世的中心象征，天、地两界的桥梁；依据中国人的语汇，“天子”统治着“天下”。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耗费在仪礼上：在紫禁城内接受朝觐陛见，前往天坛祭祀，出席朝廷硕儒讲授儒家典籍的讲座，到宗庙去奉祀满族祖先。若非出外巡幸，便是幽居北京城内或附近美轮美奂的宫殿，外有高墙环抱，还有千万精锐铁卫拱护。生活上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突出他的唯我独尊及崇荣地位，彰显他的永垂不朽：唯有他能坐北朝南，群臣只能北面而望；唯独他能用朱砂，群臣仅能使用黑色墨汁；他孩提时代的汉名“玄烨”两个字应避讳，朝廷文牍凡出现“上”字均须抬头；龙袍、皇冠是他的专属服饰；臣民在他面前必须行叩头之礼；甚至他自称的“朕”这个字，也不容他人僭越使用。

诸如此类庄严肃穆的仪轨是历代皇帝所共有的。有鉴于皇帝被视为隶属天地社稷，非凡人之躯，所以有关中国皇帝的个人资料往往付之阙如。这些资料大都不见天日，湮没在历史舞台的幕后。尽管康熙充分意识到帝国传统遗续的沉重负荷，但庆幸的是，他也能够坦率又生动地表达他的个人思想，这样的特质在大帝国的统治者身上实属罕见。当然，这类流露私人思绪的只字片语，必定是零星且往往支离破碎地散见于朝廷卷帙浩繁、措辞陈腐迂回的圣谕与面谕中。然而，小心翼翼地寻索，终能清晰倾听他借由文字真实传达的态度与价值观。

就我得以重构的康熙面貌而言，本书前五章分别对应到康熙思想浑然自成的五个范畴。尽管历史学家并不常运用这些范畴来架构他们有关制度与传记的材料，但康熙官方活动的种种面向似乎很自然地被涵摄在某种私人、情感的框架之内。我深信，阐明本书的组织架构，读者最终应能从康熙自己的观点，领略他内心深处的挂碍，进而更加理解康熙这个人。

第一章的标题是“游”，旨在建构康熙驰骋大地时的意念，以及他对于治下这个国家缤纷丰饶的切身感受。在给宦官顾问行的信里，康熙不无自豪地提及，他巡幸四方各逾二千里：西临山西、陕西，北越戈壁直抵克鲁伦河，东穿辽东迄达乌拉，南巡中国鱼米之乡，行至长江下游的绍兴。诚如康熙所言：“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都走过。”康熙巡游的兴味之一，在于搜罗、模拟途中见闻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并将之收拢在各处避暑山庄和御花园，其位置均在距北京策马可达之处：西翼的畅春园、南边的南苑、东方的汤泉，以及建于辽东南侧山陵之上、康熙最钟爱的热河行宫。

康熙有时为了射猎之趣而巡历。他尤酷爱偕同皇子、御前侍卫一道同行，足迹踏遍蒙古沙漠地带和满洲，用箭或枪射猎飞禽走兽，垂钓也是他乐在其中的消遣。他乐于把这些技艺编纂成目录，以彰显满人孕育于关外茂密山林的骁勇遗风。17世纪之初，康熙的曾祖父、祖父，正是在此地征服满族各大部落，在庄屯的基础上建立集中化的军事组织架构，或讨伐、或与比邻而居的蒙古人结盟，并赢得原居关外汉人的归附。因此当流寇李自成于1644年席卷京城、晚明皇帝崇祯自缢之时，壮盛一统的满人，以其骠悍的骑射之师部署于边关，伺机而动。乘混乱之势，满人袭击京城，追逐流寇，建立大清王朝，顺治冲龄践阼，成为满人入关的首位统治者。

对康熙而言，射猎兼具逸乐与强身之效，但也是一种整军经武的展现。康熙巡幸之时，总有千万大军随行在侧，借以调教兵勇弯弓射击、行营立帐、策马布阵。康熙统治期间，也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时。康熙麾下兵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康熙二十四年击溃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噶尔丹自戕的消息，被康熙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

……

至于平日经纬国政的编年史，即所谓的“实录”，就如同清代其余诸位皇帝一般，也存在于康熙朝时代。“实录”的记载通常巨细靡遗，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倡议简洁扼要；同时也因为康熙在评断、讲课、抱怨、劝诫时口语化的特质使然，我们可以发现康熙王朝“实录”的篇幅有所节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依据西方人的算法，总计约有一万六千页。)终其一生，康熙共谕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纵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本人亲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这三部全集包罗了“实录”不曾收录的谕旨及迷人诗作。康熙还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是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员透过奏折可以直达天听，无须辗转经过官僚体系；康熙亲笔批阅密折，盖上个人用印后再将奏折送回原来上折子的人。许多有康熙批览的奏折幸存至今，其中九册甫由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还有许多满文密折尚待校勘。这些等同朝廷日志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经世济民的独特观点，其中有部分也已经付梓。至于康熙的道德观及种种追忆，则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继承人雍正皇帝集结成册(即《庭训格言》)，于雍正八年间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过康熙时代出使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供职于康熙王朝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就近观察，也可以补充上述史料。

再者，更为详尽的交叉比对数据，也可见诸康熙时代文人、官吏所撰写的零散但浩瀚的文章和年谱。有鉴于康熙时常巡游，鲜少维持寡言静默，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许多人都披露了个人的观感。他们往往心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例外的，譬如孔尚任、李光地、高士奇、张英的著述，包含中国史料中向来凤毛麟角、但在西方史学界却俯拾即是的贴身观察：亦即熟稔宫廷生活奇谭异志的男男女女所写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见闻广博，甚至流于闲话家常。皇帝无远弗届的权力，编纂正史所使用的架构，以及罗织文字狱的阴霾如影随行，都使得这类实用素材在中国付之阙如。

蕴涵在这些章节编排顺序中的是一种编年脉动的概念：始自身强力壮、果敢行动、思虑缜密，乃迄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垂垂老矣的落寞。就此而论，本书几乎是一本自传。但从另一种角度观之，前五章无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释，而第六章则完全造译自康熙本人于康熙五十六年草拟的《临终谕旨》。康熙透过这份谕旨主要想表达他的内心思绪。几个月后，当有官员诹询康熙是否还另有谕旨要颁布时，康熙雷霆大怒：“朕缮写一生之事，已备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矣。”依据我们的标准观之，这份《临终谕旨》是篇短得令人费解的小传，但康熙并无撰书帝王自传的祖宗典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十六页的汉文已是康熙王朝史无前例最长的谕旨了。设若这份谕旨读来似有迟滞窒碍之处，且怪异地糅合了陈辞滥调与真挚情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康熙的了解，而非康熙无能认清自己(这份《临终谕旨》，恰巧可和康熙宾天后所公布较为千篇一律的形式化遗诏作一对照。详见“附录二”)。因此，本书前五章也可视为康熙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阐释自己这幅晚年速写。

这种观察角度容许读者设定不同的时间结构来解读本书。本书各部分不仅横跨了康熙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拟这份谕旨准备向群臣宣达之时，过往回忆一一浮现。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令他非比寻常地意识到死亡与历史定位：嫡母孝惠章皇后日薄崦嵫，他本人苦于眩晕也已有一段时日，双脚肿胀疼痛不良于行；众阿哥之间因觊觎皇位继承而蓄积已久的激烈派系斗争，又告死灰复燃。因而本书也试图阐释记忆超越时间囿限的巨大力量，尝试刻画只消顷刻间集中意念便能唤醒的难得事件。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芬芳、声律、计划和心境的花瓶。”他继续说，“我们所谓的真实，是瞬剁间同时萦绕你我的感受与记忆问的某种和谐。”过往云烟徒令历史学家黯然神伤，因为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填满这个花瓶；纵使他们能够，断简残篇的史料也难以捕捉住这“某种和谐”。

尽管黯然神伤，这并不意味从此就得改弦更张，我超脱语言、时间的桎梏，述说康熙的丰功伟业，进而认识康熙这个人。

史景迁的作品向来独步西方中国历史研究学界，且能赢得非史学界读者的青睐，近来甚至在海峡彼岸引燃一片“史景迁热”的阅读风潮，这全有赖史景迁的生花妙笔，奇绝的布局结构，以蒙太奇般的叙事手法，拼贴出真实与虚幻交错的历史情境。《康熙》正是史景迁个人建立独特写作风格的滥觞之作。

在这本书里，史景迁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史景迁的斐然文采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读者不免质疑，这究竟是历史论著，还是文学小说？史景迁笔下的康熙，究竟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位伟大君王，抑或只是历史学家操纵下的傀儡？诚如同行学者康无为(Harold Kahn)对史景迁的评述：“史景迁在为康熙皇帝写自传时，取材于私人数据，以及经过彻头彻尾改写的官方记录。他所要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经过‘排演’的君上，不过他的材料却是经过不断的‘排演’，这中间难道不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吗？”

正如“序言”中所论及，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受到同等的对待，记忆与遗忘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这或许是历史书写的必然宿命。然近来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m)趋势，也让人领会知识的实践性，而必须扬弃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因为透过记忆来寻找真实知识的企图必然落空。记忆虽然是来自过往的知识，但记忆不必然仅止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历史因当下而获得生命力。正因为处于众声喧哗的年代，康熙的历史定位才能生生不息，而《康熙》这本书才得以历久弥新。

为了突显史景迁别出机杼的创作旨趣，让康熙口述自己的传记，译者不得不谨守原典史料，参酌朝廷奏折、各家年谱，甚至模拟帝王的习惯用语，采用文言文的形式来翻译本书。然史景迁信手拈来，中、外史籍如数家珍，数据细琐，还原为带有帝王语气的中文诚属艰难。囿于个人史识、能力有限，讹误在所难免，期请读者不吝指教。